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二十五年(1821)七月二十五日，嘉慶帝在避暑山莊病逝，皇次子旻寧遵遺詔嗣位，是為道光帝。其后即急忙料理大喪，奉梓宮返京，于八月二十七日御太和殿即位，時年39歲。

道光帝返京后，召見吏部尚書英和詢問政事。英和見歷朝相沿的陋規越來越嚴重，幾乎成為不成文的規矩，名目多如牛毛，諸如節壽禮、程儀、卯規、別敬、門生禮以及征收錢糧中的浮收、勒折、放炮、簽子錢等等，官吏借此敲詐貪污，百姓橫遭壓榨剝削，于是建議：將各省陋規逐一查清，分別應存或者應當革除，規定下來加以限制。

道光帝執政僅半月，即于九月十一日下詔清查陋規，詔書中稱：“箕斂盤剝之風日甚一日，而民間之儲藏概耗于官司之朘削，因此民生困極。與其私取，不如明給。”“各省的陋規，如舟車行戶、火耗平余、雜稅存剩、鹽當規禮，其名不一。有此地有而彼地無者，有彼處可以裁革而此處斷不能裁者。雖然明令禁止，照樣巧取豪奪，上司借此恐嚇屬員，小民為此控告官吏。不如明立章程，加以限制。只是各省情形不同，令各地督撫將所屬地區陋規逐一清查，應存者存，應革者革。”此后再有搜刮者，一經查出，即從重治罪。

道光帝詔令各省督撫清查陋規，是涉及全國的整飭吏治、扭轉頹風的重要舉措，而且他的先帝們初親政事，都把查陋規、清吏治當做刷新政治的重要內容。他于十六日再次下詔，闡明本意以示決心：“外省地方官浮收勒折，苛斂民財，總以俸廉不敷辦公為借口。朕撫恤黎元，豈能置之不問！”又指示督撫一定要慎重從事，“立法伊始，尤其考慮到萬全之策，稍一不慎，以后必然產生流弊”。并且告誡官員們：“凡議存各項，必要以盈濟虛，上不可損傷國體，下定要協乎輿情。朕非姑息之主，必當執法嚴懲，不稍寬貸！”嚴厲地要求督撫大吏“不要茍且塞責，或畏難推諉，聽任掩耳盜鈴”。

道光帝連發兩道詔令，自然有官員隨聲附和，御史著鴻上奏折《酬清積弊》，略謂當前要整頓吏治、民生、士習，就應當“除因循之弊，杜諱飾之風，惜民之財，勵士之品”。緊接著，道光帝于十七日又諭令官員，應該拿出切實可行的整頓陋規的具體辦法來，上諭說：“所言雖有見識，然而只是說出了其致弊之由，而無切實整頓辦法，未免徒托空言。凡臣工建言，必須有關于國計民生之大，補偏救弊之實，才能于事有益。若只泛言空論，而無具體辦法，又有何用？”

清查陋規的數道詔令頒布后，朝中官員以及各地封疆大吏一時吃不準剛剛登基的新帝初政的意圖何在，力糾積弊的決心有多大，但是，清查陋規的詔令的確給他們出了道難題。他們一方面斟酌應對的辦法，一方面互相觀望，注視朝廷和各地方的動靜。

有些官員知道此事不可行，但又不敢公然提出異議，于是有人提出緩辦。御史鄭家麟上奏說：“清查陋規，必須督撫嚴查密訪，從容辦理，才不致有名無實。”同時，對此后有些陋規一旦合法化將滋弊無窮表示擔憂。道光帝認為鄭家麟所言不無道理，于是又一次對清查陋規作了解釋說明，十月三十日諭：“所奏甚是。各省地方陋規沿襲已久，無盡無休，所以令各督撫清查陋規，分別應存、應革，使各地州縣不能推諉賠累，而小民不至于日受朘削。此朕愛民之心，又不能不籌恤吏之道。并不是要特寬禁防，聽不肖官吏之飽其欲壑也。如折內所稱州縣私自濫取數目多至巨萬，少亦不下數千，此乃州縣貪婪索取之贓私，豈能復謂之陋規！所以暗取不如明給，使之有所限制。此朕飭定陋規之本意。”至于因此而產生的流弊，道光帝指出：如果因此滋生流弊，那么現在州縣掩耳盜鈴任意索取，其弊已極，何時是了？最后又一次重申前命，令再通諭各省督撫，將從前各州縣陋規嚴查密訪，務要詳盡。但是不再要求期限，指出“不妨稍寬時日”。

不久形勢發生了變化，先是在京的官員出來諫阻，到后來，各地的督撫也要求停止清查，請道光帝收回成命。

禮部尚書汪廷珍、吏部侍郎湯金釗先后上疏，認為此舉不可行。湯金釗說：“各地索取的陋規皆出于百姓，地方官未敢公然苛索者，恐怕上面知道而治以罪也。如今若明定章程，即為例所應得，勢必明目張膽，額外多取，雖有嚴旨，不能禁矣。況且陋規名目零碎繁雜，各處不同，逐一清查，易滋紛擾。無論不應當明立章程，而且亦不能妥善訂立章程也。吏治貴在得人，得其人，雖取于民而民愛戴之，不害其為清;非其人，雖不取于民而民嫉仇之，何論其為清。有治人無治法，唯在各督撫舉措公明，而非區區立法所能限制。”湯金釗首先指出萬不可使陋規合法化，其次說明陋規根本無法查清，最后強調只能依靠人治，而非法治所能解決。

其后，山西學政陳官俊也上疏，言清查陋規之事不可行。緊接著一些督撫的奏疏也陸續遞到朝廷。直隸總督方受疇、兩江總督孫玉庭先后奏請停止清查。

孫玉庭上疏言：“臣有幸蒙恩遇，忝任封疆大吏二十年，天下情形雖未周知，而事理則一。”詳查歷代典章，通前徹后，深思熟慮，從來未有敢輕易地說要公開頒布章程者。他首先也強調了人治，“督撫兩司皆得其人，則舉措直枉，大法小廉，斷然不必擔憂所屬苛取病民。倘不得其人，則一貫逢迎朘削，雖立法限制，仍然會形同虛設，弊病更甚”。其次，極力陳述陋規合法化帶來的危害：“禁人之取猶不能不取，若準人獲取，則誠如圣諭以為‘奉旨準取陋規’，益無顧忌，勢必竭民膏脂而后止。迨發覺治罪而一方之民已大受其害矣。”又次，指出道光帝萬萬不可開此先例，他說陋規歷代相沿，“不獨在今為然”，但是，“未聞準其明取于民垂為令甲者”，并且舉例說：“嘉慶四年尹壯圖奉召入都，曾經建議徹查地方陋規，欲明示科條，當時欽奉上諭：‘此項積習相沿，只可次第整頓，斷無明示科條之理。’”接著，孫玉庭陳述了陋規無法查清、難立章程的情況：“府、州之陋規在乎三節兩生、鹽當漕務。而廳、州、縣之陋規則在乎錢漕鹽當。錢漕歲有豐歉，鹽當因時開閉，本來就不可能定為常額。況且道府漕規，目前正在奉諭旨清理漕弊，必須禁革，所以更不便作為定制。”再者，各地方官所處情況不一，用度多寡不同，政務繁簡不一，亦不能一律。又“五行百產貴賤亦無一定，是各該地方官開支用度亦斷難詳查定數”。各處陋規實有若干，該地方官斷不肯自行實報，而督撫藩司耳目不能遍及，即使派人去查，必然包庇掩飾。而清查涉及廣大舟車行戶，繁難瑣屑，尤為不雅。因此，清查陋規后來之獲益未睹，而目前之紛擾已甚。輿情不協，國體有關，于地方吏治均無裨益。最后孫玉庭表示，以上所述“見與三省撫臣往返札商，皆以為相安已久，無須另議，反致紛更”。

此后，署成都將軍蔣攸铦進京叩謁梓宮，向道光帝力陳此事不可行。

道光帝斟酌再三，權衡利弊，決定收回成命，于十二月十三日下詔，停止清查陋規。上諭說：“朕在大喪之中，甫奉皇考梓宮回京，心緒婺亂。又值初親政事，于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英和人本明白，又復敢言，聽其言似為近理，因而降旨令各督撫體察情形，詳議復奏。諭旨甫下，即據湯金釗、陳官俊、汪廷珍先后陳奏，皆以此事為不可行。”“朕心已悟此舉之非矣。嗣方受疇來京，首先詢及，即奏稱格礙難行。昨蔣攸铦入對，更力陳其不可。本日又據孫玉庭等奏，所言尤為剴切詳明。此事不但無益于民生，抑且有傷于國體。幸而內外臣工知其不可，尚肯據實駁正，若皆緘默不言、聽其舛誤，其失可勝言乎？朕不是文過飾非之君主，既然洞悉其弊，則遷善改過猶恐不及。著即明白宣示各督撫：停止查辦。”另外，因為英和建言冒昧，被責令退出軍機處。

次日，道光帝又諭：“昨已明降諭旨停止清查各省陋規矣，因是思及為君之難，倍增乾惕。”又自責說：“清查陋規一事，雖系英和建白，實朕不慎不敏之故。總由朕審度不明，幾至誤事。幸朝有諍臣，連章入告，使朕胸中黑白分明，而又無傷于政體。”當即傳旨，汪廷珍、湯金釗、方受疇、蔣攸铦、陳官俊交部議敘，孫玉庭從優議敘。

道光帝清查陋規的詔令，到此以停止進行、收回成命告終。

清查陋規是道光帝初政后的第一個整飭吏治、懲治腐敗的重要舉措，然而出乎意料地竟成了啞炮，這件事頗發人深省，教訓也是極為深刻的。其一，陋規已成為舉國上下普遍的現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機構之間無所不在，既無法查清，又不能去查，正所謂“積重難返”。制定“清查”政策，形成了主觀愿望與現實可行性之間無法解決的矛盾，于是，“清查”本身就成了一項根本無法執行的命令。其二，通過清查，分別應革、應存，明立科條，使部分陋規合法化，從理論上講是荒謬的，從結果來看是危險的：一旦承認某些陋規的合法性，必然后患無窮。幸而不少官員出面阻止了清查，否則其后果是嚴重的。

清查陋規的夭折，也給了我們一些啟示。道光皇帝并非不知吏治的弊端，可是，面對日益衰敗、百弊叢生的無奈，他只好掩耳盜鈴，聽之任之。在他此后施政的四十多年里，也只能做到稍加限制而治標，卻找不到切實有效的辦法鏟除積弊以治本。

清查陋規的失敗給道光朝政治投下了很重的一道陰影。道光帝初政伊始，首次改革嘗試就碰了壁，不得不偃旗息鼓黯然收場而告吹，這就奠定了他日后謹小慎微、重在守成的執政基調，不敢再嘗試變革的舉動，注定了他絕不能比他的父親嘉慶帝走得更遠。然而“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沒有大改革、大更張，又如何能夠振作呢？縱觀道光朝的大政方針，保守而得過且過，姑息寬縱，平定張格爾叛亂后，處理新疆善后時表現的軟弱短視，缺乏長遠的戰略眼光;處理漕運問題，實行海運而不能堅持;……諸如此類，表現得因循守舊，缺乏作為。特別是當面臨西方列強入侵的重要關頭，使整個國家被動挨打、應變無策，被迫簽約，喪權辱國。

道光帝最多只能算得上“平庸無為”一流，幸運的是他未曾親眼看到太平天國大起義的爆發便離開了人世，他經歷了外患，卻躲過了清朝最嚴重的內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