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官場形式十分復雜，各種力量之間的斗爭互相交織在一起。怎樣在政治激流中立于不敗之地，對于李鴻章來說，是成敗存亡的關(guān)鍵。

甲午戰(zhàn)爭失敗，李鴻章因為喪權(quán)誤國，遭到滿朝文武和全國百姓的唾棄，威望一落千丈。就連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對其疏遠。為了起死回生，李鴻章以自己豐富的官場政治經(jīng)驗，采取了“韜晦”策略。李鴻章的“韜晦”之計的更深一層含義是，在各種政治勢力中，四處逢迎，八方討好，暗中窺測權(quán)柄，使自己總是處于有利的境地。他的這一算計在維新變法中表現(xiàn)的最充分。

李鴻章本來是支持變法的，他是洋務派中第一個公開提出變法主張的官員，因此，也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變法主張。在強學會成立之初，他感到維新勢力很有市場，于是便捐銀2000兩，要求加入，但因為甲午戰(zhàn)敗使得他名聲大臭，結(jié)果被拒之門外。雖然如此，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李鴻章始終沒有與維新派絕交，仍舊在暗中給予支持。

隨著維新派與頑固派斗爭的深入，矛盾激化，雙方力量對比也逐步明朗化，李鴻章敏感地窺測到，權(quán)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手中，因此，他就不再談變法了，而是公開站在了頑固派一邊。這樣，李鴻章在維新變法中，不論是頑固派還是維新派都對他沒有惡感。

一次慈禧太后與御前大臣議事，在談到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時，李鴻章說：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皆書院經(jīng)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也”。當慈禧太后對外國保護康有為和梁啟超表示十分憤怒的時候，李鴻章又說：“外人不達華情，誤以其國士擬之，故容其駐足，然終當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以此討好慈禧太后。慈禧見他不是維新派的同黨，又將他視為左膀右臂，任命他擔任兩廣總督，到康有為的家鄉(xiāng)鎮(zhèn)壓維新派勢力。

李鴻章到任后，忠實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辦事，除了對康有為的祖墳加以保護外，逮捕了保皇會(保皇會是清末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的政治團體，亦稱保皇黨，和革命派相對立。指清末民初，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開明貴族及保守派資產(chǎn)階級。建立初因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康有為等維新派逃往國外宣傳維新思想，正式名稱為“保救大清光緒皇帝公司”，簡稱保皇會。)會員羅贊新等人的家人，而且還通過外交途徑與外國駐華使節(jié)、香港總督等交涉，要其協(xié)助清政府逮捕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這雖然是表面文章，但也使得慈禧太后對他更加放心。

在不同的人面前，李鴻章經(jīng)常改換面孔。在就任兩廣總督之前，他對自己的親屬孫寶誼表露了心跡。李鴻章說：“我是奉慈禧的旨意去捉拿康有為和梁啟超及其余黨的，若將此二人捉拿歸案，功勞之大超過鎮(zhèn)壓太平天國和剿滅捻軍，憑如此大功，我可以加官進爵。”說完，又問孫寶誼是否康有為的黨徒，孫寶誼回答說：“是”，并說：“你要是捉拿維新余黨，先把我抓去好了。”李鴻章一聽他是維新黨徒，立即說：“我怎么能抓你，我也是康黨。”可見，李鴻章的態(tài)度和清政府的嚴加緝拿、懲辦的態(tài)度是完全不一樣。

正因為李鴻章左右逢源，他才討得了維新派、慈禧太后對立雙方的歡心。從維新派方面來看，康有為在維新變法失敗后，曾給李鴻章一封信，對李鴻章在兩廣總督任內(nèi)保全祖墳表示感激。梁啟超也表達了自己對李鴻章的好感，后來還寫作了李鴻章的第一本傳記，對李鴻章的是非功過給予了公正的評價。

慈禧太后也仍將李鴻章視為心腹之臣，委以重任，即使在義和團運動后李鴻章失勢，也沒有觸及到他的根本利益，李鴻章因此才得到善終。

從眼前利益看，李鴻章必須唯慈禧旨意是從，從長遠利益著想必須討好維新派，為自己留有后路。所以，李鴻章在維新變法中，采取了左右逢源的手腕，并且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做局者，一定要考慮好自己的退路。在頂峰時不論如何風光，那都不是永久的。當你順著梯子往上爬時，一定要注意梯子的整潔，因為你還要從梯子上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