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兒這樣的小角色并非虛設，這一切都更加凸現了《金瓶梅》這夕小說的“世情”意義。沒有純粹的好和壞，大家都活在復雜的世道人心里。

武大郎的女兒是誰？

迎兒是武大郎和前妻陳氏的兒子。 迎兒的苦不是爹武大郎生得丑，不是后娘潘金蓮生得惡毒，而是這么丑的爹沒有一點父母心，當了英雄的二叔武松沒有一點親情意。

迎兒常被潘金蓮毒打，武松殺潘后扔下迎兒不管。迎兒說：“叔叔，叔叔，我害怕”。侄女啊，叔叔可顧不得你了，是死是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武松甚至沒有多看一眼他親侄女的情緒，趕緊去王婆家找尋那些銀子并釵環(huán)珠寶，揚手而去。苦命孩兒迎兒被姚二郎養(yǎng)活了三四年，卻因武松殺人，迎兒被拘留到監(jiān)獄，關了一些日子。然后姚二郎又把迎兒從縣中衙門領出來，嫁與人為妻小去了。

迎兒的悲慘人生

小說人物不比現實生活中的家庭。你預料不到沒出世的孩子是什么模樣，至于葉成家能添個什么后代，更不是你能想象到的。小說就不同了，什么樣的人物在何時出場，基本上都是作者腦袋預先安排好的，尤其是中國古典小說，歷來的作者鉆研文學形式技巧的少，沒有類似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各種古怪，所以話不虛說，人無閑置。“文字每不肯作一筆用。妙絕，妙絕”(《金瓶梅》批語，齊魯書社，1987，340頁。以下引文凡出自《金瓶梅》者，均據張竹坡批評本，其底本是《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武大的家庭事件是從《水滸傳》中生發(fā)出來的，可是《水滸傳》中，并沒有迎兒這個角色。而《金瓶梅》開篇第1回“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中，迎兒就出現了，書中說：

且說武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擔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丟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個過活……(31頁)

緊接其后，又有張大戶把潘金蓮嫁與武大等情節(jié)。多了一個迎兒，潘金蓮的地位由《水滸傳》里的原配正妻變成《金瓶梅》里的填房。

這個小小的改動暗寓了作者的貶損之意。《金瓶梅》中的娘子們多是露水姻緣、半路夫妻，或妓效從良或先奸后娶：來路最正經的孟玉樓也是再醮。西門慶之妻吳月娘同樣是繼室，雖屬明媒正娶的女兒身，卻因愛財、拙笨、馭下無方，待西門慶先妻所生的女兒涼薄等等，被張竹坡批為“繼室可恨”、“奸險好人”諸如此類。

以是否原配來判斷女子行為，當然是腐朽的意識。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欲彰顯潘金蓮之惡，小小的地方都不放過，連略微正當一點點的倫理關系也不肯施與她。不過，這個關系的改動，倒使以下情節(jié)開展得更為合情合理了。

正因為是后娘，潘金蓮對迎兒就像對奴仆一般，指使著端茶倒水，甚至還當作出氣筒，動輒打罵，不給飯吃。對于這一點，武大也心知肚明，曾經對鄆哥說：“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朝打暮罵，不與飯吃。”(第5回，89頁)只是這個親爹對自己的女兒來說，似有若無，生計貧寒倒也罷了，連保護她少受些罪也做不到。性格強悍的潘金蓮為所欲為，在軟弱的武大眼皮底下，就把迎兒收服了。她勾引武松不成，對武大惡人先告狀，就說：“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第2回，47頁)

迎兒出場時已經12歲，按書中交待，潘金蓮十二三歲時已經喬模喬樣，機變伶俐(第1回，32頁)。迎兒與之相比，顯然幼稚木訥得多，其軟弱更與武大一脈相承。對于后娘所作所為，她一清二楚，卻沒有揭明是非的勇氣和能力。潘金蓮敢舉她作偽證，就是吃準了她不會告密。武大出于對兄弟的信任，或許更為了息事寧人，不揚家丑，居然也不找迎兒驗證。

潘金蓮之于武大，好比天上掉下個美嬌娘。“三寸丁谷樹皮”形象猥瑣，原本天性也懦弱，在一片“好羊肉落入狗口里”的嘲諷聲中，似乎更不能理直氣壯。生來機變伶俐的潘金蓮，在這樣潛在的縱容下，越發(fā)感覺自己吃了大虧，也越發(fā)乖張。

在這種變態(tài)的家庭氛圍里成長，迎兒似乎也逐漸扭曲了天性，不用說緹縈救父那樣的壯舉了，連最基本的骨肉親情也維護不了。

武大去捉奸，被西門慶踢了窩心腳，結果：

武大一病五日不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曲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妝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fā)昏，又沒人來采問。(第5回，92頁)

這樣的描寫，直讓人感覺潘金蓮可惡，迎兒則極其可悲可憐。

武大死后，迎兒的遭遖變本加厲。

西門慶娶了第三妾孟玉樓，新婚燕爾，如膠似漆，把潘金蓮拋‘在腦后，一月多不曾踏門。潘金蓮指使迎兒去找，.迎兒找不見回來，“來家被婦人噦罵在臉上，怪他沒用，便要叫他跪著。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第8回，132頁)。迎兒耐不住饑餓，偷吃了一個裹餡肉角兒。潘金蓮正沒好氣，發(fā)覺后，又罵又打。

便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剝去身上衣服，拿馬鞭子打了三十下，打的妮子殺豬般也似叫。問著他：“你不承認，我定你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眼看著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里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他起來，吩咐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那妮子真?zhèn)€舒著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才饒了他。

這一番悍婦發(fā)威有聲有色，活靈活現，還透露出一個小訊息，就是潘金蓮認為武大活著時，迎兒“輕學重告”，說過她的不是。不過，從小說的行文中，我們一次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情節(jié)。就連潘金蓮被西門慶偷娶后，武松回來不見了哥嫂，詢問詳情，迎兒都“只是哭，不做聲”(第9回，147頁)。這就表明了懦弱的迎兒從不曾搬弄是非，倒是潘金蓮一向做賊心虛，總懷疑迎兒背地里告了黑狀，難免時常陪著點小心，現在把武大擺布死了，才總算暢快飛了。聯系金蓮人西門府后種種行徑，事事猜忌在先，慣于咬群兒，方明白對金蓮的性格描寫，此時已經伏筆千里。

親生父親死了，沒有哀戚;力能打虎的叔叔來了，也不敢依靠;對于潘金蓮的行為，迎兒跟王婆一樣清楚，卻一味愚蠢，冷漠處之。武大的尸骨未寒，她就認同西門慶這個“爹”了。之所以如此，書中交代原因，是“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第6回，104、105頁)。看來，迎兒只是怕皮肉之苦，便這等良心泯滅，事事順從。皮肉之苦勝過人倫天理，這樣輕輕交待，實在沒有說服力。只不過，迎兒是個小角色，一般讀者不會過于認真地糾纏在她的性格體現上，作者也樂得省筆。

小說中的人物，不熊單純用道德教條醞來評價。小說是審美的藝術，即使某個人物惡毒丑陋，其描寫越是精細，越是人木三分，其所具備的審美價值就越大。相比于潘金蓮等人的濃墨重彩，花在迎兒身上的筆墨很淡，如同描了一個影兒，可供我們欣賞的審美性也較低。甚至去掉這個角色，對于情節(jié)進展都不會有太大影響，何況《水滸傳》中本來就沒有她。但是，《金瓶梅》中畢竟設置了“迎兒”，顯然有作者獨到的用心。

從表面來看，迎兒一直被潘金蓮壓服著，如同使順手的工具。誰曾料想，這把工具居然是雙刃的。把《金瓶梅》中潘金蓮命運的開頭與結尾對讀，可發(fā)現兩個有趣的細節(jié)。

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暖鞋，掇條凳子，自近火盆邊坐地。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閂，后門也關了。卻搬些煮熟菜蔬入房里來，擺在桌子上。……說猶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教嫂嫂費心。”婦人也掇一條凳子，近火邊坐了。(第2回，44、45頁)

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帶著新髻，身穿紅衣服，搭著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著燈燭，重立武大靈牌供養(yǎng)在上面，先有些疑忌，由不的發(fā)似人揪，肉如鉤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拴，后門也頂了。……武松叫迎兒拿菜蔬擺在桌上，須萸;燙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第87回，1390頁)

列位可以注意，第2回中，是“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閂，后門也關了”，再是“迎兒小女早暖了一注酒來”。而第87回中，則是“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拴，后門也頂了”，擺菜蔬、燙酒的也依舊是迎兒。前者，是潘金蓮為武松設局;后者，是武松為潘金蓮設局。這局中的得力棋子都是迎兒。《金瓶梅》的作者文心何等周密，這樣的對照描寫肯定不是偶合，而是有意設計。武松得以說娶潘金蓮，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看管迎兒。倘無此借口，情節(jié)開展得不會如此順當。全書講因果報應，具體到迎兒這里，潘金蓮間接因她而送命，也是應了個小小的因果。

書中的迎兒一直拙口笨舌，軟弱可悲，直到籜橫尸刀下后，迎兒才第一次主動表達了自己的感受。她說：“叔叔，我害怕。”武松卻對迎兒說：“孩兒，我顧不得你了。”便只管自己掠財逃命去了(第87回，1393頁)。以至于今天的研究者認為武松的表現還不如韓搗鬼叔侄之間有人情味(參看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然而，綜合以前武松央托鄰舍姚二郎照料侄女的行為來看，此舉實出無奈。迎兒已經19歲，攜帶逃命顯然不方便，再說她又無任何過錯，留下來也不會惹麻煩。只是武松臨走前，把迎兒“倒扣”房中，是為了防止她跟從自己逃跑么？讀至此處，令人驀然不快。

迎兒的結局，在第88回，從別人的口中說出，曾經照料過她的那個高鄰姚二郎負責到底，把她嫁人了。

迎兒的遭遇，如果設計成今天的小說情節(jié)，必是極好的心理教育素材。年紀小小，親歷數次死亡。親娘去世，年紀幼小，或無深刻記憶;父親被毒害，已經明白個中緣由;后娘慘死更是發(fā)生在自己眼前。如果她也是個伶俐人，勢必瘋狂或自閉。居然還能平安地有個結局，看來是托了愚鈍的福。

迎兒的存在，進一步貶抑了潘金蓮，她的愚鈍、冷漠、懦弱，更是潘金蓮之狠毒、驕悍的直接影響;增強了武大的悲劇性，卻同削弱了讀者對他的同情;降低了武松的英雄高度，卻使其性格更具有立體性。小角色并非虛設，這一切都更加凸現了《金瓶梅》這夕小說的“世情”意義。沒有純粹的好和壞，大家都活在復雜的世道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