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霖，直隸省河間府肅寧縣(今河北省滄州市肅寧縣)人，于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中甲辰科狀元后，第二年科舉取士制度被廢除，他便成了中國科舉史上最后一位狀元，被稱為“末代狀元”。

慈禧太后欽點的“末代狀元”

有關劉春霖高中狀元之事傳聞甚多。據(jù)說是由慈禧太后欽定的。殿試后，主考大臣把入選的試卷按名次排列，呈請慈禧太后“欽定”。當時內(nèi)外交困，憂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準備做七十大壽，想從科舉之中得到一點兒吉兆。她先看了幾個人的卷子，覺得都不合自己的心意。當看到劉春霖的考卷時，卷面上那清秀雋麗的小楷字，使慈禧眉宇舒展，又一端詳“劉春霖”三個字，更是頻頻點頭。原來，這一年大旱，慈禧聯(lián)想到“春霖”即春風化雨，普降甘霖，加之劉春霖籍貫直隸肅寧，更覺得這個地名符合她盼望肅靜安寧的心愿，于是點劉春霖為“一甲頭名狀元”。

劉春霖得中狀元后，被派往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深造。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回國后，歷任咨政院議員、直隸法政學校提調(diào)、北洋師范學校監(jiān)督等職。1927年以后他辭去公職賦閑在家，先寓于上海，后移居北平(今北京)，其地址是今天的西城區(qū)新文化街(原石附馬大街)以南的西智義胡同。辭官后，他終日以詩書、字畫為伴。雖隱居不仕，但對國家前途頗為關心。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步步升級。在日偽的黑暗統(tǒng)治下，很多仁人志士不甘沉淪，不當亡國奴，奮起抗爭，表現(xiàn)出中國人不屈的民族氣節(jié)，“清末狀元”劉春霖就是其中的一位。日偽漢奸曾多次以高官厚祿邀劉春霖為日偽政權(quán)效力，但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和怒斥……

拒絕擔任偽滿洲國“教育部長”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占領了東三省，第二年便扶植清廢帝溥儀做傀儡，建立了偽“滿洲國”(1934年3月改為“帝國”)，“首都”設在長春(稱“新京”)。為了招兵買馬，溥儀除了籠絡一批清末的遺老遺少外，還想讓一些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物為其效力。1935年3月，偽滿政府總理鄭孝胥派人去找劉春霖，所派一行二人帶著溥儀親自簽署的“詔書”前往北平，并攜帶了許多東北特產(chǎn)作為見面禮，想以重金聘請當時已63歲的“末代狀元”，出任偽滿洲國“教育部長”。他們在正陽門東站(前門火車站)下了火車后，便坐上一輛汽車，直奔位于城西的西智義胡同劉春霖府邸。先是將帶來的東北特產(chǎn)送上，隨后說明來意，并取出溥儀簽署的“詔書”，遞到劉春霖面前。劉春霖看了兩眼，言道：“而今我年事已高，體弱多病，難以勝任這‘教育部長’之職，你們還是另請高明吧！”

二人垂頭喪氣地回到長春，如實向鄭孝胥說了劉春霖婉言謝絕任職之事。鄭孝胥聽后極為惱火，將這二人訓斥了一頓。

過了一個月，鄭孝胥要親自登門拜訪劉春霖。但他從長春趕到北平后并沒有急于拜訪劉春霖，而是先拜訪了幾位劉春霖的故友，了解劉春霖的為人、秉性與愛好。其中一位介紹說，劉狀元嗜好品茶鑒水，尤其喜歡京城老字號“張一元”的茶葉，于是鄭孝胥特意到前門外大柵欄“張一元茶莊”買了幾斤極品好茶，隨后到西智義胡同拜訪劉春霖。

鄭孝胥與劉春霖同為書法名家，但他比劉大12歲，故稱其為“賢弟”。見面后，鄭孝胥并不提及請他任職之事，而是談論起書法藝術，從唐宋元時的四大名家(顏真卿、柳公權(quán)、歐陽詢、趙孟兆頁)，聊到前(清)朝四大名家(劉墉、成親王、翁方綱、鐵保)，滔滔不絕。劉春霖只是附和著，但對他的真正來意心知肚明。突然，鄭孝胥話鋒一轉(zhuǎn)：“賢弟，您是老佛爺慈禧皇太后欽點的狀元，而今滿洲國仍是大清的天下，康德皇帝(溥儀)對您厚愛倍加，特派我請您到滿洲國任要職，您可不能辜負圣上的厚望？”聞聽此言，劉春霖義正詞嚴道：“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豈能隨汝而毀我之譽！”說著打開房門，并把鄭孝胥帶來的茶葉扔到他的手里，鄭孝胥見他態(tài)度如此堅決，頹喪地離開了劉府。

拒絕為日本商鋪題寫匾額

“七·七事變”不久，日軍占領了北京城。隨著軍事侵略的不斷深入，經(jīng)濟侵略也逐漸推進，京城街頭出現(xiàn)了不少銷售日本商品(俗稱“東洋貨”)的店鋪，有的商鋪大股東是日本人，而有的店鋪就是日本人開的。

匾額是店鋪的金字招牌，其題字大多出自名人或書法名家之手，于是有的日本商人也效仿京城老字號，請書法名家為自己的店鋪題寫匾額，以為店鋪增光添彩。

劉春霖是近代著名書法家，以楷書享譽京城，曾有“楷法冠當世，后學宗之”之譽。他的楷體字清秀、挺拔、疏淡，方、圓、剛、柔渾然一體，筆致秀潤穩(wěn)健、流暢中寓古樸之風格，堪稱一絕。其書碑、書扇、書聯(lián)、書匾、書條幅等墨寶頗受文人雅士所青睞。

有個叫加藤的日本人在八面槽大街(今王府井大街中段)開了一家“富士車行”，專門出售日本產(chǎn)的自行車。他聽說“末代狀元”劉春霖的書法技藝超群，便慕名到劉春霖府上拜訪，請他題寫匾額。可他剛說明了來意，就遭到劉春霖的拒絕，隨后便“送客”出門。

但這家伙并不死心，以為劉春霖嫌自己出的錢少，不愿題寫，所以三天之后又二次登門，并帶來四根金燦燦的金條。他對劉春霖說：“只要你為鄙店題寫匾額，我愿以每字一根金條付酬金，劉君意下如何？”劉春霖蔑視道：“別說是一個字一根金條，就是一個字一座金山我也不會題寫，你還是另請高明吧！”加藤被劉春霖一副鐵骨錚錚、大義凜然的氣概所鎮(zhèn)服，灰溜溜地走了。

沒過幾天，又有一位日本商人來到劉春霖府上。這人四十歲上下，身材不高，胖胖的臉，嘴上一撮“仁丹胡”，一走進劉春霖的客廳就用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自報家門。原來他是西四牌樓附近“東亞樓”飯莊的日本老板松本一郎，也是慕名請劉春霖題寫匾額的。他是個“中國通”，對中國文化禮儀頗有了解，所以來之前特意到琉璃廠一家知名的“南紙店”購買了一套上乘的“文房四寶”，算是見面禮。劉春霖聞聽他是日本人，也是前來求字的，二話不說，便把他“請”了出去。

拒絕出任偽北平“市長”

“七·七事變”后，北平組建了日偽政權(quán)，于是想找些社會名流出來撐臺，而“末代狀元”劉春霖就名列其中。他們曾幾次派人威逼利誘，逼迫劉春霖出任偽教育署官員，但劉春霖臥床裝病，巧妙地躲過了日偽的威逼。

1940年3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同年6月與劉春霖同科的進士王揖唐任委員長兼內(nèi)務署督辦。他自認為與劉春霖有交情，既是同科進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學，平素關系不錯。他覺得，如果請劉春霖“出山”擔任偽北平市長，不但能助自己一臂之力，還能在日本人面前討個好。

一天，王揖唐西裝革履，頭戴日本軍帽，帶著貴重禮品，神氣活現(xiàn)地去拜訪劉春霖。一見王揖唐頭戴日本軍帽，滿副奴才相，劉春霖很是不悅。因為王揖唐出任偽職，他已有耳聞。賓主坐定后，王揖唐雙手一拱，直奔主題：“仁兄之品德、才華，勝弟十倍，望兄能為我維持政務，弟感三生有幸！這北平‘市長’之職，非仁兄莫屬呀！”可還沒等他把話說完，劉春霖便驀地從藤椅中站起來，將一杯茶水潑在地上，痛斥道：“我是決不會依附外國侵略者的。當漢奸是不會有好下場的，請免開尊口！”王揖唐見狀，只得告退。

受到劉春霖譴責和訓斥的王揖唐惱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劉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具，還將他歷年收藏的書畫珍寶洗劫一空，并將其全家趕出家門。劉春霖憤憤地說：“寧作華丐，不當漢奸！”后來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王揖唐方許其歸家，允其以重金贖回書畫，并發(fā)還了抄走的財物。

1942年1月18日，劉春霖因突發(fā)心臟病在北京病逝，終年70歲，歸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魯崗村，其“墓志銘”上有“退隱林下，憂國憂民。痛斥賊寇，豪氣千鈞”之褒揚。人們?yōu)樗e辦了十分隆重的葬禮，哀悼者絡繹不絕，許多知名人士送去挽聯(lián)、挽詞，其中有兩塊黑底金字的匾額，分別寫著“義士狀元”和“中華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