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1062)，字希仁，漢族，北宋廬州(今合肥)人，天圣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奉使契丹還，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陜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請求朝廷準許解鹽通商買賣。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幸大臣。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嘉佑六年(1061)，任樞密副使。后卒于位，謚號“孝肅”。他是古往今來知名度最高的官員，是黎民百姓呼喚清官與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他是集中體現秉公執法、一身正氣的精神力量……他被后人演義成無所不能的超人，直至今日，他依然是民間最具號召力的代表公平與正義之化身，他的影響力遍及海內外華人世界。

大宋王朝的第40個年頭，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門望族誕生了一個胖小子，這個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來的一脈單傳，就是后來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既不是什么怪胎，也沒有所謂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身世。作為富貴逼人的獨生子，父母寵愛備至，他的童年幸福像花兒一樣。封建地主家庭子女要想顯達于世，不外乎走上科舉之路。包拯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作為當時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追求顯然也在求取功名上。29歲那年，他中了進士甲科，被任命為大理評事、建昌縣知縣，按照如今說法，等于是江西永修縣的“一把手”。

然而，戀家的包拯舍不得離開父母，便奏請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邊上班，于是把他改任為和州監稅，等于在合肥鄰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錢糧稅收。回家報喜，結果爸媽既不愿意離開合肥的家業去適應新的生活，又舍不得寶貝兒子獨立門戶。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獨苗，索性把官給辭了，安心在家陪父母。包拯甘當“宅男”，這一當就是10年有余，二老離世后，他守孝3年。守孝結束，他仍然沒有工作的打算，不愿離開父母的靈地，又在家里呆了兩年。就在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開封府，他的《岳陽樓記》名貫天下，而此時，34歲的包拯還是個連官門都沒進的“待業老青年”，當時的他也許未曾想到，自己的命運也將從開封府走進歷史的深處……

兩年后，在鄉親鄰居苦口婆心地勸說鼓勵下，包拯才決定離開家鄉，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份差事是當時的安徽天長縣“一把手”。包拯十幾年呆在家里“虛度青春”，這在現代人眼中簡直匪夷所思，而在當時卻是尋常之事。宋朝對孝道非常重視，上升到個人品德及社會名聲的高度，如果誰因貪戀官位而置雙親于不顧，要被世人唾棄。按照宋朝禮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須守喪3年，無論你官居何位，必須離職守孝，否則就是“奪情”，即大逆不道之人。所以，包拯的青年時代為了孝順父母在家里度過，并未有任何驚世駭俗之處，符合當時儒家的社會倫理道德觀。

如今記載反映包拯初進官場的事跡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長縣知縣時斷過的一起“牛舌案”尚留史書。有賊把別人牛舌割了，主人告狀，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殺了。不久又有人來告狀，說牛主人私殺耕牛，這在宋朝是違法的，包拯斷喝道：“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此賊被識破，驚服！一件小案子，從中看出包拯斷案的機智果斷，也許他“善斷獄訟”之名就是從這時流傳開來。

至今幾乎所有的包公戲都與他善斷奇案、沉冤昭雪有關，而事實上，歷史并沒有記載包拯斷案的事跡，他的政績也非在斷案上。

三年后，42歲的包拯被提拔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當于今天的廣東肇慶市)“一把手”。端州特產端硯是宋朝士大夫最珍愛時髦的雅器，當地每年向朝廷進貢。凡在這里做“一把手”的官員，都在“貢硯”規定的數量外加征幾十倍的數額以賄賂朝廷權貴，所謂“打點”中央的關系，此舉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個性官員包拯一上任就高調破除這則運行多年的潛規則，下令只能按規定數量生產端硯，州縣官員一律不準私自加碼，違者重罰。并且表態，自己作為“一把手”，決不要一塊端硯。此舉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滿，被調至中央任職，果然“歲滿不持一硯歸”。《包公擲硯》的故事就是以這個藍本創作的。

不久，45歲的包拯因“端硯事件”被皇帝賞識，被任命為監察御史，負責監察百官，“大事則奏劾，小事則舉正”。雖然這個官職沒有多少實權，但從此他可以直接參與朝政，對于剛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來說，無疑找到了自己的發聲平臺。在官場嶄露頭角，包拯確實發出了不少聲音，對國家的內政外交上提出過許多批評意見，比如要求從重處罰販賣私鹽者，反對朝廷以進貢求和西夏，主張強國策略等等。其間，他還代表大宋出使契丹，并與對方使館“二把手”舌戰并成功贏回大宋面子。

這其中，他彈劾陳州京西路轉運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變”盤剝災民的罪行的事跡，被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再創作為家喻戶曉的包公戲《陳州放糧》，民間渲染加工成開封府尹、欽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賑，劇中涉及國舅們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護包公、包公怒鍘皇親國戚、成功放糧賑災等等，演義了一個青天大老爺為民除害、不畏強權且驚心動魄、扣人心弦的故事。事實上，作為官場新秀，當時包拯只是上了一個并不為人關注的批評性的奏章，是否被批準史料也無下文。此時，離他入主開封府尚有12年。

包拯進入中央，正趕上范仲淹掀起“慶歷新政”。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變官員冗濫作風，斥退冗員、舉賢用能方面，自然要觸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朝廷陷入“黨爭”，守舊派與革新派鬧得不可開交。按理說包拯該站在守舊派陣營，因為把他從地方推薦到中央任職的是守舊派大臣王拱臣，但他卻并不急于表態，也不參與其中紛爭。同時，守舊派也沒把這個無名小卒看上眼，更沒指望他能在打擊改革派上有所作為。然而，包拯卻突然上了一個抨擊范仲淹新政關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對其派出的監督地方官員的按察使權力過大提出置疑，此奏一出立即炸開了鍋，兩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員腐敗爭論不休。保守派士氣大振，為加入包拯這個生力軍驚喜。

不久，變法失敗新政被廢，正當保守派長吁一口氣時，不料包拯突然上奏，建議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試選拔人才等新政。這可把保守派給打懵了，這個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其實，這正是包拯峭直的稟性，他不與人茍合，不偽辭色悅人，一生不結派系也不卷入黨爭，甚至沒有一個走得近的朋友，以至于“故人、親黨皆絕之”。

此后，包拯漸入佳境，走上了北宋仁宗時期的政治舞臺。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彈劾別人。據統計，在他彈劾下被降職、罷官、法辦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時為了一個人、一個案件往往反復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氣勢，并且被他彈劾的都是當朝權貴。他7次彈劾酷吏王逵，頂住各方面的壓力，最終把這個寵臣拉下馬;他彈劾仁宗最親信的太監閻士良“監守自盜”;他4次彈劾皇親郭承佑，讓仁宗幾乎下不了臺;他彈劾宰相宋癢，其人文采風流道德高尚，實無過錯，包拯卻彈劾他身為重臣卻毫無建樹，如同當今提的“庸官”、“不在狀態”等概念。

包拯越彈越牛，甚至六次彈“國丈”，硬生生把仁宗寵妃的堂伯父張堯佐給彈下馬來。仁宗專寵張貴妃，讓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飛機”一年之內晉升4次，身兼財政部長、組織部長等4大要職。此舉引起群臣爭議，包拯首先冒出來彈劾，隨后一些諫官也爭相抨擊。不料張堯佐的職位不降反升，這說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見形勢不對，3天之內又彈劾，甚至大呼“國丈”是“盛世垃圾，白晝魔鬼”，見沒動靜，包拯再彈，而仁宗也慪氣了，一意孤行要把“國丈”提拔為“宣徽使”。激進者要求廷辯，要和皇帝面對面理論。在爭執到達最高潮時，包拯一激動，站在仁宗面前義憤填膺滔滔不絕，唾沫星子濺了仁宗一臉，皇帝尷尬至極又窩火，拂袖而去。回宮后張貴妃問消息，仁宗沖她發了一通脾氣：“包拯向前說話，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這樣，仁宗總算答應了后妃之家不得任兩府的建議，又批評了諫官們在殿上喧嘩失禮，生怕再出現過激行為，并規定以后奏對必須先申請。而張堯佐自感犯了眾怒，以退為進，主動辭去了一些職務。事實上，皇帝只是緩兵之計，僅過了幾個月又把這些要職委給“國丈”了。其實，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包拯卻非要讓皇帝下不了臺，繼續彈劾，一彈再彈，最終把仁宗給弄煩了，不再動張堯佐的職務。后來張貴妃又香消玉殞，這場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鋸戰總算平息了。

包拯這股子牛勁讓權幸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點畏懼三分，當時在官場流行一句時髦語“包彈”，為官清廉正派，就叫“沒包彈”;貪官污吏就叫“有包彈”。

包拯一生彈人，他自己有沒有被彈過？當然也有。包拯剛彈掉張方平、宋祁兩任三司使，結果自己又取而代之，這是朝風大忌，歐陽修就批評包拯“蹊田奪牛”，但他同時也為包拯開脫，說他“素少學問”，即太不懂人情世故。包拯不得不回家避風頭，不過沒過多久，老包又象沒事兒人一樣回來繼續履職。

在入主開封府之前，包拯因對官場失望導致情緒低落，而“七求外任、出京四年”。包拯曾于公元1056年來金陵擔任過4個月的江寧府尹，接著奉調入京任開封府尹。1056年，58歲的老包終于成為開封府尹。按理說，包拯后世之名應是從開封府名揚天下的，事實上，他只在這個職位上坐了一年有余。既沒有張龍、趙虎、王朝、馬漢，也沒有公孫先生、南俠展昭，更沒有狗頭鍘虎頭鍘龍頭鍘，那些出神入化的情節都是出自清代石玉昆的《三俠五義》。

不過，以包拯的個性，不在開封府干出點名堂不會善罷干休。他一上任就改革訴訟制度，裁撤了門牌司，在當時，平民告狀都得先通過門牌司才能上交案件，時常被小吏訛詐。幾個月后，惠民河漲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調查，原來屢疏不通的原因是達官貴人在河兩岸占地修豪宅，還堵水筑起了“水上公園”。包拯立即下令將這些花園水榭全部“毀去”以泄水勢，“人患”一治，水患自然解除。老包這一舉動可謂石破驚天，威名大震，京師老百姓都盛傳“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當然，在這不長的時間里，包拯肯定也查辦過一些案子，也許其中不乏為民平冤的，也采取過一些措施維護首都治安，一度贏得美名。他處理案件公道正派，執法嚴峻，對各種階層一視同仁也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他不茍言笑、過于嚴肅，得來了“包大人笑比黃河清”的民間評價——要看包公笑，比黃河水變清還難啊！

然而，包拯主要政績并不在開封府任期，更不在英明斷案上，他是一個實干家。不到兩年，61歲的他就被任命為三司使，負責全國經濟工作，他展現出了經濟改革的天賦，比如改“科率”為“和市”，即朝廷按照公平價格購買農民要繳的上供物資;免除部分地區“折變”，即廢除農民將糧食變成現錢納稅的規定等措施。開展經濟工作卓有成效，兩年后，包拯被提拔為樞密副使，相當于主管軍事的副國防部長，至此，包拯才算正式進入了中央執政官的行列，屬于最高軍事長官之一。然而，63歲的包拯已經是風燭殘年。宋仁宗時代相對和平，所以這個職務也許是皇帝對老包忠心耿耿一生的一種榮譽的回報。又一年后，包拯病逝，首都開封的老百姓莫不悲痛，皇帝親自到包家吊唁，并宣布停朝一天以示哀悼。當宋仁宗看到包家如此儉樸，又聽聞他“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如初宦時”，不禁感慨！歐陽修曾說，包拯一輩子“少有孝行，聞于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這個評價是準確的。他純樸平實、剛直不阿、疾惡如仇、愛民如子，同時他不茍言笑、太過較真、不會處世、人緣不好。然而，他卻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無人企及的崇高與正義的化身，一個至忠至正、至剛至純的清官標志與忠臣樣本，一個被歷朝官方推向神壇，又被歷代老百姓奉為神明的“包青天”。

讀包拯事，總有幾個疑惑：一是他為什么鮮有朋友;二是他彈劾張方平的上疏為什么沒有流傳下來;三是他為什么不笑。史書里記他平生不寫私人信件，沒什么朋友，與親戚也不往來。他流傳下來的文字，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詩和晚年的一篇家訓，其余全是奏議。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剛嚴的典范，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飭得一無破綻，里里外外立于不敗之地。但從常識可知，人是不可能這樣完美的。歐陽修疏論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中說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見;跡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說人心隔肚皮，評價一個人，可信賴的還是他的作為。不過，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線索，一個人的作為，或為迷霧所隱，或為光芒所掩，也會含糊起來。

歐陽修的批評，源于包拯連劾張方平與宋祁。包拯抨擊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時多游宴，蜀人不滿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也曾被包拯彈劾過)，宋祁確實生活鋪張，但當時文官游宴成風，若以此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況宋祁在蜀每晚宴罷，還燃燭展紙，干起正事，遠近的人看見燈光，都知道這是宋先生在修《唐書》。他死后，成都數千人哭于祠，似乎名聲也不很壞。

另一位被包拯攻擊的是張方平。此人天性豪邁，頗有才干，見識在當時別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當時京城某人拍賣家產，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購得一處房屋。包拯立加彈劾，說他“無廉恥，不可居大位”。張方平確實不謹慎，但似乎尚不足以立“無恥”之論。據司馬光后來說，包疏檢舉張方平的不端事跡，還有不少條狀。但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傳的包公奏議中，竟不見蹤影。清朝有人猜測，此是包公子孫不愿意以示后人而削去，毫無根據。但不得見此奏原文，總有些遺憾。

碰巧的是，張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時都與呂夷簡不和，而包拯受過呂夷簡的提拔。要是能從中尋出一絲足跡，倒不覺得包公形象會受多大損害，相反，倒還覺得親切些。人都有個三親六故吧。但沒有，無論前后，包拯的議論沒有半分私情的把柄，無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為人知，是否應歸罪于文獻失傳呢？宋人話癆最多，記述成風，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有關包拯的記錄少之又少。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過歐陽修的薦舉，還曾是上下級，多少總有過從，但整部《臨川集》，竟無一字提及包拯。別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吳奎，和包拯親密，給他撰過墓志銘;另一位張田，自稱門下，給奏議結集。若無這兩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雜劇中的了。我猜測當時多數人的心理或許是這樣：對包拯，說他不好，實在說不出;說他好，又不情愿。人至清則無徒，此之謂也。

最奇異的是包拯不笑。當時流傳的一句話：“包公笑，黃河清。”包公一笑，比黃河變清還難得。史籍未曾記載包拯有過類似面部神經麻痹之類的疾病，我們也無由推斷他是個內心麻痹的人。但不管為什么，一個不會笑的人，無論多么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會喜歡。

包拯不畏權貴，不徇私情，清正廉潔，其事跡被后人改編為小說、戲劇，令其清官包公形象及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戶曉。包公的形象歷千年而不衰，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它從深層次上說明中國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皇權”觀念與“清官”情意結。

包拯的故事，無數次被改編成小說、戲劇、影視作品，包公斷案的英明和他的清官形象歷經萬世都傳唱不衰，這與中國老百姓對清廉社會的向往不無關系，百姓們愛清官，而包拯是這個詞匯的代表。他的存在本身就代表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