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何焯認為，后世有關“曹操盜墓”的傳聞，即是以陳琳的這篇檄文為根據。由于一篇檄文而坐實曹操“盜墓”，顯然有失公允。張舜徽主編《后漢書辭典》“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條也認為，這兩個“官職”是“袁紹攻訐曹操時所云官名”，實無其事。

在我國古代典籍中，有兩篇著名的戰前檄文，分別涉及兩個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殷紂王和曹操。殷紂王是商朝的亡國之君，曹操則是曹魏王朝的實際締造者。在古代社會的主流輿論里，這兩個人物全都是負面形象，但是，自古及今，也有不少人在為他們鳴不平。

《論語語子張篇》記載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是說，殷紂王的罪惡，根本沒有現在人們所說的這么嚴重，如此看來，人不能處在社會主流輿論的對立面，否則，天下所有的罪惡全都會加到自己頭上。這表明，到了春秋末年，人們就對殷紂王添加了不少罪狀，只是子貢沒有說出當時已經具體累積了多少條而已。

那么，殷紂王到底犯有哪些罪過？究竟有沒有一個比較接近事實真相的歷史記載呢？《尚書牧誓》記載的是周武王率領西南諸侯聯軍開赴牧野，對商朝軍隊展開決戰之前召開誓師大會的史實，姑且可視作一篇戰前檄文。據《牧誓》記載，在這個誓師大會上，周武王為了激勵聯軍的斗志，一口氣羅列了殷紂王幾大罪狀，他說：“今殷王紂，唯婦人言是用;昬棄厥肆祀弗答;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這是迄今為止，記載殷紂王罪惡最為原始的史料。這里清晰地表明，殷紂王的罪狀共有四條，分別是：第一，只聽信“婦人言”;第二，罔顧國家利益，不祭祀列祖列宗;第三，不起用自己的庶兄弟;第四，任用其他方國的逃犯，使他們在商繼續為非作歹。據史家考證，周武王所列舉的這些罪狀，全都是殷紂王的庶兄微子啟提供的，因此比較接近事實真相。

失去民眾擁護，確實是殷紂王亡國的主要原因。另據《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記載，劉公對萇弘說，《大(泰)誓》記載，周武王說過：“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即治臣、賢臣)十人，同心同德。”由此看來，殷紂王并非罪大惡極，只因他是亡國之君，后世對他的丑化便逐漸升級，使他一步步成為罪惡的典型。至于后世所傳說的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等，則純屬虛構。

在曹操的生前身后，曾經擁有很多“頭銜”，“歷史上最大的盜墓賊”便是其中之一。有史料記載說，曹操曾經盜掘西漢梁孝王墓并設置專事盜墓官“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此事是否屬實呢？現僅就這一點略作討論。

東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袁紹和曹操在官渡大戰之前，袁紹命幕僚陳琳致書盟軍豫州牧劉備，約請他及時作出策應。陳琳便寫下了著名的《檄州郡文》(《文選》卷44作《為袁紹檄豫州》)。有關曹操掘墓并設盜墓專官“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之語，就出自陳琳的這篇檄文。

檄文長達1300余字，其主要內容有：第一，曹操的祖父曹騰身為宦官，在朝中伙同他人“并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曹操的父親曹嵩是個養子，形同乞丐，通過貪污聚斂錢財，買官而身居高位，為非作歹。第二，曹操本是“贅閹遺丑”，

無德無才，拘禁獻帝，“專制朝政”，殘害忠良，“專為梟雄”;又“率將校吏士”發掘梁孝王(案，指漢景帝同母弟劉武)陵墓，“略取金寶”;設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專事盜墓，激起“人怨天怒”。第三，皇帝遭受脅迫，天下的“忠臣”、“烈士”理應“興威奮怒，誅夷逆暴”，伸張正義，即使“肝腦涂地”，也要齊心協力消滅曹操勢力。

陳琳這篇檄文的“價值”在于其“感染力”，內容卻多不屬實。

檄文極力丑化曹操的祖父曹騰、父親曹嵩，有其特殊的用意，它迎合了當時社會“清流”對宦官集團的仇恨心理，并進而達到攻訐曹操的目的。東漢后期，宦官和士大夫間的矛盾已不可調和。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先后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宦官集團對以太學生為主體的“清流”進行了全面的清剿。在此后的20年間，宦官勢力達到了極盛，中央官署全由宦官擔任令、丞，宦官的兄弟親戚充任刺史、郡守。

袁紹出身于顯貴之家，自其曾祖父袁安以來，四世有5人位居三公，史載袁氏“門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漢書跐袁紹傳》)。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大起義爆發以后，東漢政府組建了一支新軍以保衛洛陽，在西園設立總指揮部，這就是著名的“西園八校尉”，宦官蹇碩為上軍都尉(即總統帥)，袁紹為中軍校尉(即副總統帥)。

靈帝死后，大將軍何進殺死蹇碩，不久何進也被殺，袁紹發兵悉誅宦官，死者2000多人。陳琳的這篇檄文舊事重提，刻意指明曹騰的宦官身份，藉此激起“友軍”以及社會對曹操的“公憤”。

清代何焯認為，后世有關“曹操盜墓”的傳聞，即是以陳琳的這篇檄文為根據，他說：“此事不知信否。《文選》注(引)《曹瞞傳》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似緣此檄而實之者也”。由于一篇檄文而坐實曹操“盜墓”，顯然有失公允。今人張舜徽主編《后漢書辭典》“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條也認為，這兩個“官職”是“袁紹攻訐曹操時所云官名”，實無其事。

殷紂王和曹操都對中國社會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他們的形象卻由于不盡相同的社會原因，同樣地受到嚴重的扭曲和丑化。這與其說是一種文化現象(“成王敗寇”的文化心理使然)，毋寧說是現實政治斗爭的需要。

《尚書圠牧誓》篇列舉殷紂王罪惡尚能比較“屬實”，到了陳琳的《檄州郡文》，則對曹操進行肆意詆毀，這表明后世政治軍事斗爭的日益復雜化和多樣化，而恰恰可以印證孔子所論：“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檄文這種文體在中古時期的日益成熟和大量使用，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看來，在認知和評價歷史人物時，不但要把他放回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仔細考察，更需要實事求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切不可人云亦云，妄作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