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杜月笙被選為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是在原副會長史量才被暗殺之后才被補推的。事實應該說是暗殺當日杜即被補推選為副會長。1934年11月史量才被軍統組織暗殺，因為史量才原等于是第一副會長(從1907年至1913年四屆只設一名副會長，從第五屆至1946年第十一屆也一直設兩名副會長)，所以，史被暗殺的當月22日，總會第一屆第四次理事聯席會議立即推選杜月笙為副會長，他的名次一直排列于另一位副會長劉鴻生之前。杜月笙是為第八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以后在1938年第九屆、1943年第十屆、1946年第十一屆，杜月笙均連任副會長，共擔任了12年副會長的職務(見《中國紅十字會九十年》)。

但據筆者查證：杜月笙在此之前就已經接觸紅十字會的工作，而且擔任了一定的職務。現在所能查到的是1934年9月，杜月笙已經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公選為理事，并由理事會推選為常務理事。在杜月笙當選為副會長之后，他同時還被選為總會下屬機構救護委員會副主席和經濟委員會副主席，這說明杜月笙被紅十字會選舉擔任重要職務，與他“樂善好施”及在工商界的影響有關。上海每次賑災募款均由杜月笙領銜，據統計，在“聞人”中，杜月笙捐款賑濟是最多的，所以他自然被推選為上海慈善團體的理事長。而且，每月杜月笙都要散發“濟貧月折”，貧民每逢農歷初一、十五兩日，均可憑折領取救濟金。對于這些“樂善好施”諸舉，無論如何褒貶，但誰也不能否認這確是事實。

在杜月笙當選為副會長的兩年前，他出于愛國心，曾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與史量才領導上海的救護捐濟活動。《杜月笙先生大事記》載：“迨九·一八事起，不旋踵一·二八又猝發，我軍英勇奮斗。先生念上海處全國經濟中心，交通之總紐，其勝其貶，國之存亡焉，立即與諸同志組織上海市地方維持會，被推為副會長。一振臂而全市民眾，不論男女老幼，感攘臂起，供應軍需糧食于前線，安定金融生活于后方，救護傷兵于彈雨之下，拯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創為救濟捐，則捐款表紛沓而至；征集機車工具，則應召者爭先恐后。且于救濟維持之外，設有政治、外交、租界問題、航空軍事各委員會。蓋先生之謀遠慮深，非僅為一時之維持地方已也。協定停戰之后，地方維持會結束，改為地方協會，旋先生亦改任會長……”這篇文字據說出自章士釗先生手筆。客觀而論，上述所記不免有夸飾之辭，但應該承認基本上是事實，杜月笙在工商、金融界有影響和號召力，在淞滬抗戰中，他確實發揮了自己的作用。當然，地方維持會長史量才發揮了核心作用，杜月笙應該是受了史量才的鼓勵和影響。

史、杜等人的作法，并不符合蔣介石的想法。當時蔣還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對十九路軍抗戰每每掣肘，因而對史、杜領導的捐款接濟義勇軍、向前線運送慰勞品、搶救傷員等，是不滿意的。事實上，地方維持會及事后改稱的地方協會，與當時貫徹蔣意圖的上海市黨部產生了矛盾。從某種程度來說，維持會由于從事愛國救亡，實際也取代了上海市黨部的位置。這就招致了蔣對史、杜二人的不滿，招致了史量才的被暗殺。

史、杜二人關系密切，所以杜在見到蔣介石時，屢次為史說好話。史被暗殺前，杜月笙曾親自陪史量才去見蔣介石，以求消除矛盾。但史量才堅持抗日救國，因而受到蔣介石的威脅，據說分手時蔣介石對史說：我有幾百萬軍隊，惹怒他們是不好辦的。史量才針鋒相對回答：我的《申報》(史當時是社長)有幾十萬讀者，我也不能得罪他們(指宣傳抗日救國)。由此引起了蔣的殺機(但也有另一種說法。據軍統老人鮑志鴻回憶：蔣介石聽從杜月笙的建議，通知軍統停止暗殺史量才的行動。因負責人趙龍文下午睡覺而致使電文未能及時下達。翌日史即被暗殺)。

史被暗殺后，杜月笙不僅擔任了史原來紅會副會長一職，也擔任了史原任會長的上海地方協會會長。這依然引起蔣介石的不快。地方協會是在抗日救亡中產生出來的團體，不是蔣的御用組織。而且，杜任紅會副會長后依然熱衷救亡活動，所以蔣、杜二人的芥蒂并沒有因史的被暗殺而消除。

杜月笙被推舉為紅十字會副會長，固然是因為他對救亡運動的熱誠及在社會上的影響，同時也確實因為他有長期的賑濟組織工作經驗。杜月笙早在1924年就出面組織了上海難民救濟會，1925年又發起聯義善會，以“拯濟貧苦”為宗旨(見《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記》)。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抗戰。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名義，聯合各團體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并同時成立救護隊10隊、急救隊13隊、臨時救護醫院24所，征集救護汽車98輛，并特約公、私醫院16所收容受傷軍民。據統計，杜月笙所領導的救護輸送醫療工作，共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籌劃在松江、昆山、蘇州、無錫、杭州、南京等地設立重傷醫院，每年醫院少則收治傷員二三百人，多則達三四千人。南京淪陷之后，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各地工作人員大多撤退到漢口。杜月笙親自乘飛機到漢口，與政府有關部門統一商定救護方針，在漢口成立臨時救護委員會，設置醫療隊37隊，后因需要逐漸增加至178隊，共有工作人員近3000人。據統計，至抗戰結束，紅十字會所救護的軍民總數已達260萬人。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成績。當然，做出這樣的成績，與紅十字會廣大工作人員的努力分不開，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領導作用不容忽視。救護工作所需的物資、車輛，許多都出于杜的號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毀家紓難”。在這一點上，他號召他所能影響的團體(包括他的幫會組織)捐助抗戰，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戰中，他堅持在上海，包括參加抗敵后援會工作，直至11月上海淪陷，他才秘密撤退。

杜月笙在上海抗戰中所辦的另一件大事是與戴笠共同創辦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參加抗戰。過去認為是戴、杜二人抓特務武裝，對付共產黨，實際這種看法違背了歷史。盡管戴笠一生以與中共作斗爭為己任，但在抗戰中，他的思想傾向基本屬于黃埔系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在這一點上，“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的杜月笙與他是一致的。兩人本來即為摯友，在抗日這一點上又有共識，所以兩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萬人的武裝游擊部隊，以幫會和工人為基礎，配合正規軍作戰，并負責肅諜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錢捐贈了5000支快慢機手槍，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動員了幫會成員、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入伍。10月，這支僅以一月時間倉促成立的游擊部隊，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正規軍與日寇作戰，盡管作戰力差，但大多成員異常英勇頑強，為中華民族抗戰作出了犧牲。據事后統計：別動隊戰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傷500余人。據說，杜月笙頗為悲痛，他不是心疼錢，而是哀憐那些為國捐軀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并設立總辦事處，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資，并同時籌措救護事業的經費。可以說，杜月笙此時是非常辛勞的。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設有中央賑濟委員會。“八·一三”抗戰后，蔣介石安排杜月笙為該會常委，負責粵、桂、閩三省(稱第九救濟區)工作。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將第九救濟區辦事機關與中國紅十字會機關合設于香港九龍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飯店辟有房間，專與各方接觸。當時，海外僑胞對抗戰捐助的物資及對難民的救濟品，都由杜月笙接收運往漢口或重慶。同時，杜還負責與戴笠合作布置向淪陷區搜集情報及鋤奸策反工作。據說，上海另一幫會頭目張嘯林投敵被暗殺，也與杜月笙有關。另外，轟動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脫離汪偽集團，并公布“汪偽密約”，也是杜月笙與戴笠共同策反的。

在抗戰中的開始階段，海外物資大部分通過香港轉運國內，杜月笙以紅十字會名義辦理接收、轉運，為抗戰事業應該是做出了貢獻的。香港淪陷后，紅十字會總會于1940年移設重慶，杜月笙也撤退重慶，主持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后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籌建了重慶醫院，當時有床位300張，各科設備齊全，是當時最先進的戰時后方醫院，受到輿論的稱贊。另外，杜月笙在搜購、搶運戰略物資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戰勝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復員工作，并協助恢復、加強了上海紅十字會分會的組織，對該會推進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奠定了基礎。

杜月笙在抗戰中，激于愛國熱忱，領導了紅十字會的醫療救護和物資運輸工作，這是應該肯定的。歷史也不會忘記他在抗戰中做出的貢獻。抗戰中的紅十字會救助工作，是中國紅十字會歷史上光輝的一頁，這里有杜月笙的努力和熱忱。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出走香港。蔣介石為防止他投向人民，曾派俞鴻鈞、洪蘭友專程游說邀他赴臺。杜以染病推拒。蔣發現杜欲回大陸，一方便散布謠言，說中共欲引渡他回內地清算批斗，另一方面布置特工潛入香港，欲將杜暗殺。杜因驚懼而中風，并拒絕治療，1952年8月7日口述遺囑，8月16日彌留前對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由于臺灣當局的阻撓，他的遺愿終未實現，1952年11月遺骨被運往臺灣，至今暫厝臺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是一個復雜的人物，他的身上有不少污點，但也有黑暗中閃爍的火花。一個人只要做了一點對民族、對人民有益的事，歷史將會記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