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亂世，最先問鼎中原的是匈奴，其始作俑者，便是漢趙國的建立者劉淵。所謂“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沉淪，兩都傾覆”，《魏書》用了短短的16個字，便再現(xiàn)了西晉滅亡、北方沉淪的歷史往昔。劉淵通過借尸還魂的伎倆，如愿以償?shù)摹巴怠比×颂煜隆２坏珜崿F(xiàn)了匈奴在中原的霸業(yè)，更完成了其先祖冒頓一生未竟的心愿。

劉淵的稱帝，讓中原不再僅僅是漢人的天下，也讓少數(shù)民族在中原立足稱霸成為可能。在他之后，諸族如法炮制，粉墨登場，走馬燈似地在北國建立起十幾個大小不等、實力不一的割據(jù)政權(quán)。

中原以外的民族，可以說無時不在覬覦著中原的富庶與肥美。中原的文化源遠流長，在他們內(nèi)心，一直充滿著無限的尊崇與渴望。與中原發(fā)生聯(lián)系最早、影響最深的匈奴族，則尤其如此。冒頓實現(xiàn)了匈奴的鼎盛輝煌，卻并未完成主宰中原的超級夢想。匈奴經(jīng)歷強盛、分裂、歸附，最后成為中原的附庸。東漢末年，曹操又“分其眾為五部”(《晉書》)，由漢人統(tǒng)管，以弱其勢。自此，一直困擾中原的匈奴問題，得到了暫時的解決。匈奴也進入了一段短暫的、相對平靜的歷史休眠期。

饒是如此，匈奴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問題。匈奴部族仍是一支不可忽視？力量。特別是到了東漢末期，已慢慢接受中原文化的匈奴，種族日益繁盛，發(fā)展很快。更重要的是，他們心中仍念念不忘先祖昔日的輝煌。看看劉淵起事之前，劉淵的叔祖父，當(dāng)時匈奴五部的右賢王劉宣說的話，就再明白不過了，“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fù)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資治通鑒》)，其內(nèi)心，對匈奴彼時的處境是憤憤不平的。這不是劉宣一個人的想法，他應(yīng)該代表了當(dāng)時很大一部分匈奴人、特別是匈奴貴族的真實思想。而最終將他們這種理想變?yōu)楝F(xiàn)實的，便是劉淵。

劉淵？字元海，生年不詳，死于公元310年。他是繼冒頓之后，匈奴族的又一位佼佼者。劉淵外表“姿儀魁偉”，長相不俗。而且“猿臂善射，膂力過人”(《晉書》)，頗有其先祖的遺風(fēng)。劉淵不但善武，而且能文，他從小很好學(xué)，曾“師事上黨崔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而“《史》、《漢》、諸子，無不綜覽”(《晉書》)。是位充分接受中原文化浸染、漢化程度相當(dāng)高的匈奴人。

劉淵的父親本是五部的左部統(tǒng)帥。劉淵繼承父業(yè)后，“明刑法，禁奸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管理的頭頭是道，頗有些政治手段，以致當(dāng)時“五部俊杰無不至者”(《晉書》)，仰慕其名前來歸附的人很多。不過劉淵雖有官職，人卻一直在洛陽當(dāng)侍子，也就是人質(zhì)，才能并不能盡顯。這也能看出，當(dāng)時的朝廷對匈奴一族，一直是存有防范之心的。

西晉末年，外戚楊駿輔佐朝政時，為了拉攏劉淵，封其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八王之亂期間，成都王司馬穎掌握實權(quán)后，又封劉淵為寧朔將軍、監(jiān)五部軍事，但也沒讓他回到五部故地，而是派他到鄴城(今河北邯鄲臨漳縣境內(nèi))領(lǐng)兵。

匈奴是成長在馬背上的行國，“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漢書》)。為了生存的需要，每天與惡劣的環(huán)境和兇猛的野獸打交道，這讓他們具備了戰(zhàn)？拼殺的先天素質(zhì)。民風(fēng)彪悍，打仗勇猛。而且“利則進，不利則退”(《史記》)，很有些游擊的風(fēng)格，極不好對付。這也是中原一直為之頭疼的原因之一。

但匈奴也有自己致命的弱點，就是部眾分散，如果沒有一個核心人物，很難將他們聚攏起來，形成合力。當(dāng)年冒頓的強盛，便是部族統(tǒng)一的結(jié)果。而劉淵的出現(xiàn)，則讓匈奴五部重歸一統(tǒng)，再次演繹了輝煌。匈奴雖分五部，相距其實并不遙遠，“皆居于晉陽汾澗之濱”(《晉書》)，也就是現(xiàn)在山西北部一帶，這就在客觀上給劉淵重新聚攏五部提供了可能。

晉末中原大亂，再次給匈奴創(chuàng)造了機遇，讓他們？夢想不再虛幻。匈奴本就有著挫敗中原的輝煌成就，看到中原大亂，于是五部匈奴開始蠢蠢欲動。劉宣秘密召集五部上層貴族，共同推舉劉淵為大單于，并派人悄悄通報劉淵。劉淵表面不動聲色(足見其城府之深)，卻暗暗思索如何金蟬脫殼，盡快回到五部聚居地。他曾找過幾個理由，比如“請歸會葬”(《資治通鑒》)，要回去奔喪。按說這理由沒得挑，但司馬穎始終也沒答應(yīng)，可見司馬穎對匈奴問題也是很敏感的。

然而百密一疏。八王之亂愈演愈烈，后來幽州都督、安北將軍王浚、東瀛公司馬騰起兵反抗司馬穎，軍情緊急，劉淵趁機游說，說可以說服匈奴部前來助兵。其時八王混戰(zhàn)，兵力不足，便多雇傭少數(shù)民族的兵力(這也是導(dǎo)致十六國亂世的一個客觀原因)。當(dāng)時王浚軍中便雇傭了鮮卑和烏桓的兵將，戰(zhàn)斗力很強。無奈之下，司馬穎只得答應(yīng)劉淵，沒想到卻是放虎歸山。劉淵一回到左國城(今山西離石東北)，便繼位大單于，建國號為漢，一時“胡、晉歸之者愈眾”(《資治通鑒》)。從此劉淵打著興復(fù)漢室的旗號借尸還魂，開始了他“偷”取天下的霸業(yè)歷程。

借尸還魂，有點像現(xiàn)在股市中的借殼上市，舊瓶裝新酒。也就是三十六計中說的“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劉淵借用的是早已滅亡近百年的漢王朝的？尸”，還復(fù)的是匈奴昔日強盛的“魂”。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資治通鑒》)。我們是大漢朝的外甥，娘家人，向來以兄弟相稱，兄長死了，弟弟繼位，理所當(dāng)然！

之所以說劉淵“偷”天下，是因為他掩蓋了攫取天下的野心。一方面，他以漢朝外甥自居，在輿論上占據(jù)先導(dǎo)。外甥一說，源自冒頓，“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晉書》)。這也能看出，不管匈奴在軍事上如何強盛，在他們內(nèi)心深處一直是自卑的，他們對中原是仰慕和崇拜的。匈奴后世子孫“冒姓劉氏”，能？漢室攀上親戚，覺得這是很體面的事。既然是漢室的宗親，那么興復(fù)漢室，主事中原，便是順理成章之事，在輿論上占據(jù)了主動。其實興復(fù)漢室云云，不過是劉淵的鬼話，也沒見這個外甥多聽舅舅的話。

另一方面，劉淵冒用大漢的旗號，在視聽上占盡先機。劉淵稱帝后建國號為“漢”，也只是想迷惑人心，他還煞有介事的“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資治通鑒》)，大祭漢朝先祖。如此大張旗鼓的作秀，便將搶奪天下的真實用心，變成了所謂的家事糾紛，從而引開眾人視線，淡化事情本質(zhì)。劉宣等人要他干脆稱帝，劉淵說“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資治通鑒》)。可見劉淵在這上面是花了心思的，他并不是不想稱帝，而是在尋找更合適的機會。

劉淵之所以煞費苦心的“借尸還魂”，這也是當(dāng)時形勢的需要。匈奴作為一個曾經(jīng)與中原為敵的強悍民族，始終受到官方的排斥，他們頭腦中固有的思想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江統(tǒng)《徙戎論》)。盡管后來匈奴衰敗，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中原王朝一直害怕匈奴再興，而威脅到其政權(quán)的鞏固。

中原的老百姓對匈奴，也同樣持排斥態(tài)度。匈奴是游牧民族，少有農(nóng)耕，便會經(jīng)常掠奪、騷擾內(nèi)地漢人，矛盾經(jīng)常激化。比如東漢末年，匈奴“殺略抄？甚眾，北邊無復(fù)寧歲”(《后漢書》)。又如董卓作亂時，匈奴“寇掠太原、河?xùn)|，屯于河內(nèi)”(《晉書》)。所以，即使在民間，兩族間的矛盾也依然很深。

漢人一直是中原的主宰，是正統(tǒng)。劉淵要想實現(xiàn)稱霸中原的目的，在形勢上、條件上并不完全成熟。人們的認識也總會有一個過程。漢人可以和匈奴雜居相處，共同勞作。然而絕對不會欣然接受一個外族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這個“結(jié)”很難解開。劉淵要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首先就要解決這些思想問題，最大限度的聚攏人心，才不至于一開始便成為眾矢之的。后來隨著五族的大舉涌入，少數(shù)民族執(zhí)政中原已經(jīng)家常便飯，人們也就慢慢習(xí)以為常了。漢趙國前期叫漢，后期叫趙，不再借用漢室的軀殼，便是這種觀念轉(zhuǎn)換的最好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