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天下之智力——曹操與人才群

曹操和袁紹起兵對抗董桌時，兩人之間曾有過一次頗有意思的對話：

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

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觽，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

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三國時代群雄角逐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人才的較量，每一個強大的政治軍事集團的崛起無不以優秀人才為后盾;沒有人才優勢，也就無所謂事業上的成功，曹操對此深有體會：“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同上)

在如何吸引和任用人才問題上，曹操“雄”、“奸”并存的雙重性格也得到了明顯的反映。

早在創業之初，曹操就非常中重視網羅人才;建都許昌之后，又一再下達“求賢令”，以朝廷的名義招納賢士，試圖把散落在民間的人才都聚集起來。

在選擇人才的標準上，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獨特氣魄，一反過去以門閥和名氣取人的傳統標準，主張不拘一格，“唯才是舉”。著名的《八月令》竟然明確地提出要起用那些“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這是對以門閥品第為唯一標準的傳統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沖擊。對于曹操“識拔人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的選才標準，連宋代保守主義政治家司馬光也給予了積極的評價。

羅致到了人才，還有個如何任用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曹操亦有獨到之處，這就是清人趙翼所概括的“以權術相馭”。至于具體的做法，趙翼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蓋曹操當初起時，方欲籍眾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勢位已定，則孔融、許攸、婁圭等，皆以嫌忌殺之;荀彧素為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甚至楊修素為操所賞拔者，以厚于陳思王而殺之;崔琰素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殺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矯偽，以備一時之用，所謂以權術相馭也。(《二十二史札記》)

曹操在創業之初，需要人才幫助打天下時，他可以虛心納士，和劉備、孫權一樣對有用之才極盡禮遇。曹操厚待劉備、關羽的事情是盡人皆知的，其實他給予自己重要的謀臣將士的優待遠在劉、關二人之上，故大多能得人死力。

尤為難得的是，曹操在創業之初能用度外之人，即對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記前嫌，即使是仇敵也不念舊惡，不加報復，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博大胸懷和恢弘大度。

例如官渡之戰后，發現許多“許下及軍中人”與袁紹暗通的書信，有人提出要查清之后收而殺之，曹操卻說“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同上)，遂命“皆焚之”。

又如陳琳，原是袁紹的部下，曾為其起草討曹檄文，直罵到曹操祖宗三代。但歸附曹操之后，仍然受到重用，并未遭受報復。

再如張繡，與曹操有殺子之仇。但張繡歸降后，曹操不計前嫌，仍拜他為揚武將軍，并結為兒女親家。官渡之戰中，張繡力戰有功，后又擊破袁譚，曹操論功行賞，增邑二千戶，其他“諸將未有滿千戶者”。(《三國志·魏書·張繡傳》)

然而，曹操對于人才的恩惠、友誼和禮遇、寬大等都直接服務于其政治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確，籠絡人心、以讓人才為其所用;一旦達不到這一目的，或者過去倚仗的人才對其產生了異心，那么就毫不留情地加以剪除。

曹操智囊團的首席人物荀彧的遭遇就很能說明問題，他“棄紹從操”之后，在政治方面給予了曹操很大的支持，曹操也與他頗為投緣，甚至稱贊其為“吾子房也”。但荀彧自幼受儒家禮法教育，畢竟心存漢室，他之所以為曹操出謀劃策就是希望能通過曹操“削群雄，以匡漢室”，所以當他看到曹操權位日高，欲加國公和九錫時，便和曹操在政治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他明知曹操有僭越之心卻不肯附和，這就成了曹操實現個人野心的絆腳石，于是遭到嫉恨。關于荀彧的結局，有人說是被曹操用藥酒毒死，也有人說是受脅迫而自殺身亡，總之是不得善終。

像這樣先受禮遇后遭忌殺的自然并非荀彧一人，還有不少早年曾為曹操的統一大業建立功勛的人，到后來卻不得不通過回避隱退以求自保。曹操的重要謀士程昱就以“知足不辱”為由，自動交付兵權，乞求退休;而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何夔見“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便“常畜毒藥，誓死不辱”。這些史實都說明在曹操后期的高壓政策下，他的臣屬們進退維谷，忐忑不安的心理狀態。

因此，將曹操對人才既任用又猜疑的態度比照起來看，他在人才問題上奉行的其實是實用主義的方針。為了建立統一天下的王霸事業，他重視人才、禮遇人才，表現了他有囊括英才的雄才大略和容納人才的恢弘大度;但是為了維護個人的絕對權威，他又猜忌、枉殺人才，表現了其在人才問題上奸詐詭秘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