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史式新說帝王往事》 ，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

明太祖朱元璋被稱為“平民皇帝”，他甚至被一些舊式史學家捧為“民族英雄”。這類說法不能說沒有一定的根據。元廷滅宋，朱元璋在元末抗元起義中，削平群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不正是“民族英雄”嗎！在中國歷代皇帝中，朱元璋的家庭層次低得不能再低，窮得不能再窮。他當叫化子討不到飯，當小和尚化不到緣，經常餓得頭昏眼花，冷汗淋漓。他的投軍，最初不過是混碗飯吃，哪有什么雄心、野心，后來居然打下了江山，這都是給環境逼出來的。這不是“平民皇帝”又是什么！既然是窮人出身的皇帝，對百姓總應該好點。現在讓我們揭開史書一層一層的面紗，看看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不打元兵 專打友軍

在元廷的暴政統治之下，老百姓長期過著“竇娥冤”式的生活，有冤無處申，有理無處說。公元1351年，當元廷征集數十萬民工治理黃河之時，在工地上挖出了一個石人，只有一只眼睛，于是民間盛傳“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以黃河工地為中心，抗元的怒火燃遍了中華大地。英雄四起，各據一方。元廷雖然派兵鎮壓，但是起義軍此伏彼起，元廷窮于應付。四年之后，起義軍首領劉福通部打出“反元復宋”的旗幟，擁宋徽宗的后裔韓林兒為帝，在亳州建立政權，國號大宋，年號龍鳳。各地起義軍雖多使用龍鳳年號，不過是遙相呼應，虛張聲勢而已，大家仍然是各自為戰，并未聽從大宋政權的指揮。

朱元璋自己沒有任何本錢，投身的還是一個小首領郭子興的隊伍。作為郭的貼身衛兵──親兵，由于忠心、作戰勇敢，他逐漸取得郭子興的信任，娶了郭的義女馬氏為妻。郭子興死后，他取而代之，自己就有了本錢。

在這一場大混戰之中，朱元璋的表現如何呢？當時他的根據地在今安徽省的中部，如果他真正是抗元的“民族英雄”，那他進軍的矛頭應該直指北方──元廷的所在地。但是從他率領郭子興的部眾開始，到他于1368年登上帝位之前，這10余年間他的進軍方向始終是向東──打張士誠，向西──打陳友諒，向南──打方國珍，從來沒有向北進軍去打過元兵。

這些行動是不是出于某種不得已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所造成？不，這種“不打元兵，專打友軍”的做法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針”，這個“既定方針”是由他的一個同鄉同宗儒士朱升代他擬定的，有史為據，有案可查。朱升向他建議的行動綱領是“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所謂“高筑墻，廣積糧”就是筑好防御工事，多存糧草，暫取守勢，不要出擊，自己保存實力，坐山觀虎斗。等到別人實力耗盡，再出來收拾殘局。所謂“緩稱王”，是指對付元廷的策略。許多友軍稱帝稱王，成了元兵打擊的目標，太不合算，不如先做縮頭烏龜，在別人大事招搖之時，深藏不露，設法自保;等到時機成熟，然后一鳴驚人。從后來朱元璋所吟的《菊花詩》看來，他對朱升的建議已經心領神會。《菊花詩》曰：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一發時都嚇殺;

要與西風戰一場，滿身披的黃金甲。

從許多有記載的歷史事實看來，朱元璋也是誠心地奉行這一斗爭策略。在許多抗元起義軍紛紛北上之時，他按兵不動，坐視友軍與元兵血戰，付出重大犧牲。在友軍互相火并之時，他又拉一方打一方，從中獲利。他從起兵到登上皇帝寶座，一共15年。前10年中，他在夾縫中生存，坐大;到后5年，他才重拳出擊。1363到1364年，他消滅了陳友諒這一股勢力，盡得江西與兩湖之地;1367年，他又集中力量，一舉消滅了張士誠和方國珍兩股勢力，取得江蘇、浙江、福建這一大片地方。

10多年中，他一直“緩稱王”，只打“大宋”的旗幟，用“龍鳳”的年號，讓劉福通、韓林兒做自己的擋箭牌。待韓林兒兵敗前來投奔，他覺得這個傀儡已無利用價值，就害死了韓林兒，自己先稱吳王，再登位做了大明皇帝。這時南方已被削平，消除了后顧之憂，他才大舉北伐，揮軍直搗元廷。經過十幾年的戰斗，許多勇敢北伐的起義軍早已擊破了元兵的主力，再加上元廷的大將“窩里斗”愈演愈烈，已經無力對外，朱元璋大軍北伐，如入無人之境，坐待“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光榮。

朱元璋一直把抗元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卻在后方蠶食友軍，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潰敗，和各路友軍實力的耗盡。時機成熟，他才下手，不僅摘了許多“大桃子”，而且坐得“民族英雄”的美名。

十幾年中，他韜光養晦，不顯山不露水，如果和元兵接觸，他又是怎么處理的呢？請看《明史·大祖本紀》中的一段記載：1354年冬，元兵大敗張士誠于高郵，進而圍攻六合。這已經威脅到朱元璋的根據地，他不能不介入，與元兵發生沖突，繳獲了許多馬匹。他因此覺得不妥，趕快進行了補救。派地方父老牽牛擔酒去向元將謝罪，并送還所獲馬匹，還向元將解釋說：“我們之所以守城，是在防他盜(實指友軍)耳！”當時元兵正集中力量打擊張士誠，也不想過多追究，此事才過了關。請問：這樣的民族英雄，是不是要打折扣？

殺人為樂，其樂無窮

朱元璋多次在文告中說“予本布衣”。在封建社會里，“布衣”是指的無官無爵的老百姓，勞動人民，但是我們從他的經歷看來，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而是一個不務正業無所不為的流氓無產者，具有極大的破壞性。清代的史學家趙翼說得好：“蓋明祖一人，圣賢豪杰，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既是一代開國之君，趙翼不能不奉承一下，所謂“圣賢豪杰”是虛，“盜賊之性”是實。至于“布衣之性”，他是從來就沒有的。稱他為“平民皇帝”，不太妥當;像魯迅等人那樣，稱他為“無賴皇帝”、“流氓皇帝”，庶幾近之。認為這位出身微賤的皇帝會對百姓好一點，未免太天真了。不要說對老百姓，請看看他對共同打江山的弟兄們，對自己的三親六戚，對為他辦事的文武百官又是如何對待的？史書上明文記載：百官每日早朝，必與家人妻子訣別，朝罷無事歸來，相慶又活一日。那么，為免每日提心吊膽，不當這個官行不行？也不行。當時又有這樣的規定：凡“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者”一律處極刑。你“不為君用”，就是看不起我這個皇帝，那還了得，殺無赦！

朱元璋嗜殺成性，殺人是每日必修的功課。至于殺人多少，則視他的心情變化而定。如果上朝之時，他的玉帶高高貼在胸前，說明情緒不錯，殺人將不多;如果玉帶吊在肚皮以下，說明心情煩燥，大禍將至，人人變色。他每日必殺人，只有殺多殺少之分，要想他不殺人是不可能的。被殺的對象是哪些人？首先是共同打江山的功臣。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歷代有之。但是殺功臣之徹底，朱元璋堪稱古今第一。除了少數幾個人僥幸病死外，可謂一網打盡，寸草不留。而且株連甚廣，胡惟庸、藍玉兩案，前后株連四萬余人，明初的功臣宿將，包括親朋故舊，一時俱盡。至于那些儒生，本來就看不順眼，說錯了一句話，殺！寫錯了一個字，殺！至于罪名，那就不必多說了，既然皇帝要殺你，當然是你犯了該殺之罪，何必再問！

朱元璋為什么這樣以殺人為樂事，并其樂無窮。我想不妨從當時的客觀環境和他自己的的心理狀態兩方面來找原因。

遇到大的災荒，人們易子而食的事歷代有之。但到了元末明初，居然出現了以人肉為美味的記載。

請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一書中的如下文字：“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于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來袋中，入巨鍋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斷其雙腿，婦女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作者后來還在明朝當了官，文中雖未明言，但記事的時間地點正是朱元璋活動的時間與地方。所謂“淮右之軍”，當然包括朱元璋的隊伍。大概在從軍的10多年中，朱皇帝已經嘗夠了用各種方法烹調的美味人肉。既然無辜被吃的人都要受那么多的痛苦(不先宰殺而活烤活煮，是為了味美可口)，有罪受刑的人受一點折磨又算得了什么！朱皇帝能夠發明許多前無古人的酷刑，也許正是受到這些活烤活煮的烹調方法的啟發吧！

至于朱元璋為什么這樣不斷地殺人，生命不息，殺人不止，他的遺囑中的“優危積心”四個字最能說明他的心態。他出身下層社會，從小吃了不少苦，也受盡了凌辱，對社會充滿了猜疑和仇恨。以后在不斷地殘殺中奪得帝位，時時害怕別人來報復他，長期在恐懼和防范中過日子。要想有安全感，唯一的辦法是不斷地殺人。古今中外許多殺人魔王的心態大都如此。殺人魔王當了皇帝，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命運竟然由這樣的人來掌握，真是令人揪心。

在史書上，御用文人對于任何“太祖高皇帝”都是一片歌頌之聲，不必多說;但是民間對于朱元璋的評價又是如何？筆者和這位朱皇帝誼屬同鄉，從小聽熟了鳳陽花鼓。鼓詞曰：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馬，小戶人家賣兒郎。我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咚咚鏘，咚咚鏘，咚鏘咚鏘咚咚鏘！”

600年來，大家對于這首鼓詞作了許多不同的解釋，至今尚無定論。不管如何解釋，結論大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朱皇帝帶給老百姓的不是幸福，而是禍害。不管什么階級──大戶人家、小戶人家──同樣受害，并無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