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名權，后改作爰，號大千，小名季爰。1924年，在上海首次舉行個人畫展。

1937年7月26日，張大千攜家眷前往頤和園避暑。第二天，保安隊在頤和園內，挨家挨戶通知說日本人要炮轟頤和園，還要放毒瓦斯，園內頓時大亂。當天晚上，園內只剩下張大千一家及另一楊姓家。7月28日，日軍果然進入頤和園。張大千的德國朋友海斯樂波，打著紅十字會的旗幟到頤和園去接張大千一家人。在路上，車卻被未及逃出的婦孺老幼圍住。張大千無奈，只好讓婦孺先乘車走，自己留在園中。直到8月1日，他才被海斯樂波接走。

事后，張大千被日本憲兵隊找去“談話”。日本憲兵司令部以“調查清楚后再說”作借口將其扣押。此間，《興中報》刊出消息說：“張大千因侮辱皇軍，已被槍斃！”此事一登，張大千在京、滬的親友和學生無不悲痛欲絕。在上海，他的學生胡若思還在法租界舉辦了“張大千遺作展”，上海各大報紙也報道了此事。日本憲兵司令部無奈之下只好放人。

1937年8月9日，張大千帶著家眷又返回頤和園聽鸝館居住。一次，張大千去景山寫生回來，遇上了日本憲兵。日本憲兵誤以為他是國名黨監察院院長于右任，非要把他抓走不可。張大千突然靈機一動說：“于右任不會作畫，我張大千是作畫的，我作一幅畫給你們看。”說著，張大千一揮而就，一只螃蟹呼之欲出。日本憲兵半信半疑，要他再畫一個，張大千很快又畫了一只龍蝦。這下麻煩大了，日本憲兵的長官確定他就是著名畫家張大千后，對他說：“你不要出去了，留在這兒為我們畫畫吧！”其夫人楊宛君得知張大千被日本憲兵扣留，便穿著白色旗袍和一名穿著白大褂的大夫，乘坐紅十字會汽車直奔張大千處，對日本憲兵頭目說：“他患有傳染性肝炎，會傳染的，請讓他去治病，醫院已派車來接他了。”日本憲兵頭目認為張大千無論如何也跑不掉，于是就讓他們接走了。

知道張大千收藏許多古字畫，日本憲兵頭目想敲詐他：“聽說你有許多古字畫，你拿出來，我們給你成立一個館，陳列起來，比放在你個人手里保險。”“我的字畫不在北平。”“在哪里？”“在蘇州、上海。”張大千看到日本人還在懷疑，就說：“我留在北平，讓我太太去拿吧。”楊宛君也不推辭：“你們開個路條吧，我去拿。”日本憲兵頭目還真開了路條。其實，張大千收藏的24箱古字畫，已送到德國朋友海斯樂波處保存了。

楊宛君到上海后，發電報說：“你的畫有些我找不著，必須你自己來找。”第二天又寫信說“四哥已在北平，你回來找畫完畢，帶四嫂與我同回北平，否則兩個女人行路實在不便。”通過這種方式，楊宛君把時間拖了一個多月。日本鬼子上門逼畫，張大千拿著楊宛君的電報和信給日本人看，日本鬼子頭目果然深信不疑。

駐北平的日軍司令官香月通過漢奸金潛庵與張大千聯系，希望他選擇故宮博物院院長或北平藝專校長職位，還可以在日本藝術畫院兼任名譽職務，張大千斷然拒絕。但是，日本駐華北軍事總司令部司令內壽一大將為粉飾“東亞共榮”，成立了“中日藝術協會”，未經張大千等人的同意，就將黃賓虹、張大千等都列為發起人，在報紙上公布，張大千還被迫以“主任教授”的名義去上了一堂課。

這段時間，張大千一直都在為如何返川犯愁。最終，張大千決定通過辦畫展的形式逃離北平。但日軍對他不但不放行，反而要他在北平辦畫展。張大千當然不肯答應，事情就這樣僵持著。

一天，張大千收到老友方介堪從上海寄來的信，信中央著一張剪報，上面正是報道張大千在北平被日本人殺害的消息。看完這張剪報，張大千突然靈機一動，正好利用它向日本方面提要求。于是，張大千提出要到上海開畫展，以便辟謠。第一次被拒絕了。張大千便又親自找到他們說：“上海各方面都謠傳我被你們殺害了，無論你們怎么說，他們都不會相信，唯一的辦法就是我親自去上海露面，更何況上海也被你們日本人控制著，我也跑不掉。”由于張大千沒有提出要四哥和學生們一起南下，日軍只好同意了，但提出一個條件，要張大千把放在上海的古字畫運回北平，張大千假裝滿口答應。

1938年5月18日清晨，張大千離開北平，前往天津。為了不引起日本鬼子的懷疑，他在天津法租界的永安飯店辦了畫展。隨后又前往上海轉道去香港，與先期到達的夫人會合，等那24箱古字畫運過來。不久，古字畫運到了，夫婦二人便一路顛簸，終于安全地返回了四川。

張大千的藝術生涯和繪畫風格，經歷“師古”、“師自然”、“師心”的三階段：40歲前以古人為師，40歲至60歲之間以自然為師，60歲后以心為師。早年遍臨古代大師名跡，從石濤、八大到徐渭、郭淳以至宋元諸家乃至敦煌壁畫。60歲后在傳統筆墨基礎上，受西方現代繪畫抽象表現主義的啟發，獨創潑彩畫法，那種墨彩輝映的效果，彰顯他深厚的藝術底蘊，使他的繪畫藝術獨具氣息。

張大千說：“作畫如欲脫俗氣、洗浮氣、除匠氣，第—是讀書，第二是多讀書，第三是須有系統、有選擇地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