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戲曲并沒有什么“包公戲”。“包公戲”是在元朝興起的，至晚清時終于蔚為大觀。數百年間，包公審案的故事被編入雜劇、南戲、話本、評書、小說、清京劇，以及眾多地方戲中;近代以來，包公案”還被多次改編成影視劇。無數中國人都通過“包公戲”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與司法文化;一些學者也以“包公戲”為樣本，煞有介事地分析傳統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國傳統司法遲遲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然而，作為一種在宋代文明湮滅之后才興起的民間曲藝，“包公戲”的故事幾乎都是草野文人編造出來的，他們在舞臺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為“包公戲”展現的就是宋代的司法過程，那就要鬧出“錯把馮京當馬涼”的笑話了。現在我們有必要來澄清被“包公戲”遮蔽的宋朝司法傳統。

【尚方寶劍三口鍘刀丹書鐵券··】

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場必亮出法寶，“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攜帶著皇帝御賜、代表最高權力的各類道具，元雜劇中尚只有“勢劍金牌”，到了明清傳奇中，則出現了權力道具“大批發”：“(宋皇)賜我金劍一把，銅鍘兩口，銹木一個，金獅子印一顆，一十二第御棍……賜我黃木枷梢黃木杖，要斷皇親國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專斷人間事不平;槐木枷梢槐木杖，要打三司并九卿;桃木枷梢桃木杖，日斷陽間夜斷陰。”

這里的“勢劍”“金劍”，即所謂的尚方寶劍;“金牌”即丹書鐵券，俗稱“免死金牌”;“銅鍘”后來則發展成我們非常熟悉的“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龍頭鍘專殺貴族，虎頭鍘專殺官吏，狗頭鍘專殺平民。憑著這些神通廣大的法寶，包青天成了有史以來最厲害的法官，遇佛殺佛，遇鬼殺鬼。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對付的罪犯，有時候也擁有類似的法寶，如根據元雜劇《包待制智斬魯齋郎》改編的潮劇《包公智斬魯齋郎》、川劇《破鐵卷》，都講述世家公子魯齋郎自恃有祖傳的丹書鐵券護身，無惡不作，無法無天。那么好戲來了：具有最高殺傷力的尚方寶劍破得了具有最高防護力的丹書鐵券嗎？從戲文看，好像破不了。所以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瞞天過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報文書上將“魯齋郎”寫成“魚齊即”，騙得皇帝核準死刑，批回文書，再改為“魯齋郎”，才將這個大惡霸押上刑場處斬。

于是，本來應當以法律為準繩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斷，演變成了誰擁有的權力道具更厲害誰就勝出的權力對決，恰如周星馳電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樣：一方祭出御賜黃馬褂護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黃馬褂的尚方寶劍，一方再點破這尚方寶劍是假冒產品。這也坐實了批判傳統的人士對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然而，如此富有戲劇性的權力道具對決的情節，決不可能出現在宋朝的司法過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寶劍——因為宋代并沒有向大臣御賜尚方寶劍、賦予其專殺大權的制度，要到明代萬歷年間，才出現了尚方寶劍之制，皇帝才賦予持劍人“如朕親臨”“先斬后奏”的超級權力。包公的三口鍘刀更是民間文人幻想出來的刑具，歷代都未見將鍘刀列為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后，民間文人從蒙古人用于鍘草的鍘刀獲得靈感，才想到了給包公打造一副銅鍘的情節。

至于所謂的“免死金牌”，盡管北宋初與南宋初在戰時狀態下，宋朝皇帝為安撫地方軍閥，曾賜李重進、苗傅、劉正彥等將領丹書鐵券，但賜丹書鐵券并非宋朝常制，而且隨李重進、苗傅、劉正彥叛變事敗，自焚、被誅，鐵券已被銷毀，鐵券之制遂不復存，以致南宋人程大昌說：“今世遂無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因此，在宋朝司法過程中，不可能出現丹書鐵券對抗尚方寶劍的戲劇性情景。到明朝時，丹書鐵券才成為常制。事實上，宋人的法制觀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們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于法。”宋太宗時，任開封府尹的許王趙元僖因為犯了過錯，被御史中丞彈劾。元僖心中不平，訴于太宗：“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賜寬宥。”太宗說：“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摘;汝為開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貴為皇子的趙元僖“論罰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護犯法的親信——陳州團練使陳利用自恃受太宗寵愛，殺人枉法，被朝臣彈劾，本應處死刑，但太宗有意袒護他，說：“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趙普抗議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陳利用死刑。皇帝本人也庇護不了犯罪的親信，何況免死金牌？可見宋人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權的權力道具，而更強調三尺之法。生活年代略晚于包拯的大理寺卿韓晉卿，一次受皇帝委派，前往寧州按治獄事。依慣例，韓晉卿赴任之前，應當入對(即入宮面圣)，請皇上做工作指示。但韓晉卿拒不入對，說：我奉命辦案，以法律為準繩，國法擺在那里，就不必征求皇帝的意見了，免得干擾了司法。因而，至少在理論上，宋朝法官要讓犯死罪的權貴伏誅，只需憑頭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沒有尚方寶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