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最有名的是青苗法和募役法，青苗法就是在青黃不接之時，由政府出面貸給農民糧食，夏、秋糧食收獲后，農民還貸，并付20%至30%的利息。青苗法本意是限制民間高利貸，但實質上變成政府發放高利貸。青苗法最初規定不許強制貸款，但在實施中，不論城市坊郭戶還是鄉村主客戶，都被強制貸款納息，而且利息往往不止百分之二三十，甚至高達百分之七八十。最終，青苗法淪為政府掠奪民間財富的手段。

募役法也是如此。宋朝戶口分為五等，在募役法實施之前，宋朝實行差役法，從上三等戶里出人為政府服務。募役法實施之后，政府不再直接差派，改為征收免役錢，再由政府出錢募人服役。但差役法實施時，四、五等戶即廣大下戶并不需要服役，改為募役法之后卻需要同樣納錢，且數額不低，這大大加重了鄉村下戶的負擔。而且，對于免役錢的使用，政府并非用來雇人服役，而是挪作他用，并依舊經常差人，導致廣大鄉村民戶既要出錢，又要服役。

青苗法、募役法之外，王安石還實行市易法，市易法本意是打擊巨商大賈壟斷市場，但卻使政府成了壟斷性商業兼金融機構，強制性向商人放貸或賒貸貨物，導致商人債臺高筑，嚴重影響商品流通，抬高物價。而其他措施如均輸法、方田均稅法也并未起到發展生產的作用。只有農田水利法興修了一萬多處水利設施，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富國”措施外，王安石還實行保甲法和保馬法，據王安石所言，實行保甲法一是為了“除盜”，二是為了“與募兵相參”，部分恢復征兵制，三是為了節省養兵費用。其實質是將養兵、募兵的負擔轉移到民間。保甲訓練并非安排在農閑時，地方官甚至專挑農忙時訓練保丁，故意刁難百姓，只有納錢才能安于生產。保馬法是由政府出一部分錢，由民間代替政府養馬，但政府所給之錢遠遠不夠，養馬之家傾家蕩產者甚多。

從這些改革措施來看，王安石變法的實質是為政府斂財，掠奪民間財富。變法之初，司馬光在和王安石爭論時就指出：“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邪？”王安石爭辯道：“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但最終司馬光的預言成為現實。

變法執行者多缺少操守。王安石上臺之前，聲望非常高，大有“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司馬光集》卷六〇《與王介甫書》)之勢。他與司馬光、呂公著、韓維關系密切，被稱為“嘉祐四友”。變法初期，程頤、蘇轍也參與其中。但隨著變法日漸損害到從官僚地主到普通百姓的利益，越來越多士大夫同王安石決裂，其中就包括司馬光、呂公著、蘇軾等，也包括王安石的恩師歐陽修。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為口號，將所有反對意見一概歸為流俗之言，將所有反對變法的大臣全部驅逐出朝廷。驅逐反對派后，王安石啟用大批少年新近之人，包括呂惠卿、章惇、曾布、李定等，他們不少人才華橫溢，但政治操守一般。比如變法副手呂惠卿最初附和王安石，當上參知政事(副宰相)，但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后，呂惠卿千方百計排擠王安石，甚至將王安石寫給他的信給宋神宗看。王安石退居金陵之后，還經常寫“福建子”(呂惠卿為福建泉州人)三個字，深悔為呂惠卿所誤。李定也多次被御史彈劾不為庶母服孝。

正因如此，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這些人往往被稱為“小人”。啟用“小人”雖解決了人才不足的問題，但他們操守上的瑕疵卻使王安石承受著嚴重的輿論指責。

變法開啟黨爭導致北宋滅亡。王安石變法目的是為富國強兵，從結果來看，可謂富國有術，強兵無方。通過青苗、募役等法令，政府聚斂起大量財富，但導致民怨沸騰。另一個嚴重后果是，王安石變法使朝臣分裂為反變法派和支持變法派，即“舊黨”和“新黨”。宋神宗死后，先是舊黨上臺廢除王安石變法的絕大多數措施，哲宗親政后，又效法神宗變法，新黨得勢，大規模清洗舊黨。此時，變法已經成為口號，只是黨派傾軋的工具。

南宋人將北宋末年的黨爭視為亡國的主要原因，開啟黨爭的王安石自然成為罪臣，此后對王安石的評價一直比較負面，而王安石變法則被視為北宋衰敗滅亡的信號。

直到近代，中國落后挨打，不少人將希望寄托于變法改革之上。在向歷史尋求支持時，他們發現了被列寧稱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于是，王安石被梁啟超等人洗去罵名，獲得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