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張愛玲呈現出越來越顯著的心理疾病。她對人越發冷淡，生活日益封閉，家具、衣物隨買隨扔。她其實是以這種方式，來擺脫內心的空虛與枯寂。而多年來一直潛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時終于變成實實在在的客體，來向她發動最后的攻勢了。在洛杉磯的最后23年里，為了躲避這種令她觸之喪膽的小東西，她在各地旅館輾轉流徙，隨身只帶幾個塑料袋。

然而人生是詭譎的，一個人太想得到一樣東西，上天倒不一定讓他得到。張愛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權易手，上海文壇的“傳奇”時代結束。3年后，張愛玲遠走香港。迫于生活壓力，這個出身簪纓望族，從未到過農村、從未接觸過中國革命的她，卻寫出了兩部政治傾向極其鮮明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后者張愛玲本人也承認是在美國駐香港新聞處的“授權下”寫的，連“故事大綱”都被擬定，寫作時還有他人參與。這樣粗糙的文字，難道是由張愛玲那只高貴得幾乎不染纖塵的手寫出來的嗎？

《秧歌》和《赤地之戀》出版不久，1955年張愛玲到了美國，很快與一個叫賴雅的比她大29歲的美國劇作家訂婚。而賴雅卻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堅定到不允許旁人說一句共產主義的壞話，捷克共產黨領袖是他的好友。有人會說，婚戀是婚戀，寫作是寫作，但聯系張愛玲前夫胡蘭成的漢奸身份，這些現象至少可以說明一個事實：張愛玲的人格和寫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產黨也好，小資產階級也好，都與她無關，她真正關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發表作品可以乘機出名，那就快快發吧，哪怕發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凈;既然寫反共小說可以賺錢，那就寫吧，反正天高皇帝遠，共產黨也管不到這里;既然賴雅那么有才華，在美國文藝界又那么有號召力，人也不壞，他相信共產主義有什么關系？年齡大點有什么關系？此后，在生活的壓力下，張愛玲還在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做過中共術語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當年中共言論中的新名詞，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邊是《紅樓夢魘》，一邊是中共術語，也許只有張愛玲才能在生命中書寫出這樣的“傳奇”。

有人說張愛玲畢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沒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將投降之際，上海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通報上列出張愛玲的名字，她馬上表明了拒絕的態度。

一個人迫不得已時可能會做些違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張愛玲這個地步，也真夠可憐的了。她始終做著她的富貴夢，端著貴族架子，四體不勤，謀生無著，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寫作。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不用說是一場孽緣。胡蘭成是夠下作的了，與張愛玲結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漢與一個姓周的護士如膠似漆;當張愛玲追到溫州質問，他又已經與一個叫范秀美的當地女子同居。人們常怪胡蘭成給張愛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問題是為什么張愛玲偏偏“碰”上了胡蘭成？

世間沒有偶然的事。不管張愛玲多么“高貴”，胡蘭成多么下作，他們在人格上其實是有相似之處的。胡蘭成賣文(任敵偽報紙主筆)，張愛玲也賣文;胡蘭成沒有原則，張愛玲也沒有原則。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原則是能出人頭地，盡享浮生的繁華與榮耀，只不過胡蘭成確實更下賤一些。

在美國，最令張愛玲引以為自豪的寫作遭遇毀滅性打擊。一部部作品寫出來，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絕，為此張愛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淚。絕望之中她只好為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以謀生，甚至著手寫作《張學良傳》。她終于發現，她并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紅”的天才。其實，20世紀40年代她在兩年內從一個因戰爭輟學的大學生一躍而成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與上海“孤島”時期的特殊形勢分不開的。藝術和人生的“傳奇”，并不能到處復制。沒有原則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動，其實是被動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來越暗淡。胡蘭成、張愛玲都是如此。而一個作家，如果沒有一顆博大的心靈和日益堅實的信仰體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張愛玲呈現出越來越顯著的心理疾病。她對人越發冷淡，生活日益封閉，家具、衣物隨買隨扔。她其實是以這種方式，來擺脫內心的空虛與枯寂。而多年來一直潛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時終于變成實實在在的客體，來向她發動最后的攻勢了。在洛杉磯的最后23年里，為了躲避這種令她觸之喪膽的小東西，她在各地旅館輾轉流徙，隨身只帶幾個塑料袋。

夏志清先生曾建議張愛玲多接觸美國社會，然后以美國生活為素材進行創作上的突破。但張愛玲孤傲又軟弱，無法融入美國這個早已現代化了的社會。她的生活越來越封閉，最后把自己關起來，有人給她打電話要事先寫信預約，她連友人書信也懶得看了。

在張愛玲的性格中，有一種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樣喜歡小貓小狗，對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親密的人如好友炎櫻、姑姑也錙銖必較，每一筆賬都算得清清楚楚。對于社會，她也沒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車到家要付車夫小賬，覺得非常“可恥而又害怕”，把錢往那車夫手里一塞，匆忙逃開，看都不敢看車夫的臉。有一次空襲后，她和朋友在街頭小攤吃蘿卜餅，竟能對幾步外窮人青紫的尸體視若不見。

張愛玲出身于貴族之家，父親是一個封建遺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鴉片，娶姨太太，母親是曾經出洋留學的新式女子，父母長期不和，終于離異。后來父親續娶，張愛玲與父親、繼母關系更為緊張。有一次，張愛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幾天，回來竟遭到繼母的責打，然而繼母誣陷張愛玲打她，父親發瘋似的毒打張愛玲，“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發一陣踢”。然后父親把張愛玲關在一間空屋里好幾個月，由巡警看管，得了嚴重痢疾，父親也不給她請醫生，不給買藥，一直病了半年，差點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園子里埋了”，也不會有人知道。在禁閉中，她每天聽著嗡嗡的日軍飛機，“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這種陰沉冷酷的環境里長大，青春期遭受過如此殘酷的折磨，心理上不發生一些畸變，幾乎是不可能的。張愛玲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恐懼和懷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堅硬的屏障，把她與世界隔開。“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從青春磨難中總結出來的人生信條。冷酷無情、殺機四伏的家庭，在張愛玲的心靈里種下了一只陰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嚙性的小煩惱”。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與此有關。

曾有人問海明威“作家成長的條件是什么”，海明威說是“不幸的童年”。這句話對張愛玲是適合的。但海明威的話只說了一半。如果一個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漸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這種不幸則可能將作家毀掉。張愛玲終其一生沒有完成這種超越。這個曾經風光無限的女子，就像她筆下眾多女子一樣一步步走向沒落，走向凋零。她與胡蘭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閃閃的戀愛，怎不讓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蘇？當她在枯寂荒涼的公寓中度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白天黑夜，怎不讓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沒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張愛玲呈現出越來越顯著的心理疾病。她對人越發冷淡，生活日益封閉，家具、衣物隨買隨扔。她其實是以這種方式，來擺脫內心的空虛與枯寂。

而多年來一直潛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時終于變成實實在在的客體，來向她發動最后的攻勢了。在洛杉磯的最后23年里，為了躲避這種令她觸之喪膽的小東西，她在各地旅館輾轉流徙，隨身只帶幾個塑料袋。在搬家中，財物拋棄了，友人的書信遺失了，甚至花幾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譯稿也不知所終。去世前4個月，她還寫信給林式同，說想搬到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或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去——這兩個地方都是沙漠，也許她以為在沙漠里可以擺脫被虱子咬嚙的苦惱。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謝世于美國洛杉磯寓所，7天后才被人發現。屋里沒有家具，沒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蓋著一條薄薄的毯子。一個曾經無限風光的生命以一種最凄涼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張愛玲彌留之際，有沒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懶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淚？

她以一雙早熟的慧眼洞徹了人性的弱點和世間的荒誕，并以生花妙筆展示給世人看，但她沒有足夠的光芒來穿透黑暗，驅散心靈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純凈的火焰，我們依靠自己內心看不見的太陽而生存。”一位外國作家如是說。但張愛玲心里沒有太陽。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說，是“一襲華美的衣袍”，這衣袍曾經光艷照人，風情萬種，但最終還是被“虱子”吞沒了。這是怎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