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操遇事能夠當機立斷，是由其性格直接決定的，這一點是領袖必備素質。操初入仕途時，完全沒有紈绔子弟的享樂習氣，一心革除弊政，厲行法治。當時宦官弄權，朝政混亂，而他能不畏權貴，表現出了大政治家的魄力：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后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夡，莫敢犯者。換了別人，考慮到蹇碩的權勢，恐怕也就算了，曹操則不然，其果決性格由此可見一斑。再來看看官渡之戰中曹操是怎么扭轉局面的：

冬十月，紹遣車運谷，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余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陳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合、高覽攻曹洪。合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觽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

許攸獻劫糧之計，這時“左右疑之”，曹操卻敢于一博，親自前往。乍看去，曹操把全軍成敗系于來投的敵將，實為孤注一擲，與賭徒無異，但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情況，我們就可以理解他了：“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觽少糧盡，士卒疲乏。”可見若不用許攸之計，等于坐而待斃，與其這樣，倒不如賭上一把，尚有取勝的機會。從這件事情中，足見曹操當機立斷決策之明，比之優柔寡斷的袁紹，高下立分。

二.所謂文如其人，從“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一個豁達自信的曹操仿佛就站在我們面前，雄姿英發。曹操的這一性格本身并無特別之處，難得的是往往在逆境中凸現出來：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黙不起。張合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

兵敗之際，毫無頹態，反而大笑，不愧為一代梟雄！可以想象，當時軍心低落，主帥的態度直接決定了士兵能否振作起來。一聲大笑，一番狂語，有如冰天雪地里的一堆篝火，不僅會給將士們帶來溫暖，還能夠鼓舞士氣，這才是優秀主帥的風范。再有，官渡之戰結束后，“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此事堪稱中國權術史上的經典一幕，仔細想想，這一招實在是高明：若追究下去，難免造成人心惶惶，對于大戰方息的曹操軍團來說，內耗無異于自取滅亡;若既往不咎，小可收買人心，大可穩定局面，一舉兩得。可見曹操的頭腦是很冷靜的，狹隘之輩絕對做不到這一點，那么如此魄力從哪里來？還是要歸功于他的豁達自信。

三.三國時期的軍閥用人問題非常復雜，足夠寫一篇論文來探討了，單就曹操而言，他充分做到了知人善任。史言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于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余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孫權謂操：“御將，自古少有。”下面舉例說明之：

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匆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后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朝，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余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余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史家對曹操的教令頗為贊賞，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由上可知，操是善于用將的。此外，曹操還能夠因才授職。建安元年，為解決軍糧供應問題，操用棗祗、韓浩等議，興辦屯田，后命任峻為典農中郎將，據《三國志·任峻傳》記載：“軍國之饒，起于棗祗而成于峻。”至于象郭嘉、荀彧等這樣的卓越文臣，曹操更是招用有術，不復贅言。三分局面形成以后，曹操多有剪除異己、兔死狗烹之舉，這是為子孫代漢做準備。封建統治者大都如此，對操也就不必苛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