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豐沛故人集團是籍貫在劉邦早年活動頻繁、頗有影響的豐、沛、碭及其附近地區(大致在今魯西南、皖東北、蘇北地區)，并且與劉邦關系密切的一個人物群體。秦末，劉邦為泗水(在今江蘇沛縣東)亭長時，這個集團已經初具規模，在彼此的頻繁交往中，逐漸形成了共同的利益關聯和心理投合，這構成他們事業的基礎，因此，在未起事前，它就作為一個以劉邦為中心、相互之間有歸同趨向的幫派出現了。劉邦還是平民的時候，蕭何即“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1]。而且，劉邦觸犯秦法，夏侯嬰“坐高祖系歲余，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2]，主動為其開脫責任。豐沛故人集團是沛縣起義的基本力量，當劉邦率領碭郡的部下兵臨沛縣城下時，其中一部分人與劉邦里應外合，奪取了沛縣，他們與碭郡的人員一起初步構成了劉邦軍事政治集團。劉邦部隊反秦義軍主力地位的奠定，主要是豐沛故人集團的功勞，他們以作戰勇猛為劉邦集團樹立了威信。《史記》在樊噲傳中載其“先登”10次，“斬首”11次，“益爵”加官16次，就是這樣的戰功，使劉邦立足于眾諸侯之中，獲取了參與大政商討的資歷。

豐沛故人集團在反秦和楚漢戰爭中對整個劉邦軍事集團起著凝聚作用，是劉邦集團勢力的實力核心。在戰爭中，戰事翻覆，勝負無常，但無論成敗，豐沛故人集團始終跟隨劉邦，維持著這支隊伍的基本穩定。蒯成侯周紲，沛人，劉邦起事時以舍人從，“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之心”[3]。及彭城(今江蘇徐州)之敗，士卒多逃散，夏侯嬰駕車載劉邦西走;曹參“圍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黃，程處反于燕，往擊盡破之”[4];灌嬰“從還，軍于雍丘”，擊敗叛將魏公申徒，與曹參會師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樊噲“還至滎陽，以將軍守廣武一歲”[5]，與主力成抵角之勢，最后，豐沛故人集團爭取韓信、張耳支持，初步穩定了局勢。正是豐沛集團的這種凝聚力，使得劉邦集團散而復聚，屢敗而彌堅。因此豐沛集團就成為劉邦號令天下的資本，使各諸侯不敢輕視和輕易叛離劉邦這股力量。劉邦與他們結成一個興衰與共的穩固集體，在許多問題上保持同一步調，這時候，劉邦就成為集團的利益代表，集團成員在擁護劉邦的同時，也就維護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他們毫不保留地支持劉邦，同時，劉邦也不得不顧及集團成員的愿望和要求，他們為這個集團的鞏固、發展和壯大不遺余力。

由于這種在實際斗爭生活中建立起來的關系，豐沛集團在劉邦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漢朝建立后，劉邦做了皇帝，豐沛集團也在政治上得到回報，位顯一時。劉邦在開始時“所封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6]，初置18侯中，劉邦起事的基地——豐沛碭地區的人員占了11個，而余下的幾乎全部與這三角地帶鄰近。《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侯年表》中載147侯，籍貫在豐沛碭三地的51人，占了1/3強。朝中重臣更是如此。以三公為例，首任丞相為蕭何，劉邦臨終遺言，蕭何死，曹參、王陵、陳平依次接替，而且從上表顯示，直至孝文帝后元二年，擔任丞相一職的僅陳平、張蒼不屬豐沛集團，但二人都是與豐沛集團關系較密的人物。太尉一職不常設，所任盧綰、周勃、灌嬰全為豐沛集團成員。首任御史大夫為周苛，周苛死，其從弟周昌代，周昌遷趙王相，其屬吏趙堯代，其后任敖、曹窋、張蒼接任此職。周苛、周昌，沛人，曾為泗水卒史，是劉邦的老部下;任敖也是沛人，“少為獄吏……素善高祖”[7];曹窋為曹參之子;趙堯籍貫不明，但其為周昌屬吏，又經周昌推薦，關系不會很遠。漢政權建立后，劉邦把戰爭中與豐沛集團唇齒相依的親善關系移植到政權建設中，使其成為政權結構的主體，反映了劉邦對他們的依賴程度，而事實上，他們也的確履行了他們的職責。

但是，在緊密團結的背后，劉邦對豐沛集團也不時產生信任危機，主要集中在蕭何和樊噲身上。楚漢戰爭中，劉邦在關東同項羽爭奪，而蕭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專屬任何關中事”[8]，主持著大后方各方面的事務，擁有很大的權力，前線能否持久，一決于何，劉邦不能不對蕭何有所疑慮，這是事之常情。而樊噲見疑則是劉邦病危時，受人詆毀所致。

劉邦能在楚漢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實有賴于劉邦陣營內部兩個強大的實力集團即封侯者集團和諸侯王集團。

劉邦對于豐沛集團的疑慮是沒有必要的，豐沛集團始終保持著原先對劉邦的支持和忠心，這從前后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而劉邦也沒有擴大疑慮的范圍和程度，蕭何僅僅以多送子侄，多置田地就打消了劉邦的不安情緒。這種情況的產生是皇權鞏固時期所必然出現的，它超越感情和主觀意愿，從而帶有一種規律性。事實上，劉邦最終還是將希望寄托在豐沛集團身上，他在臨終前，確定了以豐沛故人集團為主的丞相名單，告誡豐沛集團成員，“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9]，提示他們警惕天下情勢，防止有危害中央皇權的勢力出現，共同維護漢政權的穩固。此時，劉邦的倚重傾向，依然是豐沛故人集團。

二

劉邦作為反秦主力的地位確定后，吸引了不少有識之士的加入，從而形成歸依集團，其中包括平民出身的陳平、酈食其酈商兄弟、韓貴族后裔張良、秦故御史張蒼等，這部分人由于其突出的才能和戰功獲得了豐沛故人集團尤其是劉邦的認同和信任，并對其委以重任，言聽計從。在反秦和楚漢戰爭中，劉邦的軍事力量一直處于較弱的態勢，為了彌補這一缺憾，劉邦的策略是以謀略勝，用精心的謀劃代替攻城野戰力量的不足，把謀略轉化為戰斗力，他對歸依集團優厚有加，無疑是出于這個目的，他曾對項羽說：“吾寧斗智，不能斗力”[10]。說明劉邦已經掌握了自己的優勢，以自己之長，攻彼之短，歸依集團構成劉邦政治軍事集團的謀略層，就改變、補充了它原先單一武將結構，使之作為一個健全完整的政治勢力？上政治角斗場。

謀略層的形成只是使劉邦具備了勝利的條件，要達到最終的勝利，歸依集團與豐沛故人集團必須進行歸合，達到情感和利益上的高度統一，這就需要雙方共同培育相互之間進一步接受的精神。然而，二者的合流并不是一拍即合的。劉邦自起事以來，投奔者日眾，但其中不乏“頑鈍嗜利無恥者”[11]，這就損害了劉邦集團的形象，從而引起豐沛集團許多人的不滿。陳平初投劉邦，即受到周勃、灌嬰的攻擊：“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平，反覆亂臣也”[12]，這實際上反映了整個豐沛集團的疑慮。但劉邦了解到陳平并非平庸之士，不久就恢復了對他的信任。由此可見，豐沛集團與歸依集團歸合的基礎是才能的展現和利益的共享。劉邦在當時的目的是：最大可能地吸納人才，壯大自己的力量，也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對項羽作戰的最終勝利，而最大限度發揮這部分人效力的辦法是對他的部下一視同仁。歸依集團歸合于豐沛集團，無疑是劉邦所愿意看到的，他通過對歸依集團的高官厚爵表示對他們的重視。陳平一到漢營，即“拜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歡”[13]。劉邦以此昭示眾人，目的是收攏人心，從諸將的反映看，他的策略顯然獲得了極大成功。同時歸依集團也認識到，只有雙方的和諧、圓滿的歸合，才能擊敗項羽，因此他們積極獻計獻策，主動消弭兩個集團之間的隔閡，陳平“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14]，他對劉邦集團可謂不遺余力。歸依集團的這些舉措，與劉邦用人不疑、人盡其用分不開，陳平獻計以重金收買項羽將領，劉邦“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態所為，不問其出入”[15]，完全擺脫了剛開始時的疑慮，而這些人屢獻良計，也正是對劉邦的回報。

豐沛集團和歸依集團相互認同和交融，進而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標追求，最后結成了一個相對穩定、團結的作戰和謀略核心，這是劉邦立于不敗之地的武力和智力基礎，是西漢初期政權的支撐力量，劉邦能得天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發揮了這樣的集團優勢。而這一優勢的展示，歸結于豐沛集團和歸依集團的歸合;二者的歸合，使歸依集團取得同豐沛集團同等的地位，這樣，一個更團結壯大、更富于生氣的利益集團——便構成了。

在戰爭中歸合形成的封侯者集團在漢政權初立時，共同維護了政權的穩固。封侯者集團和漢政權之間存在著一種牢固的互動關系，而此二者又與劉氏皇族之間建立了一個相對穩定又相互補充的有生命力的政治三角架構。劉氏政權是他們利益的體現和保障，任何危害劉氏政權的企圖，都會受到他們強烈的反對。在鏟平異姓諸侯王過程中，封侯者集團追隨劉邦左右，成為平叛的主謀或主將。劉邦死后，呂后擅權，專封諸呂，封侯者集團多持不合作態度，對呂氏敷衍了事。然而呂后一死，這些功臣聯合劉氏皇族，盡誅諸呂，復立劉氏，迎立代王劉恒，是為文帝。封侯者集團最終以極強硬的手段維持了他們與劉氏政權的生死相依關系。

三

劉邦在封侯的同時，又根據戰爭的形勢分封了7個諸侯王。他們是韓王信、趙王張耳、燕王臧茶、齊王韓信(后為楚王)、淮南王英布、長沙王吳芮。劉邦封諸侯王不是出于本心，而是在漢弱楚強的形勢下，為壯大自己力量，孤立項羽，廣泛交結同盟的結果。這樣，項羽四面受敵，軍事實力在頻繁的往來調遣中消耗殆盡，而漢軍積蓄實力，承楚軍之弊，一舉而定天下。

以是觀之，在楚漢戰爭中，諸侯王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他們為統一局面的重新出現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諸侯王本身卻又威脅著這一局面的進一步鞏固，諸侯王在戰爭中形成了強大的實力，使得他們均有問鼎之心。項羽分封甫定，內戰已顯端倪，首先是田榮與彭越、陳余聯兵反楚，臧茶又殺無終王韓廣而奪其地。這一狀況的出現是由于項羽分封的不公，當各諸侯王的要求沒有被滿足的時候，他們就要橫行天下，一逞勇武。這完全是一種利益驅動，關東戰起，劉邦襲占關中，隨即揮軍東指，“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降……魏王豹將兵從”[16]，被陳余趕走的張耳也跑來投奔，這是因為劉邦能分所得利益與之共享，“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17]，而且，劉邦在當時實力僅次于項羽，是唯一能與項羽抗衡的勢力，他們追隨劉邦是為了重新瓜分勝利成果。但是，彭城一戰，劉邦大敗，于是，“諸侯見楚強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18]，叛降無常，無疑說明了各自所固有的利益驅使力。

經此波折，劉邦加深和堅定了諸侯王存在分離傾向這一認識，這就決定了他和諸侯王關系的某些方面。作為一個務實的政治領袖，劉邦對歸附他的諸侯王始終持不太信任和提防態度，他唯恐自己遭受項羽眾叛親離的命運，更擔心他們獨立發展或與項羽結盟。為了有效地控制諸侯王，劉邦對待諸侯王集團是有側重、有區別的，各王中，趙王張耳、長沙王吳芮、燕王臧茶的實力較弱，但由于起事較早，在當時還有很大的號召力，劉邦對他們施以優撫羈縻措施，給予高爵厚賞，不使他們歸附項羽。“(張)耳庸材，因人成事，不足忌耳”[19]，劉邦大可放心，并將女兒魯元公主嫁給其子張敖，關系深厚若此。長沙王吳芮因遠離權力斗爭中心，國小勢弱，不對中央皇權構成威脅，加之吳氏父子努力迎承劉邦，劉邦分封同姓為王，長沙王頻頻領頭上表，燕得劉邦好感，專門制詔表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20]，長沙王因此得以傳國。燕地處于楚漢相爭的邊緣地帶，臧茶在戰有中未起什么實際作用，劉邦以臧茶為王，不過是其政治手段的一種展現而已。總之，這三王比較容易對付。

但是，韓信、彭越、英布卻不同，他們據有很強的實力，是楚漢戰爭勝負的關鍵。蒯徹曾對韓信說“當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與漢則漢勝，與楚如楚勝”[21]。彭越的實力也不可忽視，“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22]。英布也是在當時諸侯中享有威名，他們的地位和作用比其他諸侯王大得多，所以，劉邦同他們的關系在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對他們采取的手段有一個演變過程，在起初是重在利用，兼有防備，劉邦想打敗項羽，又怕有人仿效項羽與自己爭奪天下，也就只能如此了。

彭城之戰稍微改變了各諸侯間的力量對比，劉邦被暫時削弱，韓信、彭越的地位卻顯得更突出，三者的力量，開始成為楚漢爭奪的中心對象。劉邦積極主動地采取措施，施以籠絡，引以為援，韓信為其上將軍，本來已受寵幸，這時請兵3萬，愿北擊燕趙，劉邦慷慨應允。又派盧綰、劉賈率兵渡過黃河支援彭越，并封彭為魏相國;同時使隨何以淮南王為利誘說服英布叛楚歸漢。這三家被團結在劉邦周圍，對彭城戰后劉邦集團實力恢復和戰爭的最終勝利起了決定作用。

盡管如此，劉邦也并沒有放松警惕。魏豹背漢劉邦使韓信與曹參、灌嬰擊魏;漢楚在滎陽、成皋間(在今河南滎陽一帶)長期對峙，韓信、張耳北擊燕趙劉邦又將灌嬰及其郎中騎兵歸韓信指揮;后又使曹參以右丞相職隨韓信擊齊。曹、灌二人對韓信是亦步式趨，形影不離，這兩位豐沛故人集團的核心人物被置于韓信左右，恐怕不只是助韓信成其功業，他們被埋伏在韓信軍中，隨時防備著不測之變。公元前204年，滎陽被項羽攻破，劉邦與夏侯嬰單車投奔韓信，不是直接到軍中，而是“至，宿傳舍”[23]，唯恐韓信乘機圖己。由此可見，劉邦的戒備之深。事實證明，劉邦的擔心和憂慮不是沒有根據，隨著戰爭勝負的日益明朗，劉邦與他們的矛盾也日益尖銳，他們往往提出讓劉邦難以容忍、接受的條件。公元前203年，楚軍圍困滎陽，事態危急時，韓信竟乘機請封齊王;次年，劉邦與韓信、彭越約定會擊項羽，韓、彭卻爽約，致使劉邦險些功敗垂成，不得不擴大三人封地，且二人同時不赴約，有理由相信他們之間可能保持某種聯系。這種事情的發生，嚴重傷害了劉邦與韓、彭的關系，只是此時正處于亡楚的關鍵時刻，劉邦不能發作，“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24]，這種要挾發生后，劉邦就下決心準備鏟除異姓王了。

劉邦與諸侯王集團既相互利用，又相互防備，這是他們關系的實質，劉邦借助他們的力量，結成廣泛的同盟打敗項羽，掃除了稱帝的阻礙，而諸侯王企圖助劉邦實現其未竟的野心，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打敗項羽，劉邦身為漢王，只是他們的共主，君臣名分很淡薄，“漢祖初興，名非素定，君臣之間校材程力”[25]，他們為了短期的目標而臨時結合成一股力量，其間矛盾被激烈的戰爭所掩蓋了。漢初，他們合作的基礎由于劉邦的全面勝利而喪失，劉邦與諸侯王的關系只是戰爭一時期松散隸屬關系的一種延續。劉邦登上帝位，首先面臨的政治問題是加強中央集權，諸侯王沒有達到預先的欲望，又不可能滿足現狀，他們不僅要求王位，而且凱艦皇位，英布起兵時，就曾宣稱：“欲為帝耳”[26]，這使得他們同劉邦的矛盾擴大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這時候連那層淡薄的關系也不能維持了。劉邦稱帝后，在實力和名分上占了優勢，他開始著手解決這一問題，起初那種重在利用、兼有防備的關系走到了盡頭。

項羽剛破，劉邦就再次收取韓信兵權，又封彭越為梁王，穩住彭越，兼有牽制楚地之意;因韓王信“材武”，韓地又是勁兵處，遷之太原。同時大封同姓王，以劉賈為荊王，劉交為楚王，劉喜為代王，占據戰略要地，牽制異姓王，拱衛中央。劉邦向異姓王磨刀霍霍，異姓王也沒有坐以待斃，早在戰爭期間，他們就注意收容劉邦的反對派，力圖形成自己的勢力集團，一俟時機成熟，就同劉邦對立起來，謀求獨立發展。項羽大將鐘離昧在楚亡后投奔韓信，劉邦下詔追捕，韓信竟將他隱匿;而且，韓信在他的封國“行縣邑，陳兵出入”[27]，戒備很嚴。彭越在韓信亡齊后收留田橫，這時，楚漢形勢發生更大改觀，受漢封為魏相國的彭越竟還“中立，且為漢，且為楚”[28]，說明彭越還有謀求獨立稱王的意識，對劉邦保持一定距離。異姓諸王也明白，如果劉邦安排妥當，他們就會被一網打盡，趁著劉邦還在著手準備階段，沒有來得及行動的時候，猝然發動進攻，事態興許還可挽回，于是燕王臧茶首先反叛，但這不僅堅定了劉邦的決心，也為他提供了口實。劉邦迅速消滅臧茶，這時異姓王開始了多蹇的命運，他們是“同功一體之人”，一反俱反，即使暫時沒有反叛的意圖，“自疑禍己耳”[29]，干脆一反了事。劉邦在處置諸侯王集團時態度是堅決的，每次戰起，他都親自率軍隊平叛。危害劉氏天下、有可能顛覆劉氏政權的只有諸侯王集團能做得到，這一點劉邦有著清醒的認識，因此他不辨親疏，只要有威脅皇權的可能，他就一律打擊，包括自己的女婿趙王張敖和有手足之情的故友燕王盧綰。這樣，劉邦僅僅用幾年時間就消滅了勢力強大的諸侯王集團。

諸侯王集團的覆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朝廷中居要職的封侯者集團始終堅定地支持劉邦，因此可以說，諸侯王集團實際上是敗于封侯者集團之手，這充分說明了劉邦處理與其功臣集團間關系的遠見卓識和正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