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的死竟然另有其人？千百年來人們對岳飛的感嘆從未減少，而對于那個下跪石像秦檜的唾罵也是一如既往。岳飛真的就是秦檜害死的嗎，岳飛的主戰固然與秦檜的主和完全相反，但要將岳飛之死全歸咎于秦檜有失公平。

首先是皇帝主和，雖然中間有主張之變，但趙構總的傾向是主和。這決定了岳飛政治上的不正確。岳飛主張“迎請二帝還朝”，對趙構的地位是一種威脅。二帝回來干什么，怎么安置法，都是大問題。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趙構是絕不希望岳飛的計劃成為事實的。以秦檜與韓侂胄兩大“奸臣”案例結果做比較，不同的政治主張卻同被打入的另冊。

用岳飛與后來明代的于謙比，也是不同的政治主張。卻同樣也以生命的代價換來了列入正冊的資本。岳飛要迎二帝還朝，于謙卻堅決反對老皇帝復辟。但《滿江紅》與《石灰吟》同樣給后人留下了千古絕唱。只是絕大多數人不懂歷史，明白不了此中的道理。

岳飛被殺的第二個原因，還在于趙宋家從興起以來，就刻意防范軍人勢力。有了所謂“杯酒釋兵權”的典故。說起來輕松，做起來卻十分不易。如何除掉一位皇帝自認為有危脅的軍事人物，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問題。趙構作為一個歷經政治災變又有政治謀略的統治者，選擇了利用自己的同盟者秦檜的辦法。設想一下，要讓一個文官去除掉帶甲十萬的武將，他怎么下手？沒有最高統治者的授意，他絕對不會干的！那樣，秦檜就不是奸臣了，只是個蠢才。

面對兩難選擇，他只有選擇“政治上正確”。服從政治盟友和上級的命令，除掉一個政治反對派。

于謙(1398-1457)明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號節庵。永樂進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隨宣宗鎮壓漢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頌聲滿道。五年(1430)，以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正統十一年(1446)遭王振等迫害下獄論死。后因兩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請復任。

十四年土木之變，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獲，他力排南遷之議。堅請固守，進尚書。景帝立，整飭兵備，部署要害。身自督戰，率師二十二萬，列陣北京九門外，破瓦剌之軍。加少保，總督軍務。也先挾英宗逼和，他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不許。也先以無隙可乘，被迫釋放英宗。

英宗既歸，仍以和議難持，擇京軍精銳分十團營操練。又遣兵出關屯守，邊境以安。其時朝野多事，乃獨運征調，番合機宜，號令明審，片紙行萬里外無不惕息。憂國忘身，口不言功，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性固剛直，頗遭眾忌。天順元年(1457)英宗復辟，石亨等誣其謀立襄王之子，被殺。成化初，復官賜祭，弘治二年(1489)謚肅愍。萬歷中，改謚忠肅。有《于忠肅集》。

在趙構下決心除掉岳飛前，還是力求平衡和、戰兩派的利益關系的。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與金人修和講好，趙構不忘岳飛武功之作用，給岳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岳飛不接受，迫使趙構在三下詔令之外，又好言寬慰。毫無疑問，這從最深處觸犯了趙宋家的意識形態禁忌！

岳飛的為人正直，是毫無疑問，絕非秦檜可比。但他只是個軍事家，而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戰略家。從他“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信念，到禮賢下士的親行，說明了他的個人品格。然而，他個人的悲劇不過是趙宋王朝最陰暗意識形態禁忌的一個影射而已。岳家軍有鐵的紀律，餓死不搶糧、凍死不拆屋，但十數萬大軍總要有供給呀！是秦檜心計高深，還是史家的漏筆？前者無法確認，但肯定不是后一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