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與袁世凱，兩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府官員，對晚清歷史有著重要的影響。其實，端方與袁世凱這兩人，在生活中也有著不一樣的關系。

袁世凱像

宣統三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面對勢如破竹的革命形勢，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啟用端方，任命他為鐵路大臣。這次出山，也是端方人生中最后一次擔任要職。在南下赴任期間，端方路過河南的彰德。那時候袁世凱正“隱居”在家。雖然說是不在朝堂，但他卻時時關注著時事政治的發展，朝野上下呼吁袁世凱復出的聲音也越來越高。端方在這個時候去拜望袁世凱，主要是找袁世凱討論時局和對策。因為端方也知道，如今的清廷，已經一天不如一天，端方也要為自己的仕途做好準備。

這次意外的見面，雙方氣氛甚是愉悅。端方知道，袁世凱最終要出來主持局面，畢竟他手中還有一支戰斗力十分強悍的小站新軍。而袁世凱的再次出山，也需要端方等朝廷重臣的推舉。除了談論時局之外，端方與袁世凱還定下了一門姻親。端方有一個獨生女兒叫陶雍，而袁克定是袁世凱的愛子。他們倆通過慎重考慮，覺得讓自己的下一代作為政治聯合的籌碼，足見端方和袁世凱關系密切。

等到端方被新軍將領殺害以后，袁世凱甚是難過。當他當上大總統以后，就將端方的頭顱和身體連起來，對端方進行厚葬，還派人祭奠端方。

端方與袁世凱，雖然不是知心的朋友，但也是政治上互幫互助的合作者。

端方之死

托忒克·端方，生于1861年，卒于1911年，字午橋，號陶齋，是清末大臣與金石學家。端方幼年即過繼于其伯父桂清，作為嗣子。28歲那年，端方才正式地受命做官，其工作勤勉努力，仕途比較順暢，以后又蒙光緒帝召見，獲得青睞。那么，這樣一位看似前途光明之士為何而死？以下就是端方之死的原因。

瑞芳的字

宣統三年(即1911年)5月18日，端方受到委任，作為川漢粵漢鐵路的督辦大臣。然后，因他欲同湖廣總督瑞澄爭功，而強行收四川當地的民辦鐵路為國有，這種行為激起了川湘鄂保路運動。同年，抵達了漢口。

同年，9月7日，成都血案發生，各種恐怖活動頻頻，四川局勢在崩潰邊緣。三日后，清政府免除了四川總督趙爾豐的職位，而委派端方前往治理。端方率領湖北新軍第八鎮之中的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標以及三十二標一部，途徑宜昌進入四川，到達資州。然而，情勢大亂，11月27日，新軍嘩變，軍官劉怡鳳殺了端方與其弟端錦。清廷得到消息之后，贈端方了太子太保之位，謚號忠敏。

最終，民國元年(即1912年)1月10日晚7點整，端氏兄弟的頭顱被置于裝洋油的鐵盒之中，重慶民軍代表李某負責押解上船，運送至武昌。說來凄慘，之后，在鄂軍都督黎元洪的命令之下，端氏兄弟的頭顱被游街示眾，當時武漢可謂是萬人空巷，均前往圍觀此頭。后端方長子端繼先尋回了頭顱，運回北京，給予安葬。端方之死已然落幕，都在歷史之中漂流而去。

端方與毛公鼎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毛公所鑄的青銅器，鼎高1345px，口徑1197.5px。呈圓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鼎口沿飾環帶狀的重環紋，總體造型端莊穩重。清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毛公鼎出土于陜西岐山，現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瑞芳是當時的兩江總督，曾經跟毛公鼎有著聯系。那么瑞芳跟毛公鼎有著怎么樣的聯系呢。

毛公鼎

話說1843年，陜西岐山縣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了毛公鼎。聽聞此事，古董商人匆匆趕來，用白銀300兩購得此物。然而，運鼎之際，另一村民董治官阻止了該行為，買賣未成，古董商又怎肯罷休。于是，古董商以重金向知縣行賄，以私藏國寶為罪名，董治官被逮捕關押牢房，治重罪。之后，此鼎最終被運到縣府，由古董商人悄悄運走。據說，張燕昌之子張石瓠曾經碰巧遇見此鼎。幾經輾轉，毛公鼎又落入了古董商蘇億年之手。

到了咸豐二年(即1852年)，北京一位知名的金石學家及收藏家陳介祺復從蘇億年之手購得此鼎，并給蘇億年賞銀1000兩。之后，此鼎深藏在密室之中，鮮為人知。之后，陳介祺病故。1902年，陳氏后人賣出此鼎，終于歸于當時的兩江總督端方所有，然而好景不長，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至四川鎮壓保路運動，為革命軍所殺害。

民國期間，端方后人因為家道中落，只得將毛公鼎典押于俄國人在天津開辦的華俄道盛銀行。當時，英國記者辛浦森拿出美金5萬元向端家購買此鼎，端家嫌棄錢太少，不愿意割愛。與此同時，有愛國人士極力地呼吁保護國寶之事，于是，毛公鼎輾轉到了葉恭綽(正擔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著名收藏家、之后國學館館長)手中，后存入大陸銀行。之后幾經周折，最終進入臺北故宮博物院。端方與毛公鼎的緣分也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