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冠華主演的《神探狄仁杰》中《蛇靈》一段，其中關于“河神獻碑”一事，確實是神來之筆。劇中袁天罡利用日全食洛河水漲潮之機，想謀殺掉武則天和滿朝文武大臣，以達到奪取天下的目的。為此袁天罡利用“河神獻碑”“天降祥瑞”來勸誘武則天遷都洛陽，觀此劇的觀眾，大都相信這一說法。

武則天真的是信了袁天罡的誘騙才遷都洛陽的嗎？如果不是，武則天遷都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武則天遷都洛陽，原因是多方面的

武則天為定都洛陽進行了一系列的精心準備。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陽的地位，改東都為神都。批準武承嗣的請求，追封武氏祖先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武則天以僧懷義為使，毀乾元殿作明堂。武則天還為定都洛陽大造輿論。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將偽造的刻有“圣母臨人，永昌帝業(yè)”字樣的白石進獻武則天。五月，武氏受“寶圖”，事南郊，告謝昊天，御明堂，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寶圖”為“天授神圖”，封洛水為顯圣，加特進，并立廟。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則天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為正月，以“”字為名。七月，頒《大云經》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改元天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關內雍、同等九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眾所周知，建立七廟是古代天子的特權;明堂是古代帝王舉行祭祀、朝會、慶典、賞賜等各種大型活動的場所;徙民實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貫做法。這一切都表明武則天欲定都洛陽。

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

洛陽在政治上對武則天的重要性，還可以從徐敬業(yè)起兵時魏思溫的言論中窺見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業(yè)等以匡復廬陵王為借口，起兵反對武則天。當時，魏思溫建議徐敬業(yè)：“明公以匡復為辭，宜率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1]遺憾的是，徐敬業(yè)沒有采納魏氏的建議，結果兵敗身死。陳岳論及此事，嘆息道：“敬業(yè)茍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1]由此可見，洛陽對于武則天之重要，它實際上是武則天的政治大本營。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陽適宜作國都。唐朝建立后，歷經太宗、高宗兩朝，疆土得到不斷擴大。高宗總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達到極限：“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5]此后直到武則天時期，疆土雖時有變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國初期。長安在版圖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攝天下的作用。而洛陽西接關中盆地，東連華北平原，自古就被稱為“天下之中”。若就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來說，從洛陽出發(fā)，北通幽、燕，西接秦、隴，東達海、岱，南至江淮，距離大體相等。因此，以洛陽為都可以居中而攝天下。

第二是地理上的原因

另一方面，洛陽的地理形勢也適宜作國都。洛陽北枕黃河，隔河遙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險峻的伊闕，再南遙峙熊耳、少室諸山;西控崤、函之險;東扼虎牢、黑石等關;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糧食足以自給。故洛陽是一個“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勢要地。這種險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陽具有制內御外的優(yōu)越軍事條件，也成為洛陽適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第三是經濟上的原因

再次，就經濟原因而言，洛陽所在的關東地區(qū)的經濟條件要優(yōu)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qū)。關東地區(qū)的主體部分是黃河下游的華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內、河東)地區(qū)為伊、洛、河、濟四水交匯處，自古以來農業(yè)就很發(fā)達。安史之亂以前，這里已經成為全國最發(fā)達的農業(yè)地區(qū)。關東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的提高，間接加強了洛陽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就體現了洛陽地位的重要和經濟的繁榮。孝明帝時期(516—528年)洛陽已經成為整個北部中國的心臟。隋煬帝時期長安只存京師之名，洛陽已成為實際上的都城。

反之，關中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與重要性日益不如關東地區(qū)。關中地區(qū)的農業(yè)經濟，本來相當發(fā)達，故從西周到唐代，長安屢為建都之地。然而自東漢以來，關中地區(qū)的農業(yè)經濟在全國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關中適宜農耕的土地面積有限，隨著人口的增殖，統(tǒng)治機構的膨脹，糧食供應成為長安的一大難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個途徑：一是振興關中地區(qū)的生產;二是從關東及江南漕運更多的糧食到關中。

振興關中地區(qū)的生產面臨著不少問題：一是唐朝時期關中的自然條件已非秦漢時期可比。關中在遭受幾次慘重破壞，特別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和隋末戰(zhàn)亂的破壞以后，水土嚴重流失，黃土沙化，涇、渭、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灌溉作用日益降低。如唐前期鄭國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漢時代的1/4(P.178)。二是不斷增長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負荷的能力，即所謂“地狹人稠，耕植不博”。高宗武則天時期正處于唐朝人口劇增的時期。據統(tǒng)計，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戶數約304萬，口數1235萬左右;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戶數約615萬，口數約3714萬。66年間，唐朝戶、口數分別超過貞觀時期的一倍和三倍。關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雖然當時關中地區(qū)號稱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給京師”。三是關中地區(qū)多王侯權貴，他們在灌溉渠道旁競造碾石豈，耗費水量，影響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賈競造碾石豈，鄭白渠的灌溉面積已經從四萬余頃下降到一萬余頃。高宗后期就常帶領百官趨食洛陽。更狼狽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倉猝出幸洛陽，扈從之士有餓死于道中者。

第一個途徑行不通，只好轉而依靠第二個途徑來解決關中糧食危機。但亦非易事。從關東漕運糧食至長安，不僅路途遙遠，而且三門峽一段黃河河道狹窄，水勢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極為困難。漕運付出的代價很大，運輸量卻十分有限。

為了盡可能地克服三門天險，隋唐政府都曾進行過改進計劃，但效果并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縣西北)陸運至陜”，然后“還從河水，入于渭川”，再達于京師的辦法漕運糧食。這樣雖然繞過了三門天險，但陸運花費很大，而且小平至陜州的陸路必需經過險峻的崤、函山谷，風險也很大。開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復水運，“詔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運量。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褚朗鑿三門峽為梁，其后楊務廉又鑿三門峽為棧道，結果都是徒勞無功。

直到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轉輸法漕運糧食，這種狀況才有所好轉。裴耀卿在黃河、運河和渭水交匯處及三門峽東西置倉，漕糧先輸入東倉，再開山路八十里，陸運到西倉，最后漕運到關中。這樣，即縮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運輸效率。史載，連續(xù)三年，“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三年即省錢三十萬緡，漕運費用之高可以想見。“用斗錢運斗米”之言不虛也。

另外，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況更突出了洛陽的優(yōu)勢。當時，“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僅剩關中之地，也“頃遭荒饉，人被薦饑”。惟有洛陽，“鏶、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同時，“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定都洛陽，既不存在糧食供應困難，又能節(jié)省漕運所需的財政開支，不可不謂明智之舉。

綜上所述，武則天遷都洛陽，是根據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洛陽的地理形勢做出的明智選擇，決非僅僅為了避免王氏和蕭氏陰魂的糾纏，更非單純出于荒淫享樂的私欲。武則天遷都洛陽有積極意義，它既適應了政治上改朝換代的需要，又順應了經濟重心東移的歷史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