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政局迭蕩，群雄紛爭。其間，不僅各類英雄豪杰層出不窮，演出了一幕幕爭霸天下的活劇，而且還出現了眾多的謀略之士，他們各為其主，互相斗智，給當時歷史增添了奇妙的色彩。其中如荀彧、郭嘉、諸葛亮、魯肅等，其聲名至今仍廣為流傳。但也有不少杰出的謀士運計雖奇，但所托非人，終致事跡失載，埋沒無聞了。這類人物恐以袁紹之謀士田豐、沮授最為典型。

一、據《三國志·袁紹傳》(下文引該書不另注)注引《先賢行狀》記載：“豐字元皓，巨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瑰杰，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這是有關田豐早年行跡唯一完整的記載。田豐生不逢時，處于王權中衰，世事紛擾的亂世。當時腐朽的宦官集團與士大夫勢力間展開了長期而激烈的較量，對宦官的態度如何，是當時評價士人高下的主要標準。桓、靈之間，宦官憑借皇權的威力，興起兩次“黨錮之禍”，不少士人領袖被誅殺、禁錮。田豐正在洛陽任職，其態度如何呢？所謂“閹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表明他雖沒有直接參與反宦官的斗爭，但顯然是站在士大夫一邊的，其“棄官歸家”，便是對宦官專權的抗議。

中平六年(189)，袁紹剿滅宦官勢力，但勝利果實被關西軍閥董卓竊取。為籠絡人心，董卓一開始曾在朝廷內外“顯拔幽滯”，起用士人代表，韓馥被委為冀州牧，冀州主要的士人如田豐、沮授、審配等都應辟入幕。韓馥為潁川人，對冀州地方勢力懷有疑慮，于是起用河南故人，還曾專門派人回潁川援請士人入鄴，而對冀州士人則加以壓制。韓馥的這種政策，直接引起了冀州士人的倒幕活動。

當時割據冀州有不少優越條件，如受戰禍破壞程度輕，人口較眾，儲備也豐，故稱“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韓馥能否占為己有，取決于地方士人的支持程度。從冀州士人的角度而言，他們選擇的軍政首領應具有一定的才能與聲望，而韓馥“素性恇怯”，人稱“庸才”，不可能穩定冀州局勢，進而圖謀發展。此時，袁紹奔河北，領勃海郡太守，領導關東地區的反董卓戰爭，被推為盟主。袁紹家族自高祖袁安以下“四世三公，由是權傾天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董卓西遷后，袁紹迫韓馥讓位，冀州士人多應之。田豐為當地士人代表，袁紹“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注引《先賢行狀》)。

二、漢獻帝初平二年(191)，袁紹登上冀州牧位之后，為鞏固統治基礎，曾一度重用冀州士人，田豐、沮授、審配等主要人物都被辟舉，“甚見器重”，成為袁紹幕中主要僚佐。

冀州士人也希望借重袁紹之威名和聲望，穩定河北局勢。為此，沮授在其對策中為其明確規劃了發展前景及其步驟與條件，概而言之就是穩定冀州、控制河北，創造條件以兼并河南。田豐是這一戰略規劃的主要執行者。平定冀州和河北地區，主要的對手是幽州軍閥公孫瓚和黃巾余部“黑山賊”。

田豐屢隨袁紹出征，為其籌畫，史稱“紹用豐謀，以平公孫瓚”(同上)，反映了他的功績。及至建安年間，袁紹控制了冀、青、幽、并四州，實現了“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眾”的戰略構想，下一步便是進行用兵河南的戰略轉移了。但田豐、沮授在為袁紹制定發展戰略時曾指出，實現這一戰略轉變必須具備一個重要條件，即迎奉漢獻帝，取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輿論優勢。沮授在初平二年(191)的對策中明確提出了這一點，與此同時，田豐也“勸紹迎天子，紹不納”(同上)。這一謀略在當時確是深謀遠慮，比曹操集團荀彧的提議早了三四年。他們在局勢最混亂的時候，已經洞悉了歷史必然歸于統一的趨勢，并提出了一整套切合實際的戰略和戰術，應該說，他們是歷史上杰出的謀略家。

令人遺憾的是，袁紹沒有采納這一建議，利用有利時機將漢獻帝迎奉至鄴城，從而鑄成了無可挽回的錯誤。我們知道，漢朝統治了數百年，加上當時儒學興盛，士人重名節。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誰搶先控制漢獻帝，打出興復漢室的旗號，便會取得王者之師的地位。袁紹之所以錯失良機，主要是急于稱帝的心理在作祟，以致利令智昏。他以為“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注引《獻帝傳》)，并公開進行稱帝的嘗試，因“眾情未同”而作罷。從局勢發展情況看，建安元年(196)漢獻帝都許，可以說是袁、曹兩大軍事集團的轉折點。

曹操“收河南地，關中皆附”，斥責袁紹“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相擅討伐”。這時袁紹始覺問題的嚴重性，“乃欲移天子以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濕，洛陽殘破，宜徙鄄城，以就全實”。但這簡直是異想天開，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曹操的拒絕。

有沒有辦法奪回漢獻帝呢？田豐仍在進行最后的努力。他進計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托詔令，響號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后漢書·袁紹傳》)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了。當時曹操在河南尚不穩定，軍事力量遠不足以對抗，袁紹若果斷地以武力相脅，曹操必會讓步。但袁紹仍猶豫不從，失去了最后的機會。從此，曹操在河南迅速發展，聲譽漸著，而袁紹之名望銳減，被視為“逆德”。

三、建安四年，袁紹徹底消滅公孫瓚，控制了河北四州。與此同時，曹操基本控制了河南地區，形成了對抗之局。袁紹深感其威脅，“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

從表面看，袁紹占地之廣，軍隊之眾，裝備之精，供給之豐，都占有絕對優勢。不少幕僚、將士都以為“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以致“將士憤怒，人思自騁”(注引《獻帝傳》)，袁紹集團上上下下彌漫著一股驕狂之氣。只有田豐、沮授比較冷靜，諫紹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

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兵，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同上)這是一個符合實際的戰略方針。它要求袁紹先整肅內政，發展生產，爭取輿論，再“漸營”河南。從后來的實戰情況看，曹操最懼怕這種戰術，如果袁紹依此行事，可以牢牢控制戰爭的主動權，收到不戰而勝的奇效，可惜袁紹未能采納。

做為第一流的謀士，田豐善于見微知著，靈活應變而不拘于陳式。建安五年，曹操得知袁紹欲南下決戰，而東南徐州在劉備手中，依附于袁紹，為避免將來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曹操親領大軍東征。

其謀士屢諫，懼袁紹乘機斷后，曹操認為袁紹“性緩”，必遲疑不決。田豐看到了這一機會，進言袁紹：“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機動，斯其時也。”(《后漢書·袁紹傳》)袁紹若立刻興師，曹操便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之中，這是曹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相反，袁紹不出師，劉備會很快失敗，曹操回師布防，專心抵御袁紹，形勢便發生了變化。

袁紹智不及此，竟“辭以子疾，未得行”，田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之機，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可謂愛之深，則言之切。但袁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同上)。對此，歷代論者無不為之嘆息。胡三省說：“紹攻公孫瓚，而操乘間東取呂布，操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通鑒》卷62胡注)

曹操返師，在黃河南岸設陣布防。袁紹開始大舉南征。田豐“以既失前機，不宜便行”，諫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弗復空虛。

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并且重提“漸營”與“久持”之術，希望袁紹“外結英雄”、“內修農戰”，整治部伍，再施以“乘虛迭出”之計，即左右出擊，使對方疲于奔命，不戰自潰。他最后警告袁紹：“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袁紹不納，田豐“懇諫，紹以為沮眾，遂械系之”(《后漢書·袁紹傳》)。

當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勝，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注引《先賢行狀》)此后袁紹南征，在具體戰術上又不斷失誤，終于在官渡被曹操擊潰，幾乎全軍覆滅。逃亡途中，不少將士痛定思痛，“撫膝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于是也。”有人以為袁紹會改弦更張，對田豐說：“君必見重。”田豐深知袁紹“外寬內忌”的病態心理，說：“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果然，袁紹說：“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慚見之。”(注引《先賢行狀》)于是將其殺害。做為聰明過人的一代杰出的謀士，田豐竟落得這樣一種結局，真是一幕令人寒心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