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匯，如今上海地圖上最重要的地名之一，和這個城市最重要的先賢、明末愛國科學家徐光啟名字相聯。400多年前，上海還遠不是大都市時，因徐光啟而聞名的徐家匯拉開上海近代文明的大幕。在政治渾濁的晚明，徐光啟卓爾不群，學習西方新知識、新思想，將中國在農學、天文學、數學、軍事思想等領域的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緬懷先人，關照當下，徐光啟超前的眼光、開放的態度、求變的精神和學以致用的科學理念，對于當今的上海人乃至整個中國社會來說，仍具有現實價值。

徐光啟(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10日)，字子先，號玄扈，鎰文定。明朝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今年4月24日，是徐光啟誕辰450周年紀念日。當天，復旦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朱維錚先生的弟子、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著述頗豐的李天綱舉行徐光啟紀念講座“徐光啟與近代中國文化”，細致梳理徐光啟的功績，并將徐光啟稱為“四百多年來最杰出的上海人”。此外，此次系列紀念活動的推動者之一、徐匯區文化局副局長宋浩杰也接受了早報記者的專訪，在他看來，徐光啟身上具備的品質——容易接納新事物，已經成為繼承者的特征。

在天文學、數學、農學、軍事思想等領域擁有跨時代的成就：主持歷法修訂和編譯《崇禎歷書》，引進了圓形地球的概念，提供了第一個全天性星圖;與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一起翻譯了《幾何原本》，為中國引進世界近代科學奠定重要基礎;其一生關于農學方面的著作甚多，著名的《農政全書》共60卷，70余萬言，其中關于農政思想和農業技術的論述，極大推動了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軍事思想上以“求精”和“責實”為核心，并提出“極求真材以備用”，是中國軍事技術史上提出火炮在戰爭中應用理論的第一人。

李天綱

徐光啟是“向西方尋找思想的第一人”，比一般大家所說的林則徐(史家所謂“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要早二百年。有人質疑徐光啟的成就是建立在翻譯之上，其實，翻譯也是一門學問，比如說對于幾何二字的翻譯，用明代的上海方言念，“Geo”聽起來就像是“幾何”，還能讓人聯想起曹操《短歌行》中的名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而徐光啟對于亞里士多德哲學著作的翻譯，則精準地對應了宋明理學的術語。徐光啟有一個著名的主張：“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

1600年在南京遇到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改變了徐光啟的人生軌跡。當時的西方，耶穌教會掌握最先進的思想、科技，而意大利貴族后裔利瑪竇來到發達的中國，自然會用西方最前衛的科技來證明自己的文明，加之明朝一批學者的實學風潮興起，徐光啟便通過利瑪竇“開眼看世界”。

讓一天“變成”24小時

“一天24小時”，是最天經地義的事情了，但是在徐光啟之前，一天不是24個小時，而是12個時辰。

萬歷四十年(公元1612年)時，禮部向朝廷奏稱：明朝的觀象臺年久失修，地面凹凸，儀器擺放不平，星相測不準，導致歷法與“天度不合”。當時的欽天監里，只有幾個人稍稍懂得歷法，大多數天象預測都不準確，皇歷也編得很爛。天子不知天象，導致百官議論，百姓不服。禮部想借用徐光啟和耶穌會士的天文歷算知識，用歐洲的《儒勒歷》，修訂明朝的《大統歷》。然而，就在明朝的萬歷十年(1582年)，羅馬教廷頒布了一部更新了的歷法——《格里高利歷》，采用了最新的天文學計算技術和觀察數據，將一天分為24個小時，精確性大大超過明朝的《大統歷》。

年過半百的徐光啟毛遂自薦修訂歷法。1612年上疏修歷拖延很久，一直被其他的事務打斷，1627年，崇禎繼位。年輕氣盛的崇禎，求教身懷絕技的“三朝老臣”徐光啟，重新啟動已經擱置了16年的“修歷”計劃。

徐光啟等請耶穌教會對《格里高利歷》作出翻譯，然后由欽天監中國學者對傳統歷法進行比較。西方歷法符合中國傳統的加以引進，中國歷法不符合實際運行的部分就加以刪除。比如，中國傳統的天算，把一天分為十二個時辰，一百刻。西方的時間劃分則是每天24小時，一小時4刻，合共96刻。東西換算的話，“十二時辰”對“24小時”真好對等，把每個“時辰”一分為二，稱為“小時辰”(簡稱“小時”)就可以解決了。但是，中國的“每天一百刻”，和西方的“每天96刻”就無法換算。更大的困難在于，西方的“每天96刻”是“24小時”乘“4”得到的，兩者之間，可以通算。中國的“十二時辰”和“一百刻”則是兩套計算方法，“時辰”與“刻”不能除盡，因此也不能合并。一定要合并的話，得出的結果是每小時4.166刻的時間劃分。徐光啟、湯若望最后斷然采取西方歷法的方法，廢除了一天百刻的計算法，讓中國歷法和世界上其他多數民族的計時方法保持同步。

徐光啟負責修歷四年，大致已經完成了《崇禎歷書》的編定。他去世后兩年，李天經、湯若望已經完成了徐光啟的未竟事業。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歷法，崇禎皇帝又沒有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歷》，還是變法維新，改弦易轍，頒布這部革命性的歷法，他很猶豫。生性多疑的崇禎終于在1644年下令刻印《崇禎歷書》，向全國頒布。可是，太晚了。這部完美的歷法，并沒有能夠挽回明朝。清朝奠基人努爾哈赤將自己的年號定為“天命”，1616年是滿清的“天命元年”。滿洲人很早就與明朝爭奪“天命”，而明朝的“天學”混亂，似乎也真的是被清朝奪去了“天命”。清軍入關以后，將士在北京的胡同里找到了“通玄教師”湯若望。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崇禎歷書》。順治皇帝把它改名為《西洋新歷》，頒布全國，施行至今。

把番薯帶到中國

明代中國的人口僅5000萬，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則飆至3億，明末清初的人口爆炸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徐光啟的那折《甘藷疏》。

番薯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美洲引種到菲律賓，殖民當局嚴格控制，西班牙人不讓一塊番薯出領地，以防傳給中國人后奪了他們自己的種植利益。在南洋一帶謀生的福建閩南移民陳振龍，設法把番薯藤藏在船里，靠幾根青藤繁殖起來，才冒死把這種神奇的糧食作物帶到臺灣，再傳入福建，于是活人無數。徐光啟是內地士大夫當中“第一個吃番薯的人”。1607年徐光啟回上海為父親守孝，在家三年，他年年都請在福建莆田經商的一位徐先生帶種子回上海，試驗移植，當時人們認為番薯是南方植物，不可能在長江流域引種，江南平原地區種植番薯，最難“傳種”。播種季節，莖塊不是霉爛，就是凍僵，或者溫濕過度，甫經越冬，已經發芽。

為找到薯種“冬藏”技術，徐光啟用窖藏保溫，鋪稻草防濕，在霜降前收種以避凍，在清明前下種不發芽等方法，終于成功了。他總結出“傳種”、“種候”、“土宜”、“耕治”、“種栽”、“壅節”、“移插”、“剪藤”、“收采”、“制造”、“功用”、“救荒”等一整套做法，稱為“松江法”，把番薯種植地圖，往北方推進，直到山東、河北、朝鮮和滿洲。“松江法”，是高緯度地區的番薯種植技術。從南半球到北半球，從拉丁美洲到亞洲，海疆萬里之外的異國作物，落戶江南，并沒有發生生物學上嚴重的“退化”(degeneration)現象。徐光啟不無得意地說：“庶幾哉，橘逾淮，弗為枳矣。”

徐光啟的心思和一般“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士大夫有所不同，他并不是消極地“辭官歸田，告老還鄉”，他是要完成自己的一生志向，完成那一場被后來的歷史學家稱之為“科學試驗”的“農業革命”。據說徐光啟的天津南郊的農莊有1500畝到2000畝，都是從鹽堿荒地里開墾出來的土地，他試驗把水稻引種到華北平原，徐光啟改進的水利灌溉和造肥施肥技術，解決了北方旱地水稻種植的難題，使得水稻種植在天津扎根。明朝開始培植的天津“小站水稻”，后來享譽全國。

《農政全書》共60卷，12目，約50萬字。這部著作和歷代的農書是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按陳子龍在《農政全書》的《凡例》中說的，徐光啟是“雜采眾家，兼出獨見，有得即書，非有條貫”。《農政全書》中，完全由徐光啟個人寫作的，約有6萬字，只占全書的十分之一，其余篇幅是對歷代農家著作的征引，據統計，交待了書目來源的共有250種。因此，我們可以說《農政全書》是中國古代的農業百科全書。

自掏腰包，練炮救國

萬歷四十七年(1619)，離清軍入關還有26年時，徐光啟已經察覺到明朝危如積卵，滿族在關外虎視眈眈。然而巡視一下營中軍械，都是嵩山少林之長棍，河南田間之鐮刀，山陜農民之長耙，還不能人人都配齊。徐光啟決定采用先進火器，避免冷兵器肉搏。他自掏腰包，從澳門購買大炮，卻被告發私辦軍火，一路受阻，三年后，紅衣大炮最終到達北京，當時的北京城，會造炮的，都是上海的天主教徒，長城上一炮打出去，擊中了一個人，此人三月后離世，此人便是努爾哈赤。多年后，多爾袞才打進中原。

文官練兵，雖有魄力，卻遭致朝廷各種言論。徐光啟逝世前一年，幾十年來一直追隨在他左右的學生，同他一起帶兵的孫元化在冤案中被朝廷殺害，徐光啟有心救國卻無力回天，次年于憂憤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