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興起和康乾盛世的出現，得益于順治到乾隆前期的統治者推行了較為得當的政治、經濟和民族政策，其中政治的清正廉明也是清朝邁向盛世的關鍵因素。但是就在國家鼎盛之際，統治階級放棄了文治武功的進取精神，反而因富而奢、因盛而驕，使盛世滑向衰落。

與康乾盛世伴隨的是貪腐恣意橫行

康熙年間，官員的貪污現象已相當嚴重，一些大權在握的大官僚肆無忌憚地貪污公款，收受賄賂，如滿族大臣索額圖、明珠，漢族大臣徐乾學兄弟、高士奇等。當時的民謠說：“九天供賦歸東海(徐乾學)，萬國金珠獻澹人(高士奇)。”康熙皇帝也覺察到情況的嚴重，曾經懲辦了一批貪官，還大力表揚于成龍、張伯行、張鵬翮等一批廉官，作為各級官員的榜樣。但康熙漸漸發現不但貪污無法肅清，就連自己樹的廉潔典型也并不真是兩袖清風，像張鵬翮在山東兗州當官時就曾收受過別人的財物;張伯行喜歡刻書，每部至少得花上千兩銀子，光靠官俸無論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已是心力不濟，不僅不再致力于肅貪，反而認為“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此論一出，各級官員自然更加無所顧忌了。

雍正皇帝繼位后，決心改革積弊，打擊貪污，整頓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內補足國庫的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員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當時雍正對一些大臣的懲辦顯然還有政治上的復雜原因，但也確實起了打擊貪污的作用。與此同時，雍正解決了官吏俸祿過低和地方政府開支沒有保障的問題。具體辦法就是實行“養廉銀”。雍正期間，吏治有了明顯改善。

但自雍正離奇暴亡，乾隆接過權杖后，便一改其父嚴厲冷峻的處事行為，轉為平和放任的風格。尤其乾隆晚期，貪污之風盛行，吏治廢弛。乾隆皇帝照康熙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將十倍于康熙之時”。為了維持奢靡的生活，乾隆巧立名目，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的錢財。乾隆帝規定，官員犯有某些過失或不盡職責，可向皇帝交納罰銀或贖罪銀，以換取寬恕或免罪。交納的銀兩，收歸皇帝私囊。乾隆帝的寵臣和珅，任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執政20多年，深受乾隆帝倚重，嘉慶時被責令自殺，抄沒家產。人謂其家財八萬萬，敵清朝當時歲入十年以上。與官僚們驕奢淫逸生活相伴隨的，是貪污的風氣盛行，賄賂公行，政以賄成。各級官吏層層貪污中飽，整個官場彌漫著貪贓枉法、惟利是圖、阿諛奉迎的惡劣風氣。各級官吏過著犬馬聲色、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國計民生于不顧。

歷朝歷代滅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貪污腐敗，如蟻噬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常常成為歷朝由盛轉衰的重要因素。對這一歷史現象，統治者應該說還是有所認識的。清代開國皇帝順治曾說：“朝廷治國安民，首在嚴懲貪官”。基于此種認識，清朝的統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廉政措施。

無論何人“不法”，都察院均可直言不隱，并且“即所奏涉虛，亦不坐罪”

清初的統治者接受歷代封建政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深知以廉政為主要目的的監察制度對于維護封建政權的重要性。康雍乾的監察制度在明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建立了多元多軌的監察制度，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的監察網絡，形成一套周密嚴格的監察制度。其監察制度之完善在其成文法《臺規》中有完整的體現。

清朝把監察機構作為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給予相當高的地位與權力。在設立都察院時，就指出無論何人“不法”，都察院均可直言不隱，并且“即所奏涉虛，亦不坐罪”。康熙十一年上諭又指出：“一切吏治民生，得失利弊，皆宜殫忠極慮，據實直陳。”

為周密嚴格地監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機構及大小官吏，清王朝建立了遍及全國的監察網。它在設置上呈現三個特點：一是中央與地方并舉。都察院是監察機構最高機構，地方督撫大吏均是中央監察系統的一部分，對地方各級各類官員有監察權。這樣，從監察體制上，形成了上下相維，中央與地方交互為用的網狀結構，使各級官吏均置于它的監督之下。二是科道合一。雍正元年，清廷將六科歸屬都察院。科道合并，加強了監察隊伍，擴大了監察范圍，把提高政府機構辦事效率、維護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職責也歸入了監察系統。三是設立稽察、巡察御史。據《臺規》記載，清代除對在京各機構及各地形成系統的監察機構網外，一度曾對一些重要機構及特殊系統和邊遠地區，另設有專門的監察御史，以補其不足。

清政府是將全國政府、軍隊、司法、文教、財政等機構全部置于監察機構的監督之下，使科道官員具有上可諫君下可糾臣之權力。其任務主要有：拾遺、補闕、規諫君主。這在《臺規》規定的任務中占有極大比重。歷代皇帝反復要求科道官員留心政事得失，極言直諫。盡管清代實行封建專制，敢于犯顏直諫者極少，但最高統治者力圖廣開言路、聽取不同意見、糾正執政中失誤的意圖還是可取的。另外還有監察吏治，嚴禁結黨、稽核財政收入、監督各級考試、稽察刑名案件等任務。

雍正倡立“養廉銀”制度

清朝施行低俸祿制，正一品官年俸180兩，七品知縣一年才45兩俸銀。當國家財政困難時，還要在官吏的俸祿上打主意，要他們減俸或捐俸。還有地方上存留的公費，本屬地方辦公開支，數額本就很少，清初因軍需一再裁減。康熙說“從前各州縣有存留銀兩，公費尚有所出。后議盡歸戶部，州縣無以辦公。”這樣，官吏們不但生活費用無保證，連辦公費用也被克扣，因此不得不從老百姓身上進行搜刮。這種體制實際上就是鼓勵各級官吏的層層剝削。上諭中也承認：“今部中每遇事，輒令地方官設法料理，皆掩飾美名，實則加派于地方耳。”另外，“遠則西征之雇車，北口之運米(指征討噶爾丹時的后勤供應)，近則修葺城垣，無不責令設法。”所謂“設法”就是貪污勒索的別名。官僚本性加上俸祿過低，決定了官吏必然大肆貪污。

雍正為了清理財政，杜絕貪污，從賦稅和俸祿制度的改革入手，實行“耗羨歸公”。所謂“耗羨”，是指征收賦稅、交納錢糧時，對合理損耗的補貼，例如熔鑄銀兩時會發生零星損失，糧米收放也會有一些虧損，所以允許地方官在收稅時每兩銀子加征二、三分，稱為“火耗”、“耗羨”。雍正規定“每兩加耗五分”，作為政府的正常稅收，統一征收，存留藩庫，從中提取“養廉銀”，發給官吏作為生活補貼和辦公費用，而且其數量大大超過正俸。督撫大吏每年一二萬兩，知縣一二千兩。意思是說得了這筆錢，就應該廉潔奉公，不再貪贓剝民。這是雍正時的一項重要改革，這一制度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使雍正在位時期成為清朝吏治最好的時期之一。

嚴管八旗子弟，高官、高官子弟實行任職回避制度

清朝旗人在政治與經濟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受到朝廷多方面的關照。但八旗子弟中有相當一部分由暗中貪污、盜竊到公開明火執仗地搶劫，給清朝社會風氣造成嚴重影響。清朝多數帝王為了維持其統治，除了頻繁申諭，加強教育外，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

一是遷居。清初統治者對于屢教不改的八旗子弟，尤其是宗室子弟，令其到東北地區觀摩滿洲舊俗或移置東北，長期定居，重習滿洲淳樸舊風。這樣可以一舉兩得：雖然清政府口頭上說移駐宗室70戶都是安分樸實可以造就之才，實際上是將不安守本分的人攆出京師，減輕京師治安壓力。這一做法確實對加強宗室教育，改變奢侈風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是嚴懲。對于觸犯刑律的八旗子弟堅決繩之以法，甚至處以極刑。清朝前期，對腐化墮落的官員，哪怕是宗室、將軍、親王、公伯之爵，查處也是很嚴厲很及時的。乾隆末年，杭州將軍富春，由于每日聽戲，自求逸樂，被革退所有職銜。這些官員，被革職后，還恐其在原地仍擾害地方，常常向邊區艱苦地方發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