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弟媳羽太信子任何時候都沒有成為夫婦，但他們是否有過性關系呢？這是好多的人所懷疑的。

《書城雜志》陸續轉來一些讀者來信，要我談談魯迅與羽太信子的關系。大家都己知道，魯迅與周作人兄弟之情斷裂，是魯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引起的。魯迅和羽太信子之間到底有過什么樣的關系呢？一些學者和非學者己作了種種猜測，而到目前為止，他們猜測的唯一根據，是周作人致魯迅的決裂信。為便于說明問題，且把這封決裂信的全文抄錄于下：

魯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從這封信看，周作人是昨天(1923年7月17日)突然知道了—件“過去的事”，才寫這封絕交信的。“基督徒”常被認為是忍辱負重的人，所謂“打他的左頰，會把右頰伸過去”。不是基督徒，就是說不是那種忍辱負重的人。那么，“過去的事”，在周作人看來，有辱于他，他是決不能接受的。“薔薇的夢”似指過去設想兄弟怡怡的大家庭生活長期存在下去，這件“過去的事”，證明那設想的“虛幻”。現在所看到所醒悟的，或許才是“真的人生”。因此，他要改變過去的想法，開始新的不再是薔薇夢式的生活，意即必須與魯迅分手。當時周氏一家在八道灣十一號，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子女住后院，母親住中院，魯迅和朱安住最南面的前院。不許魯迅再到后院去，并請他“自重”，不但再次宣布與魯迅決裂，而且要求魯迅不再和羽太信子有任何接觸。那么，“過去的事”，也就是魯迅和羽太信子之間有什么糾葛的事。而這件事，只可能是羽太信子于7月17日告訴周作人的。

這件“過去的事”，到底是一件什么樣的事呢？周氏一家，不論是周作人一邊的人，還是魯迅一邊的人，都守口如瓶，諱莫如深。外界的人，對于魯迅周作人決裂的原因，紛紛猜測，也莫衷一是。魯迅逝世后，郁達夫于1938年寫的《回憶魯迅》中，對此事透露了一些說法。他說：“據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鳳舉，即張鳳舉，當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周作人的好友。他透露的消息，大概有點來頭。新中國成立后，魯迅成了圣人，而且越來越神圣，兄弟之情的斷裂已被說成完全是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至于魯迅和羽太信子的關系，連最有名氣的《魯迅年譜》和《魯迅傳》都避而不談，成了魯迅研究中的禁區。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初。

越是劃為禁區，人們不免越是要竊竊私語。與其讓人竊竊私語，倒不如把事情真相弄明白，才不致損傷魯迅的真實的形象。1980年出版的《魯迅研究資料》第4輯，第一次公布了周作人給魯迅的那封決裂信，后來我在《文藝報》上看到倪墨炎君的《兄弟之情斷裂》一文，認為魯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是家庭經濟問題引起的。全家搬入八道灣后，由信子當家。當時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又在幾所學校兼課，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上；魯迅本工資每月300元，又有幾所學校兼課收入。兄弟倆留下自己買書等的零花錢，每月交到信子那里總在600元以上吧。房租是不用付的。全家十一口，兩名長雇傭工。人口雖多，但如安排得當，生活可以相當富裕，還可有點積余。信子用錢卻不尚節儉，只圖眼前，不但月月用完，還常常入不敷出。錢不夠用，就要魯迅去籌劃，周作人是不管的。魯迅只好借債，不斷地還了老債，又借新債。這在魯迅日記中都有記載。在這種情況下，魯迅難免有一些要注意節儉的話，矛盾就此而起。這類矛盾周作人是不介入的。及至信子“告知”了“過去的事”，才導致周作人寫那封決裂信。但倪氏的那篇文章，對于魯迅和羽太信子的關系沒有進一步探究。這之后，談論魯迅和羽太信子關系的文章逐漸多起來了，產生了種種猜測。

在種種猜測中，最捕風捉影、跡近造謠中傷者，要算千家駒。千家駒在香港發表文章，斷言魯迅和羽太信子原是夫婦。根據是《魯迅日記》中記有“寄羽太家信”，“既稱羽太為‘家信’，又經常寄款，可見羽太與魯迅的關系不是一般的關系而是夫婦的關系”。其實，魯迅從1912年起，一個人在北京工作，要不斷向紹興老家寄錢。而住在紹興老家的周作人、羽太信子要不斷向日本羽太家(有父母兄弟)有所接濟。周作人和信子要求魯迅直接從北京給日本羽太家寄錢，免得錢寄到紹興再寄回日本，多費手續和郵費。有時周作人還從紹興寄小包到北京，要魯迅轉寄日本，大概因為北京有日本郵局，寄遞較為方便。因此，魯迅日記中不斷有往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或“寄羽太氏信”的記載。千家駒置“寄羽太氏信”于不顧，又把寄“羽太家”的信，讀成寄羽太的“家信”，實在是出奇的高明。在紹興的羽太信子常在周作人給魯迅的信上附筆問好，或一起署名，或附上短箋，因而魯迅日記中常記有“得二弟及二弟婦信”。復信的情況也相似，魯迅日記中就記為“寄二弟及二弟婦信”。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羽太信子有時就直接給魯迅寫信，魯迅就記為：“得二弟婦信”或“得信子信”。魯迅的復信多數與給二弟的信寄在—起，“寄二弟及二弟婦信”，也有少數單獨寄信子的，“寄二弟婦信”。這些信件往來，魯迅從不稱為“家信”。從1912年5月魯迅到北京，至1919年8月羽太信子到北京，這期間羽太信子在周作人或周建人給魯迅的信上附筆或附箋25封，單獨給魯迅寫信28封，其中20封集中在周作人到北京后生病期間，魯迅在給周作人或周建人信時為信子附筆附箋36封，單獨給信子寫信3封(都在1917年周作人到京后)。從這種書信往來情況看，魯迅和信子之間也沒有什么特殊關系。千家駒既沒有弄清羽太信子1912年以后是在日本還是在紹興，也沒有弄清1912年周作人和信子結婚已四年，就憑魯迅日記中有“寄羽太家信”字樣，驟然論斷“魯迅和羽太信子是夫婦”，其假設之大膽，論證之虛妄，實在令人驚嘆！

魯迅和羽太信子任何時候都沒有成為夫婦，但他們是否有過性關系呢？這是更多的人所懷疑的。《書城雜志》編輯部轉來一封讀者來信說：“當時留學生和下女發生性關系是很普遍的。魯迅當年正在青春期，和下女羽太信子發生關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后來他在紹興結了婚，周作人來日本時就把信子介紹了給他。到 1923年信子和魯迅因家庭經濟問題矛盾尖銳時，她就說出了這個底細。這就是周作人在決裂信中說的‘過去的事’，他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我看來，這種說法也是經不起推敲的。

魯迅并非在周作人到日本之前就認識羽太信子的。1906年夏，魯迅應母之召回紹興結婚，婚后幾天，就和辦好了留學手續的周作人一起到了東京，住進魯迅原來居住的本鄉區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這是中等偏下的下宿，兄弟倆一起住在一間房間里。1907年春，兄弟倆遷居本鄉區東竹町的中越館，離伏見館不遠。他們租了兩間房，較寬暢，但伙食不好。1908年4月，許壽裳找到了本鄉區西片町十番地呂字七號的房子，原是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居住之地，硬拉魯迅周作人—起去住，還有另外兩個留學生，共五人，稱為“伍舍”。在這里魯迅和周作人同時認識了臉盤圓圓、做事利索的貧窮姑娘羽太信子。她不是下女，而是為住客們辦理伙食的類似小廚娘那樣的角色。不久，這位姑娘對住客中最年輕的周作人似乎特別好感，兩人就慢慢地親近起來。這里房間清潔，庭園廣寬，花木茂盛，但房飯錢很貴。在這里住了不到十個月，1908年冬，周氏兄弟和許壽裳遷居到了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號。羽太信子繼續為他們辦理飯食。過了兩個多月，周作人就向魯迅提出要和羽太信子結婚，魯迅表示并不反對。

1909年春，許壽裳打算回國任教，魯迅對他說：“你回國很好，我也只能回國去，因為起孟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1909年6月，周作人與羽太信子結婚，婚后仍住在丙字十九號內。同年8月，魯迅歸國工作。魯迅周作人同時認識羽太信子，幾個月后，周作人就與她明確了婚姻關系，又過半年多，兩人就正式結婚。這樣的戀愛進度，不可能有魯迅插足的余地，更不可能信子先與魯迅發生關系，然后再由魯迅介紹給周作人。那位《書城雜志》的讀者的來信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恐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猜想罷了。

那么，周作人決裂信中所說的“過去的事”，也就是“昨日”羽太信子向他“告發”的是件什么事呢？筆者認為羽太信子不可能“告發”魯迅曾和她有過性關系。要是這樣無中生有地“告發”魯迅，不也就無中生有地“告發”了她自己嗎？這里還有一些旁證。周建人曾和羽太芳子結婚，后感情破裂，周建人在上海與王蘊如結合。魯迅曾和朱安結婚，也因感情不合，在上海與許廣平結合。羽太信子就常在周作人面前冷嘲熱罵，說他的兄弟多妻，因而周作人也靠不住，甚至懷疑他1934年7月去日本探親時(羽太信子同去)有外遇。直到晚年，信子還嘮嘮叨叨的有這類指責，引起周作人的不快。這件事卻也從旁反映了：如果羽太信子“告發”過她與魯迅有過性關系，她還有什么資格去冷嘲熱諷什么“兄弟多妻”呢？她還有什么資格去懷疑指責周作人有“外遇”呢？因此，羽太信子的“告發”必然是：魯迅曾怎樣對她別有企圖而遭到了她的嚴詞拒絕。即所謂對她有“失敬之處”。這當然也是周作人所不能容忍的。再有一個旁證。在兄弟之情斷裂后，魯迅離開八道灣，在磚塔胡同找到了臨時居住處，就去八道灣搬取還留在那里的東西，不料周作人夫婦大打出手。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記有這么一段：

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這當眾宣布魯迅的“罪狀”，必然是魯迅怎樣的別有企圖，怎樣的想得到她，怎樣的下流，所以“多穢語”，但不可能是魯迅曾怎么與她發生性關系，否則，“凡捏造未圓處”，周作人怎么“救正之”呢？總之，有些人猜想羽太信子曾向周作人“告發”了魯迅和她有過性關系，是既沒有根據又不合情理的。

那么，魯迅對羽太信子是否可能“別有企圖”呢？在沒有任何對證的情況下，這還得看魯迅的一貫為人。魯迅在大家庭中的作風是嚴正莊重，對弟弟和弟婦們是關懷愛護，肯負責任。他不是那種輕佻浮躁或風流浪漫的人。前面談到，信子單獨給他寫信，他的復信大都附在給周作人或周建人的信中；芳子也給他寫過不少信，他的復信也是附在給周作人或周建人的信中。這說明他很注意倫理關系。周作人夫婦與他鬧翻后，家人們幾乎都站在他的一邊。母親不用說了，她堅持要和魯迅生活在一起。周建人在上海立即給魯迅來信，后來他和魯迅一致認為：周作人已“昏”到成為信子的奴才。朱安信任丈夫，她要求和魯迅—起搬出去住。芳子很快就向魯迅借錢，她不去向姐姐信子借，卻向魯迅借。芳子生病住醫院，魯迅即去醫院看她。周建人的學生許羨蘇原住八道灣，住宿學校后，星期天她卻常到魯迅這邊來了。這都說明了家人們對魯迅的信任和尊重。從中也可見魯迅平時的為人。他們當然都知道信子說了魯迅什么，但他們心里是是非分明的。

不久前中國大陸有一種說法：羽太信子的氣質是神經質的，有時甚至要發癔病。在家庭里，魯迅對妻子冷淡，而常用日語與信子談天，信子以為魯迅對自己特別熱情。到北京八道灣，母親提出不當家，朱安不能當家，魯迅就讓信子當家，信子也以為是魯迅特別抬舉。久而久之，她就以為魯迅對她有意。后來矛盾爆發，她就把日積月累的內心的想法作為客觀事實“告發”了出來，甚至把魯迅的正常接近認為是“對她不敬”。這說法，雖屬臆測，但也可聊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