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奸臣傳”一共四章，列舉奸臣15人，又包括他們的子弟等7人，一共22人。內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確、章淳，也有慫恿徽宗揮霍的蔡京，和李綱為難的黃潛善和汪伯彥，置岳飛于死地的秦檜，一意北伐的韓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兼都督的賈似道殿后。我們今日重新檢閱他們的事跡，很難證實各人的“忠奸”，確如作史者之所論列。但是以上15人為當時人及作史者認為是輿論之所不容，則是事實。而且將他們擺在一朝國史之后，顯然的已認為朝代之覆亡，應由這些奸臣負道義上的責任。

賈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備了傳統壞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賈妃有寵于理宗趙昀，又是靠裙帶關系升官。后來就入相出將，成為了一代權臣。他個人愛聲色，年輕時常在西湖上張燈作宴，晚年尚起樓閣亭榭與諸妾斗蟋蟀為戲。他在國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1259年。當時他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分到漢陽指揮軍事。他密遣使向敵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應南宋皇帝稱臣納幣，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來稱憲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國爭皇位，才倉皇許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賈似道虛張大捷，回朝進少師，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稱帝建元中統，派人向南宋征歲幣，來使反被賈似道拘禁。茲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賈似道也真有粉飾太平的本領，于是又十多年，1264年度宗趙基嗣位，這已經是一個3歲不到的小皇帝。賈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師。1275年的春天，元軍(1271年蒙古才稱元朝)已取得長江中游，伯顏的大軍已向下游進逼，賈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慶降元(此人后來率宋軍參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還整備船艦蕪湖進出，可是他向伯顏求和既被拒絕，江上大軍又不戰而潰，于是只好遁居揚州。這時候臨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紛紛請誅殺賈似道謝罪，執政的謝太后才將他貶官為高州團練使。傳統政治里的貶官逐放，常埋伏首獄禁之中暗殺的動機。本來寫賈似道傳記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結束。只因為賈似道是一個如此的奸臣，倒要寫出來私自將他處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縣尉鄭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為千古讀史者所傳誦。

替奸臣說公道話，不是本書的目的，即暴露傳統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們重新檢討歷史之主題的所在。我們提出賈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國財政史和經濟史里一段重要的環節，不能為賈個人的行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從各種跡象看來，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從圖上看來，當日汴京商業發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戶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車橋梁較之20世紀之中國任何內地的都會，并無遜色。即以船舶之來往，貨物之上卸，各種匠鋪之作業情形，至少也可能與當日西歐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個半世紀之后馬可波羅在南宋覆亡之后32年內抵達當日之臨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稱為“行在”，馬可波羅則譯為Quinsai)他曾說：“毫無疑問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寬敞，有運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溝渠排水，已經給這威尼斯(也是當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觀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贊不離口的則是中國的富庶表現于數量之龐大。不僅都會里市廛櫛經，而且鄉間里也有無數的市鎮，為歐洲所無。

馬可波羅的敘述，有煽動性，一般讀者懷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國學者JacquesGernet將他的回憶和同時的中國文獻如《都城紀勝》、《夢粱錄》和《武林舊事》比較，又發覺其中很多細節，可以彼此印證。他整理后，所綴成的13世紀杭州，確是生動活躍，富麗繁華。

迄今我們還能查悉當日通衢街道橋梁的名稱，和巷弄里發售最優等紙扇的店鋪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12世紀初年不到二十萬逐漸增加，突破百萬大關。而當日歐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數萬，已經不得了。所以Gernet發問：當日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進的國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6000萬，占地有今日法國面積之4倍，文化已到達最光輝的階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會在歷史上表現一種劇烈的挫折？

而其實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200年。他作書時也去馬可波羅贊羨中國時約500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國雖然在500年前出人頭地，茲后就無從繼續其優勢。Smith并沒有講出當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經指出中國的法制，必有阻礙人民繼續增加財富的癥結之所在。

我們今日提出賈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這癥結由于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著重于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的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形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上述兩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漸提及。南宋末年，財政與稅收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僅杭州市內的繁榮于國事無補，即長江三角洲里的農業財富也無法動員。賈似道之犯眾怒，并不是單獨的由于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后兩年，倡議“買公田”，等于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并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宋史》“奸臣傳”說到最后與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鑰向臨朝稱制的謝太后責他應死，稱：“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見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門戶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這事態之背景，我們又要從康王趙構南渡做皇帝說起。

趙構之成為日后的高宗，初時并沒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應到金軍里去為人質，只因父兄被擄，才自立為帝。除了哲宗遺孀所謂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認外，他的帝業并沒有任何合法的根據，在南方也沒有權臣擁戴。他手下人既主戰主和不定，他自己也無錢無兵，這也可以認為是宋朝過度中央集權的后果。所以他剛從揚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擔任宮衛警戒的軍官叛變，逼他退位，而立他一歲多的小兒子為帝。等到韓世忠勤王，他才能復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覓海舟逃命，直到公元1135年在臨安建太廟，才算替南宋立都。當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劇盜的手里，高宗的軍隊大都由這些部隊改編，當時戡亂及求和擾攘約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沒有一個機會將財政稅收重新組織得合理化。

《宋史》“食貨志”內中抽出的“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和“板賬錢”為歷史教科書前后提及。其實這代表朝代草創時籌款的辦法。一般從既有的稅額，增派附加。初時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廳辦事的手續費，與贓罰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駐軍提出定期的供應，“每月樁發”。

這些名目給南宋政府一個立足的機會，卻不是財政史內重點之所在。至李心傳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時候，已是13世紀，也是南宋的末葉。他還提及北宋初年，東南只向汴京每年供應200萬緡。到他的時候，四川不計，東南的經制錢和總制錢已共達1440萬。可是他沒有指出的則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賣公地，以后則靠印行紙幣，及向民間強買物資(和糴)維持，迄至最后，1000萬緡只能買米一萬多石，而政府也無從以稅收及專利于鹽酒礬茶平衡其開支。

南宋的紙幣已經全漢升詳細研究。即以會子(尚有川引、湖會和淮交分別行使于其他地區)而言，大概從高宗后一百年(公元1163-1263年)流通量增加32.5倍。但是會子原應3年一“界”，屆期以舊幣換新幣，其中有以二換一和以五換一的情事，所以其貶值也應當積累的計算。可是有時政府也出賣金銀使法幣回籠，有時又新舊兩界同時使用，所以其法定價值亦無法計算。從全氏提供的資料看來，則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3緡為常情，100年之后有提到340緡，700緡及1000緡一石的文字，其貨幣貶值已超過300倍。我們今日經過貨幣惡性膨脹的經驗之人士或者不會對這情況認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紀市場狹小，交通壅塞的條件下，則已是一個極端的威脅。米一石要值錢一百萬，就足夠駭人聽聞。況且貨幣貶值，等于變相加稅，其負擔常轉嫁于貧民。政府既捉襟見肘，對應支付的項目也只有克扣。全漢升就指出一個例子：1235年有一個朝官辭督視軍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貨幣貶值，軍費短絀，因之督視與不督視，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這樣的一段：“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言賈舟，候負販者群至轍載之去;或購航船人，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女冶容誘于路，盡涅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后敢入市。”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還說“官降錢甚優厚”，讀者可以根據前后情形推斷通貨膨脹的一般后果。

賈似道買田的方案行于1263年，去高宗退位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軍入臨安也還有13年。買田的地區限于平江(蘇州)到嘉興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間長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區。所買的田地為每戶二百畝之外的1/3(即800畝須賣官200畝，1400畝須賣400畝)。付價根據一個復雜的公式以紙幣以金銀僧道度牒(可免稅也可轉賣)及告身(榮譽頭銜的文憑)。買田的目的則是免除以后之造楮(即紙幣)與和糴，預計所收租已能解決當日的財政問題。

賈似道以他自己家產一萬畝先倡。其執行的成果，經過無數的抨議。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齊東野語》內載的一段，使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計劃以一段極短的時間施行(半年之后即已買進350萬畝)。技術上最大的困難，尚不只于買田，而是買得這些田土之后，官僚機構無確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賈似道倒臺，各方已有退還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議就將官田賞與佃農而向他們征兵。

但是這些官田始終沒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賞賜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100年后，朱明王朝也沒有對之作合理的處理，仍成為日后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見于顧炎武之《日知錄》，也見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論文。

有了北宋與南宋兩重經驗，我們就知道當一個農業國家的行政系統發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發揮其所轄的經濟方面最前進部門之功效的時候，只有改用商業管制的辦法，才有出路。此時政府的功能漸趨繁復，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經費也必須擴充。因其超過舊式農業的范疇，也不能以現有稅收對付，又只好發行公債，因之則引起代議政治司法獨立和其他跟隨著一串的組織與運動。

征之先進國家的成例，這各發展必待市民經濟成熟，其組織結構能產生領導力量，成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歐洲的事例言之，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抬頭。所以法國歷史家FernandBraudel曾說：“資本主義之成功在它與國家穿通一氣，它本身即成為國家。”中國在20世紀尚未達到這階段，遑論13世紀之南宋。至于舊式官僚機構，又與所掌握的農村缺乏經濟上嚴密的聯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則很難確切的掌握其資源。最近英國歷史家之研究，則發現都鐸王朝及斯國亞特王朝時封建業已崩潰，資本主義尚未登場，皇室以一種官僚機構管理地產，發生無數的技術問題，也不是貪污無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賈似道身死家毀，已不置論，將他認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則又是以道德的名義簡化歷史。

今日我們重新檢討這段歷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國人揚眉吐氣，但是也應當令人感到頹喪。我們要記著蒙古人于1279年滅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順帝在徐達兵臨城下時，集三宮妃嬪奔漠北，成為一個被驅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跡之所無。只是有了這些經驗，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復古。他的財政稅收政策，都以經濟上最落后的部門為基礎，和趙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徑庭。這和我在“開場白”所說的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青”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不過這些環節都能夠前后連貫。如果我們以這種眼光讀史，則更能體會中國大歷史的特點。賈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環節之一，非窮究則難能了解歷史中的縱深和曲折，因之也難看透中國歷史長期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