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電視劇《漢武大帝》，我重新審讀了漢武帝及其時代，對漢武帝有了全新的認識。之前，因為受《史記》及諸多學者的影響，對這個“內多欲而外行仁義”的漢武帝沒多少好感;但在重讀之后，才發現任何謾罵與譏嘲，都不足以掩飾漢武帝的偉大。

因為漢武帝的雄才偉略，使得漢朝贏得了空前的尊榮，也使得“漢”成為整個民族的稱號。最難得的是，漢武帝是在重重圍困之下，拔劍而起，突出重圍，這才取得輝煌的成就。那么，漢武帝遇到的圍困有哪些呢？漢武帝又是如何突出重圍，創造輝煌的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鞏固中華民族的“大一統”

《三國演義》的開篇：“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較多的時間保持大一統，離不開兩位帝王的功勞。其一是秦始皇，結束了七國爭雄的局面，統一了文字，統一了度量衡，使得中華民族有了在文化符號上達到了統一;其二是漢武帝，收復失地、抵御匈奴、聯合西域，開創了中華帝國萬國來潮的局面;又在文化上設立五經博士、推行今文經學，統一了思想。

漢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罷傳記博士，又為《易》和《禮》增置博士，與文、景時所立的《書》、《詩》、《春秋》合為五經博士，以今文經學主導學術。(按：漢宣帝時增置博士為十二類：《易》為施、孟、梁丘;《書》為歐陽，大、小夏侯;《詩》為齊、魯、韓;《禮》為后氏;《春秋》為公羊、谷梁。)西漢的儒學博士，對經學的建立和發展起廠重要作用。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并非如后人理解的，是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支持，而是對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大易，著春秋”這一文化壯舉的響應。五經(或“六藝”)雖然是由孔子整理的，但他不僅僅是儒家的經典，而是諸子百家共尊的經典。

漢武帝通過他的文治武功，將“大一統”的思想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以致于在之后的兩千多年間，天下雖然分分合合，但“統一”永遠是民心所向。漢末三國鼎立，但魏、蜀、吳三國，任何一方都不想偏安一隅;劉裕等君王，也因其偏安，而被后世詬病。

鞏固了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成就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傳承，這是漢武帝的一大功勞。

二、打破了匈奴不可戰勝的神話

從戰國以來，匈奴一直是北方的大患，趙武靈王被迫胡服騎射就是為了抵御匈奴，北方列國修建長城也是為了抵御匈奴，秦始皇絕世武功也未能在有生之年平定匈奴之患。漢代初年，漢高祖與匈奴交戰，身陷白登之圍，最后以很不光彩的方式脫困——這一事件給漢朝留下了一個極大的陰影，那就是在漢朝看來，匈奴成了一個不可戰勝的神話。

之后，漢、匈雙方，每當出現沖突，漢朝方面如果有人主戰，立即會有人重提“白登之圍”。在漢朝“以孝治天下”的大背景下，這幾乎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鴻溝。既然匈奴不可戰勝，就只能委曲求全，和親也成了漢朝穩定匈奴的長期國策。但匈奴真的能夠免除禍患嗎？實際上并非如此。太監中行說幫助匈奴對抗漢朝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當時匈奴著名的冒頓單于病死，其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漢文帝鑒于國內不穩，各路諸侯對帝位虎視眈眈，且國力尚未恢復，無力與強大的匈奴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只好繼續與匈奴和親，文帝下令送宗室女去匈奴，并讓太監燕地人中行說作為陪同侍臣一起去。中行說不肯去，被漢廷強行派遣。怨恨之下，他對漢文帝說：“我如果到了匈奴就肯定會威脅漢國。”文帝只當他在說氣話，也不以為意。沒想到中行說一到了匈奴，果然就立刻歸降，并深受老上單于歡喜、寵信。中行說竭力勸說匈奴不要太看中漢朝衣服食物的精美，增加匈奴對自己食物、器械、風俗的自信心，還教給匈奴人記數方法，從此這些蠻族才知道算數。在中行說的鼓動下，老上單于在給文帝回書中口氣傲慢，對漢朝使臣也威逼利誘，動不動就索要錢物金銀，不給就威脅秋熟后大發兵馬入漢境中踐踏。

中行說叛逃匈奴后極力破壞漢匈和親，不斷為匈奴出謀劃策，策動襲擊漢朝邊郡和發起戰爭等，因此被稱作歷史上第一個漢奸。武帝14年匈奴入侵以后，匈奴屢犯漢境，但中行說卻生病死了。在死之前中行說建議匈奴對漢軍搞細菌戰。因為他發現一些池塘有病死的馬，羊之后，而這些池塘里的水就開始有“毒”。士兵食用之后，會中“毒”，輕則拉肚子，重則死亡。所以他建議匈奴軍隊，把一些病死的牲畜在經過匈奴巫師詛咒后，埋到漢軍進軍路線的一些水源上游，漢軍食用后，確實有許多人出象中毒癥狀。后來漢軍識破了匈奴人的奸計，對中行說發動的細菌戰有所防備;但若干年后，漢武帝時期的愛將霍去病，據說就是食用了這種水源里的水，生病死了。這也是歷史上的第一次細菌戰。

漢武帝攻打匈奴，不但敢打，更會打。這需要超人的勇氣，也需要超人的才略。正是因為漢武帝，才有了“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這樣鏗鏘有力的宣言。

三、打破了攘夷必先安內的成見

漢武帝建立武功遇到的另一個巨大的阻力是：除了他，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為“攘夷必先安內”，但安內無止境，攘外也一直無從說起。最可悲的是，當漢、匈對決取得階段性勝利之后，朝廷上下又急不可耐地想著妥協讓步。

“攘夷必先安內”這句話是漢景帝年間，大夫晁錯提出來的，他認為諸侯勢力太大，力主削藩，其結果是激化了中央與諸侯的矛盾，引發了“七王之亂”。民國時期，蔣公也主張“攘外必先安內”，以致于日本人打進來也堅決不抵抗。

“攘夷必先安內”有混淆敵我矛盾之嫌，如果整天拿他做口號，鄰國一定不高興，因為你安內的目的是攘夷;內部同志也一定不高興，因為說不定哪一天，我就被你安了。兩頭不討好，何必呢？

漢武帝重用衛青、霍去病，在與匈奴的交戰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在衛青、霍去病亡故后，將帥后繼無人，朝廷上下又覺得匈奴已經臣服，不必乘勝追擊，甚至主張恢復和親。“攘夷必先安內”的說法再次抬頭，就連太子劉據也覺得沒必要再打擊匈奴了。那么，匈奴之患是不是真的平息了呢？我們看看漢宣帝的武功就知道了。

漢宣大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大漢發鐵騎16萬余兵馬，分五路攻打匈奴，同時，派遣校尉常惠前往烏孫，節制烏孫騎兵5萬余，與漢軍東西并進，形成一個巨大的鉗形攻勢，夾擊匈奴。

匈奴畏懼漢軍，驚惶西逃恰遇烏孫兵，一場激戰大敗而歸，常惠因此封為長羅侯。第二年冬(前71)，匈奴羞憤，再襲烏孫，遇大雪，生還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烏孫、烏桓與丁令的乘勢攻擊，國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國力大為削弱也。不久，漢軍3千騎擊匈，都能捕得幾千匈人而還，匈奴亦不敢報復，而且更向往與漢和不是戰了。這次勝利是武帝以來，堅決執行聯烏擊匈政策結出的碩果。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統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賢撣與新任單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關系不睦，帶著數萬人投降大漢，宣帝特派鄭吉，發渠犁、龜茲諸國兵5萬，前往迎降，一直護送至京師長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斬殺。日逐王后被封為歸德侯。這掀開了漢匈史新的一頁。

漢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呼韓邪單于親往帝都長安，俯首稱臣做北藩。縱橫萬里的游牧風暴――匈奴帝國，全盛時控弦之士三十余萬，與漢纏斗140余年，終于低下高昂之頭。

所以說，匈奴之患直到漢宣帝時才徹底根除。漢武帝的對匈政策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可惜的是，漢武帝的這一戰略因為漢武帝以及衛青、霍去病的逝去而被迫中止，知道漢宣帝的時代才得以完成。

四、溝通西域，抵御霸權

“國立武漢大學”的牌坊拆除的時候，我曾經故意將之讀作“學大漢，武立國”。雖然漢朝的文治武功都有建樹，但因為漢武帝的原因，漢朝的武功是非常鮮明的特色。漢朝以武立國不是欺凌弱小，而是團結西域各國，共同對抗蠻橫的匈奴，其結果并非稱霸一方，而是萬國來朝。

回想建國之初，毛主席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周總理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將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緊緊團結起來。正如毛澤東所說：“是亞非拉的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如果沒有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聯合亞非拉就是漢武帝溝通西域精神的體現，對抗美蘇霸權也是漢武帝抵御匈奴的現代版：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都是聯合弱小，對抗霸權。所以當時的世界格局是，美蘇雖強，卻免不了忌憚中國;而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都緊密地團結在中國周圍。這一形勢，和漢武帝時期非常相似。

但是好景不長，自從中國人對越發動了所謂的“自衛反擊戰”。中國周邊的國家都對中國產生了忌憚，“中國威脅論”也隨之而生。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國的謀士就知道“遠交近攻”的道理，對鄰居動武，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團結西域，就能制衡匈奴;欺負弱小，就只能向匈奴獻媚。漢武帝選擇了前者，這不光是君王的尊嚴，也是整個民族的尊嚴。

中國原子彈爆炸之前，在美國的華裔和其他有色人種一樣，上公交車也不能坐前面的位置，只能到后面站著。有一天，一個華裔如往常一樣，上了公交車就徑直往后走。但是司機叫住了他，司機說：“你不用站后面去了，前面有位置，你盡管坐。中國已經爆炸了原子彈，中國是個偉大的民族。”這位華裔平生第一次在美國的公交車上坐下，到站后，他很快下了車，然后一個人躲起來痛哭了一場。

也許有些人會說：國家富強和我一個小老百姓有什么關系？或許這個問題不容易正面回答，但我可以這么說：我知道有兩個民族沒了國家，一個是猶太人，一個是吉普賽人。

五、打擊豪強，建設國家

漢武帝另一個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敢于打擊豪強。一般而言，“劫富濟貧”的事只有羅賓漢這樣的俠盜才會干，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只會做“劫貧濟富”的事。所謂“劫貧濟富”，就是《讓子彈飛》里說的“賺窮人的錢”。但是漢武帝偏偏是優先打擊豪強。遷茂陵，遷朔方，都是優先遷豪強。有人說茂陵當時的富人區，其實不是那么回事。茂陵是漢武帝的陵寢，漢武帝將豪強遷入茂陵完全是為了瓦解豪強的勢力。遷朔方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盡快建設一個重鎮。

遷茂陵，遷朔方就好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都是將一群平時養尊處優的人趕到窮困之地去建設。所不同的事，因為漢武帝活得夠久，所以遷茂陵，遷朔方都得以嚴格執行，沒有遺留什么“孽債”，也不會對不起“小芳”。如果漢武帝的繼承者，也讓遷茂陵，遷朔方的人統統回城，這些人一定會恨死漢武帝，并且比司馬遷更狠毒地咒罵漢武帝。

當然，漢武帝在執行遷茂陵，遷朔方的時候，不是沒遇到阻力，在遷茂陵過程中，出了一個大事件——郭解事件。《史記》《漢書》都為郭解立傳，可見這位“游俠”不一般。

郭解家里貧窮，沒有達到應該遷居茂陵的豪強標準，但負責此事的楊縣掾也想趁此機會將郭解這個令縣吏們頭疼的不安定因素送出軹縣，郭解于是也被列入了遷移名單。郭解縱使不是豪強，但車騎將軍衛青竟然親自為此向漢武帝求情，說郭解家貧，不符合搬遷的條件，這不能不引起漢武帝的警惕。漢武帝反詰：“一個百姓的權勢竟能使衛將軍替他說話，可見他并不貧窮。”實際上，漢武帝此時已經不關心郭解家中是否富裕，而關注郭解背后的勢力。郭解事件還剛剛開始，當他終于被遷到茂陵，為他送行的豪客們送給他的禮金就達一千余萬，超過了遷移標準的好幾倍。這就像現在網絡上熱炒的許多事件一樣，郭解一下子被推上了風口浪尖。那些送他禮金的豪客，未必真心敬重郭解，只是想用贊助郭解的方式來發泄都遷居茂陵這一國策的不滿，而郭解也被這幫“支持者”推向了風口浪尖。

事有不巧，正在豪強們爭相與郭解結交之時，楊縣掾和他的父親楊季主先后被人刺殺，楊家告狀的人又被殺死在宮門之下，這一系列血案最終促使漢武帝親自下令拘捕郭解，郭解將老母安置在夏陽后，孤身來到臨晉，然后逃亡到太原。軹縣有一位儒生招待查辦郭解的使者時，客人在席間贊揚郭解，儒生便說：“郭解專門干違法亂紀的事情，怎么能算是賢人？”郭解的手下隨后便殺掉了此人，并將他的舌頭割下。官府追究此事，郭解并不知道殺手的事，殺手也從沒查出來。御史大夫公孫弘得知后說：“郭解作為平民，玩弄權詐之術，僅憑他的眼色就能置人于死地，他雖然對案件并不知情，但此罪比他親自殺人都嚴重！應以大逆不道論處。”遂下令將郭解滿門抄斬。

公孫弘的判詞有沒有道理？有！正如電視劇《刀鋒1973》中，龐德對鄭樹森說的：“當時成名之后，就會有人幫你殺人。”郭解在這兩個命案中，雖然沒有親自動手，但這比他親自動手更為可怕。郭解或許不是豪強，但毫無疑問，郭解代表了豪強的利益。豪強試圖將郭解作為話題，希望在輿論上否定漢武帝打擊豪強的合理性;雖然他們看起來是站在郭解一邊，實際上是將郭解推上了不歸路。

綜合而言，漢武帝能做到這五點，真的非常不容易。完全當得起“千古一帝”的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