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迎接漢獻帝未必是忠君勤王，更多的是，他要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生價值，以膺服天命為己任，迎接漢獻帝安居許昌，就取得“挾天子以令諸侯，蓄士馬以討不聽”的特殊資格。打著皇帝這面旗幟，不僅受到封建士大夫擁戴，受到廣大民眾的擁戴，招兵買馬、積蓄糧草容易一些;更重要的是，討伐不聽命皇室的軍閥時候(實際是不聽命于曹操)，未曾出兵已占盡政治優勢，已將對方推到不義境地，戴上了叛逆謀反的帽子。因了他挾有政治優勢，更兼之卓越的政治和軍事才能，從公元192年——208年的17年中，曹操陸續剪滅了軍閥韓遂、馬超、陶謙、呂布、袁術、袁紹、袁譚、袁尚、袁熙、劉琮等，平定了烏桓叛亂，使黃河流域亦即全國三分之二富庶地區得以統一，僅留下東南六郡的孫權，益州的劉璋，漢中張魯和四處流竄的劉備四支軍閥。

當時曹操集軍政大權于一身，漢獻帝不過是一具傀儡，是圖章皇帝，然而曹操并沒有黃袍加身，代漢自立。這不是曹操對漢室心存耿耿忠貞，是政治形勢不允許取代。所謂的政治形勢不是別的，是封建士大夫和民眾的皇室情結。東漢王朝雖在黃巾大起義后已名存實亡，但依然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皇室情結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始終阻止著正常的改朝換代;更加之漢獻帝雖年幼無知，卻不是暴戾專橫、作惡多端的獨夫民賊，社會方方面面對他還有著不切實際的幻想;獨當一面的異姓帶兵將領，雖然都是曹操一手培植提拔或者收服籠絡的可靠將領，但在長期征戰過程中，實際上已經成為地方實力派人物，很難保證在東漢王朝和曹氏集團二選一時候站在哪面，所以曹操不輕舉妄動，不愿因取代引起內亂，引起戰爭。公元210年12月，曹操曾說過：“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以此表明沒有覬覦之心。這不是曹操真心話，權臣和皇帝之間詭譎多變的微妙關系，是一種極不穩定的危險平衡，牽動一發就可能造成宮廷地震，兩者都不會君明臣忠的泰然處之，以曹操之明，他當然看到其中的風涌雷動。之所以還要這樣說，不是掩耳盜鈴式自欺，而是在麻痹別人，增加自身的安全系數。

公元220年，孫權上書稱臣時，同時說天命勸曹操稱帝，曹操看罷來信后罵道：“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這不僅是曹操對孫權捧殺的警惕，也是對代漢而立政治風險的評估。當時夏侯惇、陳群、桓階等認為，曹操南征北戰30多年，功勛卓著，羽翼豐滿，人心歸附，時機已經成熟了，應順從天理民心，黃袍加身，代漢自立。曹操知道自己的來日已經不多，寧可將阻力估計得高些大些，不能將阻力估計得小些低些，不愿意天亮時尿在床上，那時會身敗名裂，遺臭萬年，上天不會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他也沒時間改過重來，故而委婉謝辭道：“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曹操有兩次可以名正言順地代漢自立的機會。第一次，公元200年，車騎將軍、獻帝妻舅董承懷揣衣帶詔，糾集長水校尉種輯，將軍王子服、吳子蘭，議郎吳碩以及劉備等人，準備發動宮廷政變殺害曹操。這標志著，曹操同漢獻帝之間的矛盾沖突，已經發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而且已麻風出面，不可協調。陰謀破敗后，如果加以徹底追究，漢獻帝這位幕后黑手難辭其咎，乘機廢除不無不可。但是曹操并沒有追究到底，只是嚴懲了前臺的董承等人，甚或，連核心成員都未仔細清查，以至于使劉備這樣的大魚得以漏網，漢獻帝更安然無恙地穩坐龍椅。 第二次，公元214年，漢獻帝通過伏皇后指示父親伏完，陰謀再一次發動宮廷政變殺害曹操。照理說，一之已甚，豈可再乎？漢獻帝這次應該受到懲罰了，但依然沒有！只是伏皇后父女弟兄等人伏法被殺，漢獻帝依然坐在龍椅上免予追究。這不是曹操寬仁厚德，他沒有這種雅量。沒有廢除漢獻帝原因，依然是顧忌到當時的政治形勢，擔心搶摘了生西瓜。

東漢王朝的江山，在董卓和李傕、郭汜之亂后，葬送得一干二凈，點滴未留。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24年，南征北戰得來的整個北方，都是曹操打下的，同東漢王朝的江山社稷沒有瓜葛，漢獻帝不過是曹操委托的保管員而已;套一句現代經濟術語，整個北方的疆域，是戴著公有制紅帽子的私人企業，曹操才是企業的法人代表。曹操以家族子弟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等人為為核心執掌軍隊，異姓軍事將領臧霸、張繡、張遼、徐晃、張郃、樂進、李典、于禁等，都是曹操通過多年考驗信得過的鐵桿哥兒們，已經成為清一色的曹氏黨徒。朝廷官員。相府官員等，也是曹操通過不斷篩選，不斷清洗，不斷培養提拔的親信。東漢皇室早被邊沿化為一具空殼，并逐步從封建士大夫和民眾的頭腦中淡出。即令如此，曹操不敢貿然的黃袍加身，說明由臣位蕩向君位的秋千擺動，是一個極其復雜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聯想一下諸葛亮。西蜀的益州地盤，是劉備打下來的，同諸葛亮沒有多大關系;西蜀的文臣武將，是劉備多年培養提拔或收降，同諸葛亮沒有淵源;諸葛亮執政時候，軍權還在涿郡籍和益州籍將領手中，諸葛亮身邊不僅沒有掌軍者，甚或，荊州籍幫派體系尚未形成;更加之諸葛亮同益州民眾沒有建立起信賴關系，憑什么取代劉禪自稱皇帝！ 形式決定，諸葛亮取代劉禪的，只能是一個漫長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