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5月22日，吳稚暉在上海《民立報》刊登《可以止矣》，就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遇害之后的政治危機發表意見：“欲得與時勢最適之總統應備之要素，一則實系官僚，暫與保持儒術之游魂余氣也;一則近乎圣賢，則為君子儒也;一則略經歐化，以備儒術之蛻化也。以斯人當國，用舊道德裁抑名士，用新道德鑒別學生，庶舊染有滌除之日，而新機漸以萌芽。”

按照這樣的新舊兼容的標準要素，吳稚暉撇開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以及前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主張以國民黨方面的蔡元培和進步黨方面的張謇為總統候選人：“張君吾信其能讀圣賢書者，其可以充選總統之條件，自有彼黨羅示于國民，我則為吾黨略狀蔡君之能事，則曰：尊賢禮士，止囂抑競，奉公守法，十有二字。蔡君確守而不失，庶幾閣部無幸位，曹司無幸祿，奔競立息，逆旅俄空，于是士安于讀，商安于市、工安于肆、農安于野，偉人名流皆戕其政界之野心，而謀實業之競進。蔡君固又偏于進步，富于自由，絕非以因循守舊為茍安，苛刻為制裁，得此而使發狂之新民國休養一時，期休養中得適宜之滋補健全，自可卜矣。”

同年6月14日，進步黨方面的著名記者黃遠生，在上海《時報》發表《無理想無解決無希望之政治》，其中介紹說：“此間非國民黨人對于國黨健者懷好感者有三，蔡鶴卿、汪精衛、陳陶怡是也。”蔡鶴卿，就是又名孑民的蔡元培。所謂“此間”，指的是黃遠生所居住的首都北京。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實行帝制，改國號為“中華帝國”，把1916年定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1916年3月22日，還沒有正式登基的袁世凱，僅僅做了83天的空頭皇帝，就在內外交困中宣布撤銷帝制、恢復民國。6月6日，袁世凱在總統任上因病去世。在此之前的4月29日，蔡元培在致吳稚暉信中寫道：“前日石曾先生函中言：聞英士主張以中山為總統，以青天白日旗為國旗，與惕生等意見不同云云。但現在之發言權，均在各省將軍，恐英士亦無可如何也。”

前滬軍都督陳其美(英士)，在袁世凱沒有去世之前就急于推舉孫中山繼任總統。對于他的這種表現，連革命黨內部同情黃興一派的同盟會元老鈕永建(惕生)等人，都不予接受;擁有軍政實力和軍政發言權的“各省將軍”，更不可能予以接受。換句話說，在蔡元培、吳稚暉、鈕永建等同盟會元老的心目中，直到袁世凱去世，孫中山無論是在精神境界還是在軍政實力方面，都不是中華民國最為合適的總統人選。

關于吳稚暉所說的“尊賢禮士，止囂抑競，奉公守法”，蔡元培在1916年12月18日為堂弟蔡元康書寫的對聯中，另有更加經典的表述：“行不得則反求諸己;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意思是說，在事情進行不下去的時候，要首先在自己身上尋找原因，一個人應該多反省自己的責任，而不應當苛刻淺薄地責備別人。

但是，僅僅擁有蔡元培式的“行不得則反求諸己;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的人格境界，是遠遠不足以充當黨派魁首及國家元首的。據另一位國民黨元老鄧家彥回憶：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內部對于繼承人選，“有圖擁汪(精衛)者、有擁胡(漢民)者，亦有擁廖(仲愷)者。事實上亦無人具有與孫總理相埒之聲望足以繼起領導也。吳稚暉一度提議擁蔡孑民為首領，余立予反對。余鑒于蔡回國過上海之際，嘗公開發表談話，表示并不反共也。然蔡早時出任北大校長，余亦竭盡綿薄，余固對事而不對人也。”

經過黨內黨外的反復較量，孫中山的政治接班人，最后坐實在掌握軍事實力的蔣介石身上。但是，吳稚暉所理想的“與時勢最適之總統應備之要素”，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合理性及生命力。

1935年7月26日，胡適在致羅隆基信中，針對蔡元培與蔣介石進行了如下比較：“依我的觀察，蔣先生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近于細碎，終不能‘小事糊涂’。我與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覺得蔡先生有一種長處，可以補蔣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權，不再過問，遇有困難時，他卻挺身負其全責，若有成功，他每嘖嘖歸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歸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樂為之用，又樂為盡力。跡近于無為，而實則盡人之才，此是做領袖的絕大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