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年譜長編》告訴讀者一個純粹的事實：偉人出道之初，也難免會遭到低估和小覷。

1895年元月，孫中山在日本長崎與梅屋莊吉締交，他推誠相告：“……歐美各國人都稱中國為睡獅。如果是獅子，要醒起來才有用，睡著的雖不是整個中國國民，但眼睛被蒙蔽，不管事的人實在太多了。……為了拯救中國，我與同志們正準備發動革命，打倒清朝。”

梅屋莊吉贊賞孫中山的大智大勇，決定運用自己的人脈資源，幫助孫中山采購武器。嗣后，孫中山為了尋求軍援，與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恒次郎會晤，他開出的清單為：步槍二萬五千支，手槍一千支。中川心存疑慮，致書原敬吐真言：“考慮到像孫文這樣的青年人毫無經驗，難以令人放心。……孫文所說的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年方而立，前路茫茫，孫中山卻愈挫愈奮。

1895年3月16日，孫中山與興中會核心成員楊衢云、謝纘泰討論廣州起義的可行性方案。楊、謝二人認為，非三千人馬不足以攻取廣州城，孫中山則較為樂觀，他認為發難者貴在信念堅定，烏合之眾形同散沙，容易走漏消息，若有百人敢死先驅，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大事可濟。大家都認為孫中山的計劃過于冒險，以卵擊石，難奏奇功，稍有蹉跌，必將同歸于盡。

謝纘泰在《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中寫道：“孫逸仙看來是一個輕率的莽漢，他會為建立個人的聲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險。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議的事情，他認為自己沒有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風順——‘大炮’！”就在那時候，“孫大炮”的綽號已歸屬孫中山。謝纘泰對孫中山的酷評非止一端，他接著寫道：“孫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時全神貫注，以致一言一行都顯得奇奇怪怪！他早晚會發瘋的。我也是一個認為不能將領導運動這么重大責任信托給他的人，一個人固然可以置生死于度外，但在行動上，卻必須認識到領導人的生命不能作無謂的犧牲。我相信，孫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聽從他，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的經驗一直都表明，光靠他，是會要冒風險的。”孫中山狂飆激進，置個人生死于度外，在謝纘泰眼中，他卻是一位“輕率的莽漢”，領袖氣質完全歸零。

當年，孫中山在羊城掛牌行醫，暗地里鼓動民族革命，很快就形成了小氣候。朱瓞生害怕弟弟朱淇謀反會連累他，遂冒名密稟緝捕委員李家焯，指證孫中山為逆黨頭目。兩廣總督譚鐘麟對于朱瓞生“大義滅親”的告發將信將疑，孫中山是基督徒，李家焯搜集的證據尚屬鱗爪，憑此立案，必遭教會反噬。譚鐘麟對李家焯說：“孫乃狂士，焉能造反？不可鹵莽從事！”李家焯在總督府碰了一鼻子灰，遂與“不世奇功”失之交臂。

莽漢徒有血氣之勇，狂士只見嘴上功夫。孫中山遭到同仁誤解，興中會總統一職就成為了楊衢云的囊中之物，后者強調“非此不足以號召中外”。倘若孫中山真是莽漢，他會出面勸阻鄭士良為自己抱打不平、兩肋插刀嗎？鄭士良已當眾放出狠話：“如有他人作非分想，當親手刃之。”孫中山重大局，示謙退，他不愿看到革命團體發生內訌，自相殘殺。陳少白也不贊成動刀子，出了人命案，廣州起義必定泡湯，他建議先辦大事，大事辦成，什么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大事辦不成，誰當總統都沒關系。

孫中山的氣量和風度一世無幾。謝纘泰稱之為莽漢，明顯低估;譚鐘麟視之為狂士，絕對小覷。事實證明，他們錯得離譜，比張鐵嘴、李神算鬧出的笑話還大。由于“網漏吞舟之魚”，譚鐘麟一度受到朝廷嚴譴，險些為此吐血翹辮子。

孫中山智勇兼備，他倡導三民主義，撰成《建國大綱》，追求共和理想，不按常理出牌，俗眼患有青光、白內障，又豈能識得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