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場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著“正途”進入社會上層，進而實現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當時許多名流顯宦的賞識和推崇。

今年9月5日，是清末一代名臣左宗棠逝世130周年紀念日。左宗棠一生經歷坎坷。年輕時先后三次赴京趕考，卻因為諸多原因，三次落榜，最終他離開京城。1868年，當他以陜甘總督的身份來到京城覲見時，已經過去了30年時間。左宗棠待了10天，在許下五年平亂的諾言后離開京城。1881年，左宗棠奉旨入京，不到一年，因調任兩江總督再次離開北京。1884年左宗棠再度召入京城出任軍機大臣，不久，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離京赴福建主持軍處。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

道光十三年（1833年），22歲的左宗棠第一次來到京城參加會試。左宗棠首次進京，住在什么地方，已無從稽考，很有可能就是住在胡林翼家。這次進京，左宗棠雖然落第，但得以與胡林翼結識并建立了終生的友情。

胡、左兩家是世家——左宗棠的父親左觀瀾和胡林翼的父親胡達源是岳麓書院時的同窗。此時，胡達源正在京城為官，全面負責實錄館（職掌修史）的事務。這次進京，左宗棠或許就在胡林翼家住過不短的時間。胡、左二人同齡，胡林翼只比左宗棠大三個多月，最難得的是志趣相投：兩人縱談古今大政，廢寢忘食。因為擔心聲音太大而影響家人，“每風雨連床，徹夜談古今大政”，風雨之夜，他們便將床搬到一起，借著雷雨聲的掩護，徹夜長談。

只是遍尋《胡林翼集》和各種版本的胡林翼年譜，包括與胡達源同期為官的翁同龢父親翁心存的日記等資料，均未能找到當初胡家所居之地。

落榜之后，左宗棠將自己此番趕考的所見、所聞、所想，寫成詩《燕臺雜感》八首。在詩中，他雖然發出“窮冬走馬上燕臺”、“洛下衣冠人易老”的感嘆，但也強調“西山猿鶴我重來”的志向：與北京西山的猿鶴相約，還要來京城再看它們。從字面上來看，左宗棠在京備考的閑暇之余，曾和朋友一起逛過西山。

進京期間，左宗棠的新婚妻子周詒端在湖南老家聽說左宗棠在京病重，不禁十分擔心、憂思成病。雖然事后得知只是謠傳，但當時交通不便，周詒端因此落下了肝氣上犯之癥。

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月，左宗棠二度進京趕考。進京之前，妻子正臨盆待產，因此左宗棠十分牽掛，抵京后頻繁給家里寫信。從左宗棠三月二十二給周汝充的信末尾所署的“京師鐵門周宅書寄”可知，此番赴京趕考，左宗棠住在鐵門周華甫家。

今天的北京西城區，有“鐵門胡同”，北起西草廠街，南至騾馬市大街。鐵門之名始于明代，原是虎場。后來演化為鐵門巷，1965年改今名。左宗棠所住的鐵門，應當就是今天鐵門胡同一帶。

不巧的是，因為水土不服，左宗棠此次進京還真得了重病。由于生病，再加上思鄉之情，左宗棠在京城過得并不如意。在給妻兄周汝充的信中，就時常有“不服水土”、“心中頗不甚舒暢。兼以客居無聊，思鄉念切”、“興會索然”等詞句。

這次會試，左宗棠自我感覺還不錯。發榜時，他被初選為第15名。但沒想到湖南多錄取了1名，揭曉時就將左宗棠的試卷撤下，把名額撥給了湖北，左宗棠只被取為“謄錄”。謄錄主要工作是為編撰皇帝實錄擔任抄寫工作，即相當于文書之類。雖然將來如果表現好，也能外放做小官，但左宗棠不甘屈就，返鄉準備第三次科考。

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初，左宗棠第三次進京。路過漢口，他遇見歐陽曉岑（字兆熊），兩人結伴而行。左宗棠那首被評為氣度豪邁的著名對聯——“迢遙旅路三千，我原過客；管領重湖八百，君亦書生”就是在這一年寫的。歐陽曉岑在《水窗春囈》中記載了左宗棠此后廣為引用的一件逸事：在漢口渡船上，左宗棠給妻子的信中說“舟中遇盜，談笑卻之”，告訴妻子自己在談笑間趕跑了上船的盜賊。同住一船的歐陽便問左宗棠的仆人在什么地方遇到強盜？仆人說沒有，只是左宗棠夢中遇見賊人而已。不過，歐陽曉岑的記載，只是用來開左宗棠愛吹牛的玩笑，并非史實。因為當年左宗棠進京，他并沒有帶仆人，而且遍查左宗棠給妻子的信，也無關于遇到盜賊的敘述。

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月，左宗棠抵達京城，依然入住鐵門周華甫家。這次趕考之前的大部分時間，左宗棠致力于研究古今地理沿革，并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繪制自己研究的全國地圖。換言之，他并沒有認真準備八股文等科場應試題目，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孟浪進京，全無佳想”。再加上他到了京城之后，天天和胡林翼等朋友喝酒游宴，“幾置試事于度外矣”。因此，最終落榜也在情理之中。

左宗棠此番進京，除參加科考之外，還為給守寡多年的岳母申請旌表、參加實錄官考試（考中后，可由謄錄外放為教諭，以掙錢安身和補貼家用），前前后后在北京待了一年多：從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月抵京，一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才回到家。

由于在京城待的時間延長，所帶的盤纏不夠，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左宗棠被迫向同來參加會試的老鄉陳堯農借銀近百兩。借款時說好月底在長沙交還，由于家里一時湊不到這么多錢，左宗棠只好先請周汝充幫忙償還。之后，欠周汝充的錢也未能在約定的九月份還上，左宗棠不得不寫信向周汝充致歉。

除了落第、缺錢等不順心的事，在京期間，左宗棠又得了重病。此時的左宗棠，可謂窮困潦倒，“心緒極其無聊”。或許正是這樣的痛苦經歷，使得左宗棠決意不再參加會試。

科場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著“正途”進入社會上層，進而實現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當時許多名流顯宦的賞識和推崇。早在1830年，僅18歲的左宗棠拜訪長沙的著名務實派官員和經世致用學者賀長齡時，賀氏即“以國士見待”。其弟賀熙齡則是左宗棠在城南書院讀書時的老師，對自己的這位弟子，賀氏非常喜愛，稱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后來師生還結成了兒女親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澍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動提議將他唯一的兒子與左宗棠的長女定婚。

名滿天下的林則徐對左宗棠也十分器重，兩人曾在長沙徹夜長談，對治理國家的根本大計，特別是關于西北軍政的見解不謀而合。林則徐認定將來“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屬，特地將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寶貴資料全部交付給左宗棠。后來，林則徐還多次與人談起這次會見，極口稱贊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絕世奇才”，臨終前還命次子代寫遺書，一再推薦左宗棠人才難得。

1852年（咸豐二年），當太平天國大軍圍攻長沙，省城危急之際，左宗棠在郭嵩燾等人的勸勉下，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衛大清江山的陣營。左宗棠在炮火連天的日子里縋城而入，張亮基大喜過望，將全部軍事悉數托付給左宗棠。左宗棠“晝夜調軍食，治文書”、“區畫守具”，各種建議都被采納，并立即付諸實施，終于使太平軍圍攻長沙三個月不下，撤圍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從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