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說，光緒在臨終之前，他的親弟弟載灃去見過他最后一面。在這次會見中，光緒囑托載灃一定要誅殺袁世凱，為自己報仇雪恨。甚至還有人說，光緒在被囚禁期間，每天在紙上畫大頭長身的各式鬼形，寫上“袁世凱”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經常畫一烏龜，龜背寫有“袁世凱”三個字，然后貼在墻上用小竹弓射擊，射爛之后還不解氣，還要再取下來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飛”。更玄乎的是，還有人說光緒臨死一言不發，唯用手在空中寫了“斬袁”兩字。

這些傳聞流傳頗廣，聽起來也頗象那么回事。畢竟，袁世凱在戊戌變法中，的確干下了出賣友人以圖自保的告密勾當，光緒也因此被囚禁瀛臺，“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凱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連“亂黨”康有為和梁啟超都致書載灃，說：“兩宮禍變，袁世凱實為罪魁，乞誅賊臣。”看來，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凱的日子是不好過了。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傳聞中的光緒和載灃這場兄弟會是沒有發生過的，因為載灃當時正忙著接懿旨，然后趕緊把三歲的兒子溥儀送進宮，這事已經夠他忙的了。再退一步來說，即使載灃和光緒見了面，恐怕也只能行個問安的常禮，因為光緒被囚禁后，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有人暗中監視并向慈禧太后報告。何況，載灃當時恐怕也沒有想到光緒會這么快去世。

不管有沒有這場“殺袁”的兄弟會，反正載灃上臺之后，第一個要對付的就是袁世凱。在新政以后，袁世凱在慈禧太后的庇護之下風光得很，也辦了不少實事。但問題是，他的勢力擴展太厲害了，軍隊、官制改革、立憲，他樣樣都來，而且朝中有人，門生故舊遍天下，特別是北洋新軍里的那些將領，哪個不是惟他袁世凱的馬首是瞻？

皇族親貴的擔憂也不無道理。清朝本是馬上打天下的，但經過這兩百多年的養尊處優后，太平軍一起，滿人竟然已經不能打仗，綠營也是遇戰即潰，這才給了曾國藩、李鴻章等漢人勢力興起的機會。由此，地方督撫多為漢人掌握，清廷的政權也開始軟化。亂世當眾，偏偏那些滿人親貴還不爭氣，在朝廷中占據高位卻找不出幾個能做實事的，這朝政當然搞不好。所以，戊戌變法的改革措施便直指滿族親貴，幸好老佛爺英明，及時扼殺了這場改革運動。可笑的是，那些愚昧的親貴們后來又亂出昏招，結果導致庚子之亂和八國聯軍侵華，險些葬送了清王朝。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奪回來。從官制改革到預備立憲，皇族親貴看著漢人的勢力在不但壯大，特別是袁世凱，黨羽甚眾又年富力強，他們怎能不憂心忡忡。果不其然，載灃剛剛上臺主政，肅親王善耆和鎮國公載澤便密告載灃：“內外軍政，皆是袁之黨羽，從前袁所畏懼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經無人可以鉗制他”，他們建議載灃對袁世凱速作處置;不然，“異日勢力養成，削除更為不易，且恐禍在不測”。就連和載灃有過節的溥偉都拿著當年道光皇帝賜給他祖父的白虹寶刀，說要手刃袁世凱這個元兇巨惡。

載灃何嘗不擔心袁世凱。當年在官制改革會議上，袁世凱堅持要設立責任內閣，載灃至今都為袁世凱當時的猖狂勁而記憶猶新。雖然老太后在前兩年已做先手，將袁世凱所轄的北洋新軍六鎮中的四鎮收歸陸軍部，去年又將他與張之洞一起上調為軍機大臣，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豈能輕易動搖袁世凱的勢力？更何況，處置一個位極人品的軍機重臣，必須要經過軍機大臣們的同意，其所頒上諭也須有軍機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滿族親貴要誅殺袁世凱，談何容易。

正因為如此，載灃才不敢貿然而行。在再三的思慮之后，載灃和隆裕太后把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請來商議，不料奕劻聽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發。在隆裕太后的厲聲質問下，奕劻才囁囁嚅嚅的說，這事得和張之洞商量下。

載灃沒辦法，只好又召見張之洞。張之洞聽后，長嘆一聲。張之洞是漢人大臣，年紀又大了，聽說要誅殺袁世凱，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說：“國家新遭大喪，主上又年幼，當前為此穩定的大局最為重要，此時誅殺大臣，先例一開，恐怕后患無窮”。他見載灃仍遲疑不定，便又說：“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攝政王熟思之，開缺回籍可也”。應該說，張之洞和袁世凱的關系并不算好，他的話也是寬仁厚道的長者之語，不管他是為了大局著想或是其它，卻在無意中保護了袁世凱。

事實上，除了奕劻和張之洞反對誅殺袁世凱外，其它幾個軍機大臣也表示反對，比如那桐和世續，都是袁世凱的私黨，世續還暗地為袁通風報信。而在地方督撫中，端方是袁世凱的姻親，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凱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也曾為袁世凱出面說情，這些人都構成了阻止殺袁的重要力量。

不過，話說回來，袁世凱是不好對付，但在皇權體制下，袁世凱何嘗不慌張？當他從慶王府聽到“將對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喪家之犬，無計可施。1909年1月2日，在嚴辦袁世凱的流言聲中，袁世凱迎著冰冷徹骨的寒風，象往常一樣前往內廷。載灃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軍機大臣商議朝政。這一天，當袁世凱走到殿廷的時候，早被買通的當值太監將他攔住，偷偷的對他說：“袁大軍機可不必入內，今日攝政王怒形于色，聽說嚴懲諭旨即下，恐怕對袁大軍機不利，宜早籌自全之策。諭旨如何嚴峻，則非我輩所能得知”。

袁世凱聽后，猶如被打了一悶棍，在腦海一片空白的情況下，失魂落魄的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凱急忙把自己的幕僚和親信召來商議對策。親信張懷芝說，情勢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車站乘三等車前往天津，畢竟直隸總督楊士驤是我們的人。袁世凱聽后，立刻簡單的收拾行裝，在張懷芝的保護下前往天津。為防不測，袁世凱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車，而是提前一站讓張懷芝給楊士驤打電話，讓他派人來接。楊士驤倒還鎮定，他讓袁世凱萬可來督署，萬不可讓人看見。

袁世凱正在生悶氣之時，楊士驤的親信來了。他帶來了北京的消息，說“罪只及開缺，無性命之虞”。袁世凱聽后長舒了一口氣，便決定立刻回京，預備明晨入朝謝恩，不然會引起更大的麻煩。

當時北京的袁府更是陷入了慌亂當中，袁世凱失蹤的消息在城中不脛而走，一時間謠言紛紛，有人說袁世凱被秘密處死的，也有人說袁世凱畏罪自盡的，一時紛紛擾擾。主持軍機大政的張之洞直到聽說袁世凱已經回來的確切消息后，他心里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緊張之余，老張忍不住對左右調侃道：“人家都說袁世凱不學無術，我看哪，他不但有術，而且是多術，你看他這次倉皇出走，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誰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現在算是知道什么叫‘術’了。”

第二天，袁世凱終于見到了那道上諭：“內閣軍機大臣外務部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擢用，朕御極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驅馳。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艱難，難勝職任。袁世凱著即開缺回籍養疴，以示體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袁世凱懷著無比的委屈和幽怨，帶著他的姨太太和親信們，孤獨而凄茫的離開了北京。袁世凱被排擠出京后，清末政壇再次發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凱的私黨一個個清除：楊士驤當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隸總督;張之洞去世;郵傳部尚書陳璧被革職;徐世昌內調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由錫良接替;黑龍江布政使倪嗣沖被查辦;民政部侍郎趙秉鈞被斥，載灃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請開缺，等等。

表面上看起來，這是載灃和袁世凱的斗爭，但實際上，這是以載灃為首的滿族親貴派和奕劻&袁世凱集團的權力之爭。載灃主政之前沒有自己的人馬，他所能接觸到并信任的，也只有象載澤、善耆、載濤、載洵、毓朗等人這樣的滿族親貴，而這些人不管有才無才，都迅速的集結在載灃周圍，成為一個皇族親貴集團。載灃集團都是一批新發家的少壯親貴，他們當時手無實權，要想獲得權力，必須排斥當時的實權派奕劻&袁世凱集團。

載灃集團和奕劻、袁世凱集團之爭，不是簡單的滿漢之爭。事實上，奕劻&袁世凱集團的首領和后臺是皇族慶親王奕劻，而滿人中的重臣端方、那桐等人和這個集團的關系也極為緊密。奕劻與袁世凱的結合，表面上是由于袁世凱賄買了奕劻，以擴大自己的權勢，但事實上，奕劻何嘗不是要靠袁世凱來保住他的地位。奕劻&袁世凱集團，實際上是皇族元老派和新北洋派的聯合。正如末代皇帝溥儀后來所說：“殺袁世凱和保袁世凱的問題，早已不是什么維新與守舊、帝黨與后黨之爭，也不是滿漢顯貴之爭了，而是這一伙親貴顯要和那一伙親貴顯要間的奪權之爭”。溥儀先生的明白話不多，這句算是一語中的。

扳倒了袁世凱后，載灃首先要抓的就是軍權。他當年作為“謝罪專使”到德國的時候，德皇威廉就曾向他傳授保持皇權的秘訣：要有足夠數量的軍隊，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由此，載灃得出一個結論：皇室要抓軍隊，皇族子弟要當軍官，兵權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在皇室手中。他回國后，反復向慈禧太后強調了這個觀點。于是，在他的積極建議下，陸軍貴胃學堂于1905年成立了。這所學堂主要招收出身于親貴家庭的子弟，當時載灃帶頭入學，他的弟弟載洵和載濤也跟著進了學堂。另外，還有溥偉等人，當時都是這個學堂的學生。

不過，陸軍貴胃學堂開學之后，載灃哪有時間去上課，不過開學典禮出席一下而已。載灃尚且是這樣，其它的人那更是沒法管了。《清宮遺聞》里記錄了這個貴胃學堂的一出滑稽戲，說貴胃學堂的學生，多是王公貝勒或者宗室子弟，所以他們的用餐都要按照規格并做得極其豐厚精美，每人一席，每天就要花掉七八兩銀子，要是稍微不順他們的口味，下面的人立刻會遭到喝叱，甚至當席飛盆擲碗，一片狼藉。就連學堂的總辦教習這些人也被視同奴役，任由阿哥學生呼往喝來，惟命是聽。更搞笑是，學生每日到堂，必須要由教習派人去請，有的時候甚至要請上四五次才勉強到場，來的時候又正好是中午的吃飯時間，于是到了便喊“上午飯”，吃完竟然嘴巴一抹，揚長而去;也有偶然來一次講堂的，有時候興致來了，便在課堂里高唱京調一曲。這哪里是什么貴胃學堂，簡直就是戲園子。

載灃接班剛滿一個月多一點，便下令建立“禁衛軍”，也就是主要用來保衛皇帝和皇宮的軍隊。這支軍隊主要從陸軍中挑選精壯士兵，并兼從閑散宗室中選出一些人組成，由載濤、毓朗和鐵良擔任訓練大臣。兩個月后，載灃又下令重整海軍，并指派善耆、載澤、鐵良妥為籌劃，而真正海軍出身的薩鎮冰卻只是名列第四。

1909年7月，載灃又特意以宣統的名義下詔，一是宣布皇帝是海陸軍大元帥，但因皇帝年幼，暫由攝政王代理;二是將軍諮處從陸軍部獨立出來，變成一個襄助攝政王的一個專門機構，并指派載濤和毓朗負責;三是將海軍處從陸軍部中分出來，設置獨立的籌辦海軍事務處，由載洵和薩鎮冰充當籌辦海軍大臣。另外，載灃還任命排漢思想最厲害的良弼為禁衛軍第一協統領官。當年8月，載灃又命陸軍部尚書蔭昌兼任近畿陸軍六鎮的訓練大臣。當年12月，載灃宣布設立海軍部，以載洵為海軍大臣。如此以一來，陸海軍都歸載灃的兩個弟弟載濤和載洵主管了。

看得出來，載灃抓軍權非常堅決，行動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發了地方督撫們的抵制，就連皇族內部的將軍都統們在背地里也是怨氣沖天。道理很簡單，原來的地方總督、巡撫、將軍等都有一定的調兵權，而現在無論做什么都需要請示軍諮處，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是覺得自己的權力受到損害。

更要命的是，載灃以為只要抓住了軍隊，海陸軍的權力都抓在自己弟弟手中，便以為萬事大吉，皇位永固;可問題是，載濤和載洵這兩個陸軍貴胃學堂的畢業生，哪里懂什么軍事！比如載洵，他見七弟載濤做了大臣，他便也吵著要做海軍大臣，還說是繼承先父遺志(老醇親王奕譞是主管過海軍衙門)，載灃拗不過弟弟，只好讓他去做。

載洵和載濤兩兄弟，本就是生于富貴的紈绔子弟，他們做上官之后最熱衷的便是出洋考察，開開洋葷。1909年秋，載洵前往歐洲各國考海軍;1910年春，載濤則前往歐美各國和日本考察陸軍。載洵回來一看，七弟載濤比他多去日本和美國兩個國家，那不行，于是他在1910年的夏天由專程去了一趟日本和美國。這兩皇叔這回算是見大世面了，他們從國外帶回來大量的禮物和洋貨，可謂是滿載而過，滿心歡喜。

載灃雖然重視滿人，但他的圈子有限，用來用去結果變成他三兄弟主政了，其它有才能的滿人他也棄之不用。比如前面說的溥偉老侄，載灃認為他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將他派到禁煙大臣的閑差上去;還有溥倫，這是咸豐大哥的孫子，也是近支，載灃也只是將他派到變通旗制處之類的部門，未見重用。一直到1911年，溥倫才混上農工商部尚書的位置，可惜也沒幾天官做了。

載灃棄用賢才，最為明顯的例子莫過于鐵良。鐵良是滿洲鑲白旗人，本是載灃老丈人榮祿的老部下，早年又做過兵部侍郎、練兵大臣和陸軍部尚書，本是僅次于袁世凱的軍事專家，而且當時也就四十來歲，但這樣一個老資格卻在載灃的軍事結構調整中屢遭排擠，讓他去給載洵和載濤兩個啥也不懂的小年輕做副手。這還不算，1910年秋，為了給弟弟騰位置，載灃干脆找了個借口，把鐵良從陸軍部尚書的位置上一腳踢了下來，后來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寧將軍。

象鐵良這樣的例子，還有良弼。良弼的祖父伊里布曾任過巡撫、總督，他們家對大清可謂是忠心耿耿，良弼從小就學習優良，做事果敢，后來又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是滿人中難得的軍事人才，但也只被載灃任命為禁衛軍第一協統領，不可不謂是大材小用。

當時皇族還有載澤，他本來和載灃關系很好，又是姻親，而且曾經出國考察，論才干大大超過了載洵、載濤兩兄弟，但載灃也只是讓他做個度支部尚書。載澤與奕劻的矛盾很大，常對載灃說，“你要不聽大哥的話，老慶(奕劻)就要把大清江山斷送了！”但是，載澤的很多提議載灃都沒有采納，而只是一味敷衍。

載灃之所以沒有聽載澤的建議去扳倒奕劻，主要是擔心北洋派難以控制，而奕劻主管外務部，他又怕外國人干涉。要說起來，鐵良被棄用也和奕劻有關系，因為載灃認為鐵良是奕劻的人，他要為弟弟載洵、載濤掌握軍權掃清道路。不過，載灃雖然不敢用對付袁世凱一樣的手段扳倒奕劻，但卻一步步削弱奕劻的職權。

但是，奕劻也不是那么容易對付的。奕劻在官場上混了這么多年，關系盤根錯節，很多事情沒有他出面就辦不成，正如當時所傳的一句話，“奕劻只要稱老辭職躲在家里不出來，攝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腳”。更重要的是，奕劻有隆裕太后護著，載灃奈何不了他。隆裕太后護著奕劻，據說是這么回事：慈禧太后立嗣的時候，奕劻請在詔書中加兼祧(光緒)皇帝一語。慈禧不答應，她只想讓溥儀給同治嗣位。奕劻跪請再三，慈禧這才答應。于是溥儀是承繼同治并兼祧光緒。因為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兼祧光緒，那隆裕太后就沒有名分，在宮里什么也不是，也做不成皇太后，命運是很悲慘的。因此，隆裕太后深感奕劻的大恩大德，當然不會讓載灃去扳倒奕劻(也有說兼祧之議是張之洞提出的)。

總的說來，經過這兩年的爭奪，以載灃為首的親貴派在中央朝廷中看起來是占了點優勢，但效果未必很好。一來載灃這個人做事并不是雷厲風行的那種，做人也比較軟弱，敷衍拖沓之風，比之慈禧太后時期，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二來這多年的貪污腐敗之體制積習，即使載灃想去整頓，他也沒有這個能力和精力，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三是隆裕太后又喜歡貪權戀財，經常對載灃多方為難，有時候還擺出太后的架子，將載灃找去數落一頓。對此，載灃也是表現軟弱，一再遷就。正如載濤說的，載灃“遇到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

更要命的是，載灃雖然在朝廷中貌似取得控制，但地方上和軍隊中，袁世凱的勢力遠沒有被拔除，這也為袁世凱的東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載灃任用親貴的做法也令很多漢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正如美國學者恒慕義在《清代名人傳略》中指出的：“載灃幾乎毫不具備做攝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質。他無力節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顯貴，他被迫授予他們政府高位，而不考慮他們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許多有才干的漢族官員的支持，否則這些漢族官員在1911年的革命爆發時本會站在他的這一邊。”就連載灃任用的那些少年親貴也各立門派，互相傾軋，譬如載洵與毓朗為一派，載濤和良弼為一派，彼此內耗不已。

一言而蔽之，載灃并不是主政的合適人選。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導致的的威信真空進一步加劇，而清廷軟政權化的趨勢也變得更加的嚴峻。

載灃是不想做攝政王，但他何嘗不是無處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