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年陽歷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與世長辭。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對他的生平行事應該如何評論，人們曾經發生過尖銳的爭執。這爭執一直延續到多少年以后還會成為問題的焦點。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在上層懸掛一個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標準，而責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規定的最高限度執行。如果政府發給官吏的薪給微薄到不夠吃飯，那也應該毫無怨言地接受。這種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動作為證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僅僅留下白銀20兩，不夠殮葬之資。

然則在法律教條文字不及之處，海瑞則又主張要忠實地體會法律的精神，不能因為條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隸巡撫任內，就曾命令把高利貸典當而當死的田產物歸原主，因而形成了一個引起全國注意的爭端。

海瑞從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糾紛。他的信條和個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于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他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但是，當人們評論他的政治措施，卻不僅會意見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極大。在各種爭執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個共通的結論，就是他的所作所為無法被接受為全體文官們辦事的準則。

海瑞充分重視法律的作用并且執法不阿，但是作為一個在圣經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他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指導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類的日常行為乃至一舉一動，都可以根據直覺歸納于善、惡兩個道德范疇之內。他說，他充當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訴訟，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數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這斟酌的標準是：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用這樣的精神來執行法律，確實與“四書”的訓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書”的寫作已經兩千年，距本朝的開國也已近兩百年。與海瑞同時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這一段有關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了我們這個帝國在制度上長期存在的困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復雜的因素和多元關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經歷，就是這種制度的產物。其結果是，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海瑞以舉人出身而進入仕途，開始被委任為福建一個縣的儒學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縣的時候，他已經45歲。這淳安縣，乃是往來三省的孔道。交通發達，本縣人民的負擔也隨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國時所訂立的財政制度，政府中的預算并無旅費一項，全國1040個驛站，名義上由兵部掌管，實際上一切費用，即過境官員本人及其隨從所需的食物、馬匹和船轎挑夫，全部由該地方負責。兵部只發給旅行人員一紙勘合：驛站所在之處，即須按照規定供應。七品官海瑞的聲名開始為人所知，就是因為他能夠嚴厲而巧妙地拒絕了官員濫用這種權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負擔。

這一段故事說，當日以文官而出任總督的胡宗憲，兼負防御倭寇的職責，居官風厲，境內的官民無不凜然畏懼。一次，他的兒子道經淳安，隨帶大批人員和行李，作威作福，對驛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驛丞。縣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隸拘捕這位公子押解至總督衙門，并且沒收了他攜帶的大量現銀。他在呈報總督的公文內聲稱，這個胡公子必系假冒，因為總督大人節望清高，不可能有這樣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擁有這么多的金銀財物。

如果這段故事夾雜了夸張和渲染，那么，海瑞對付鄢懋卿的經過則屬確鑿無疑，因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緘牘可以為證。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清理鹽法，南北各省的食鹽征收專賣都歸他節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強抗擊倭寇的財力。對于這位欽差大臣，地方官自然畢恭畢敬，不敢有絲毫怠慢。而欽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標榜儉樸以沽名釣譽的時尚，先期發出通令，內稱本院“素性簡樸，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宜簡樸為尚，毋得過為華奢，摩費里甲”。這樣的官樣文章早已為人所司空見慣，不過視作一紙具文，即在欽差大人本身也不會想到會有人認真對待。

淳安縣縣令海瑞對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當鄢都院的節使尚未到達淳安，他已經接到一個稟帖。稟帖的一開頭規規矩矩地寫著“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謹稟”，緊接著就把通令的原文節錄于后，再接著就說臺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聽者皆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并有金花金緞在席間連續奉獻，其他供帳也極為華麗，雖溺器亦以銀為之云云。最后要求欽差大人摒棄奢華的排場和搜刮，并且說，如果不能拒絕地方官這樣的阿諛恭維，將來勢必無法做到公事公辦，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務。據說，鄢懋卿接到稟帖以后，就沒有敢進入淳安，而是繞道他去。

這種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個升官的機會。他于1562年調任江西興國，官職仍是知縣，不升不降。以他這樣的性格和作風，上司當然銜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個海瑞也早已罷官免職。他的節儉的名聲遐邇皆知，據說有一次總督胡宗憲竟然以傳播特別消息的口吻告訴別人，說海瑞替母親做壽，大開宴席，竟然買了兩斤豬肉。此事的真實性無法得到證明，但海瑞飯桌上的蔬菜出自他親自督率別人在衙后栽種，則屬毫無疑問。

基于道德觀念的驅使，下級官員反抗上級，歷來也并不罕見，但大多引不起特別的注意，事情發生后不久，隨即為人遺忘。然而海瑞卻屬例外，他得到命運的幫助，歷史站到了他這一邊。1562年，歷任首輔幾達20年的大學士嚴嵩為嘉靖皇帝免職，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繼倒臺，其中包括胡宗憲和鄢懋卿。他們既被確定為壞人，海瑞在他們當權的時候敢于和他們作對，當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識。為此他的聲望大增。這49歲的海瑞，雖然不是進士出身，官階也僅為正七品，可是已經獲得了在大眾心目中成為英雄的可能性，只須再加以機緣，就可以把這一地位鞏固下來。

1565年，海瑞再次表現了他直言的膽略。當時他已經升任戶部主事，官階為正六品，這是一個接近于中級官員的職位。當時的北京，并沒有出現什么令人振奮的氣象。相反的，南北兩方都連連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備軍需。然而政府別無新的途徑籌款，可行的辦法還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稅。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沒有緊縮支出，而僅僅是此款彼用；后者則使稅收制度更加復雜和實際執行更加困難。戶部是國家的財政機關，但是主事一類的官兒卻無事可做。大政方針出自堂官尚書侍郎，技術上的細節則為吏員所操縱。像海瑞這樣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辦公，不過是日漸一日增積做官的資歷而已。

嘉靖皇帝當日已御宇40年。他的主要興趣在于向神仙祈禱和覓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長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別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為他除去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以外，對于國家大事仍然乾綱獨斷，有時還干涉到細節。這位皇帝的喜愛虛榮和不能接受批評世無其匹，只接近少數佞臣，聽到的是各種虛假的情況。當他發現大事已被敗壞，就把昔日的一個親信正法斬首，以推卸責任而平息輿論。這種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關心國家的利益。1565年，嚴嵩去職雖已3年，但人們對嘉靖的批評依然是“心惑”、“苛斷”和“情偏”。然而他對這些意見置若罔聞，明明是為該臣所蒙蔽，他還自以為圣明如同堯舜。經過慎重的考慮，陽歷11月，海瑞向嘉靖遞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個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舉凡官吏貪污、役重稅多、宮廷的無限浪費和各地的盜匪滋熾，皇帝本人都應該直接負責。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畢竟不會說話，長生也不可求致，這些迷信統統不過是“系風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話，還是“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說普天下的官員百姓，很久以來就認為你是不正確的了。這一奏疏的措辭雖然極端尖辣，但又謹守著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于皇帝的不過是改變自己的作為，而這改變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亂致治，也不過“一振作間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夠真正振作，選擇合宜的道路，赴之以決心，他還是有機會成為堯舜之君的。這樣的奏疏確乎是史無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諍諫，只是批評一種或幾種政策或措施，這種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說他這幾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連為人夫及人父的責任也沒有盡到，其唐突之處，真的是古今罕有。嘉靖皇帝讀罷奏疏，其震怒的情狀自然可想而知。傳說他當時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這個人，不要讓他跑了！”旁邊一個宦官為了平息皇帝的怒氣，就不慌不忙地跪奏：“萬歲不必動怒。這個人向來就有癡名，聽說他已自知必死無疑，所以他在遞上奏本以前就買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訣別，仆從已經嚇得統統逃散。這個人是不會逃跑的”。嘉靖聽完，長嘆一聲，又從地上撿起奏本一讀再讀。

嘉靖沒有給予海瑞任何懲罰，但是把奏章留中不發。他不能忘記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實無可回避，可是就從來沒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點！皇帝的情緒顯得很矛盾，他有時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時又痛罵他為“那個咒罵我的畜物”。有時他責打宮女，宮女就會在背后偷偷地說：“他自己給海瑞罵了，就找咱們出氣！”

此時嘉靖的健康已經欠佳，他曾經動過退位為太上皇的念頭，可是這種放棄天下職責的做法，在本朝又并無先例。在1566年陽歷2月底，他左思右想，氣憤難平，終于下令錦衣衛把海瑞逮捕到東廠禁錮。刑部議決對海瑞按兒子詛咒父親的律例處以絞刑，然而嘉靖皇帝在以前雖然批準過許多人的死刑，在這時候卻沒有在刑部的建議上作任何的批復，因此，海瑞就在獄中住了10個月。有一天，獄中忽然設酒肴相待。海瑞以為這是臨死前的最后一餐，他神色不變，飲食如常。提牢主事悄悄告訴他，皇帝業已升遐，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乃是忠臣，一定會得到重用，海瑞聽罷，立刻放聲號哭；號哭之余，繼以嘔吐。

1567年年初隆慶皇帝登極，海瑞被釋出獄。對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淵閣大學士和吏部尚書的一個難題。他的聲望已為整個帝國所公認。他當然是極端的廉潔，極端的誠實，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可能就是極端的粗線條，極端的喜歡吹毛求疵。這樣的人不會相信為人處世應該有陰陽的分別，他肯定會用他自己古怪的標準要求部下和上司。對他應該怎么分派呢？看來比較穩妥的辦法是讓他升官而不讓他負實際的責任。于是，在不長的時期內，他歷任尚寶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這樣一個閑曹自然不能令海瑞滿意，因為他是倫理道德的堅決信奉者和實行者，對國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責任感。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慣例，凡屬四品以上身服紅袍的官員都應當作出自我鑒定。于是海瑞在奏折中說：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對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沒有一個人會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報答陛下的恩典。接著，他謙虛地聲稱自己才淺識疏；又接著，他表示自己現任的職務只是專管查看呈奏給皇帝的文書，看罷以后原封發送，既無財政責任，又用不著下左右全局的決心，但是連這樣的一個位置還不稱所職，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

這樣看來，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陰陽之道的精微深奧。他陽求罷免，陰向管理人事的官員要挾：如果你們真的敢于罷黜我這樣一個有聲望的、以諍諫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們必然不容于輿論；如果不敢罷黜我，那就請你們分派給我能夠實際負責的官職。文淵閣和吏部終于向他低頭。當年復天，海瑞被任命為南直隸巡撫，駐扎蘇州。且不說這里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即使是一般地區，任命這樣一位不由進士出身的人擔任巡撫，也已屬于罕見。但是這一地區歷來號為難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職，有識見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實不出所料，8個月之后，他遇到劾參而被迫退休。海瑞的新職一經發表，南直隸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計到將會不能見容于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動離職或請求他調。縉紳之家紛紛把朱漆大門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韜光養晦。駐在蘇州的一個宦官把他的轎夫由8人減至4人。舉出這些瑣事，就可以證明新巡撫大人聲勢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懾。

海瑞下車伊始，就把他的“督撫條約”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縣公布。條約規定：境內成年男子一律從速結婚成家，不愿守節的寡婦應立即改嫁，溺殺嬰孩一律停止。巡撫出巡各地，府縣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撫可以傳詢耆老聽取他們的控訴。巡撫在各府縣逗留，地方官供給的伙食標準為每天紋銀二錢至三錢，雞魚肉均可供應，但不得供應鵝及黃酒。境內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價紙張；過去的公文習慣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廢止。自條約公布之日起，境內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紡織品、頭飾、紙張文具以及甜食。這些規定，有的不免失之瑣碎苛細，本來就會生問題的。而他最后的垮臺，則是因為他干預了境內的農田所有權所致。本朝開國之初，太祖洪武皇帝使用嚴厲的手段打擊豪紳富戶，兩千年來社會的根本問題即士地問題因而得以暫時緩和。中葉以來，這一問題又趨尖銳。高利貸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農，利率極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償還。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無力償還，其所抵押的土地即為放款者所占有。雖然官方曾規定利率不得超過三分，而且不論借款時間之長短，利息總數不得逾本金之半，但這種規定從來未能認真執行。與上述規定同時，官方還規定土地因不能還貸而被放款者占有，5年之內，仍可以用原價贖回，這也就在書面上更增加了事情的復雜性。海瑞之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不僅是出于保持法律的尊嚴，而且是為了維護道德的神圣。從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有限制富戶過多地占有土地、縮小貧富差別的愿望。這種沖動使他一往直前，義無反顧。因此，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請。

南直隸境內的豪紳富戶，最為小戶百姓所痛心疾首的是徐階一家。此人曾任首輔，后為高拱排斥而退休閑住。他的家庭成員，據稱多達幾千，其所占有的土地，有人說是24萬畝，有人說是40萬畝。上述數字無疑地有所夸大，但徐家為一大家庭，幾代沒有分家，放高利貸的時間也已頗為長久。海瑞把有關徐家的訴狀封送徐階，責成他設法解決，最低限度要退田一半。從他們往來的緘牘中可以看到，徐階被迫接受了海瑞的帶有強迫性的要求。

徐階于海瑞有救命之恩。在他任首輔期間，海瑞因為上書而被系獄中，刑部主張判處絞刑，徐階將此事壓置。他退職家居以后，聽任家里人橫行不法，根據當時的法令，他可以受到刑事處分。海瑞強迫他退田，并且逮捕了他的弟弟徐陟，一方面顯示了他的執法不阿，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減緩百姓的不滿，體現了愛人以德的君子之風。這種兼顧公誼私情的做法大大地增加了海瑞的威信。如果海瑞采用懲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幾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廣事宣傳，以使籍富欺貧者知所戒懼，而不是對類似的案件一一追究，那么，他也許會在一種外張內弛的氣氛中取得成功。然而他的熱情不可收斂。他指定每月有兩天專門收受這一類案件。據他自己的文章中說，他每天要收到三千至四千件稟帖。牽涉面如此之廣，自然一發而不可收拾。

南方的農村大多種植水稻。整片田地由于地形和灌溉的原因劃為無數小塊，以便適應當日的勞動條件。這樣，因為各小塊間肥瘠不同，買賣典當又經常不斷，是以極少出現一個地主擁有連綿不斷的耕地。王世貞和何良俊都記載過當時的實況是，豪紳富戶和小戶的自耕農的土地互相錯雜，“莫知所辨析”。海瑞自己在海南島的田產，據估計不到40畝，卻分成了93塊，相去幾里。這些復雜的情況，使解決農田所有權的問題變得更加困難。除此以外，利用高利貸以侵蝕獲取他人的產業，還并不限于富戶及其代理人青皮光棍。因為信用借貸的機構并不存在，一個自耕農如果稍有積蓄，他就會設法把積蓄貸之于親戚鄰舍以取得利息，借方即以其田產的一部分作為抵押品。在開始的時候借貸雙方的貧富程度往往相去無幾，然而當借方由于急需而以這種利率極高的貸款來飲鴆止渴，在多數的情況下就難于自拔，所抵押的田產也隨即為貸方接管。這種情形在當時已經成為社會風氣。海瑞卷入了大量這樣的紛爭之中，孤軍奮斗，遂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

以個人而對抗強大的社會力量，加之在具體處理這些訴訟的時候又過于自信，師心自用，既沒有對地方上的情形作過周密的考察，也沒有宣布法律的準則，更沒有建立專門的機構去調查案情、聽取申辯以作出公正的裁決，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除此以外，他雖然承認明文規定5年以上不得贖還的條文，但卻要求有書面契約作為依據，否則這一條文就不能適用。這個理由表面上似乎并無不妥，然而揆諸實際，農民間的借貸，通常卻很少有書面契約。據他自己說，對這樣的案件，他所批準贖還的僅占二十分之一，但正如上面所說的，他不是依靠一個強有力的機構而只憑個人的判斷去裁決為數眾多、頭緒紛繁的爭執，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無疑是一個極大的疑問。

還在海瑞受理田產紛爭之前，他已經受到了監察官的參劾。參劾的理由是他不識大體，僅僅注意于節約紙張等細枝末節，有失巡撫的體統。隨后，給事中戴鳳翔以更嚴厲的措辭參劾海瑞，說他但憑一己的沖動隨意對百姓的產業作出判決，在他的治下，佃戶不敢向業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貸方還款。這種明顯的夸大之辭不免使人懷疑這位給事中是否已經和高利貸者沆瀣一氣。更為聳人聽聞的是，戴鳳翔竟說，7個月之前，海瑞的一妻一妾在一個晚上一起死去，很可能出于謀殺。盡管海瑞答辯說他的侍妾在陽歷8月14日自縊，而妻子則在8月25日病死，但是給事中的參劾已經起到了預期的效果，不論真相如何，許多人已經懷疑海瑞確系怪僻而不近人情，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家庭悲劇。

事情極為分明，戴鳳翔所代表的不僅是他自己。要求罷免海瑞的奏疏繼續送達御前。吏部根據各種參劾的奏疏提出意見，說南直隸巡撫海瑞實為“志大才疏”，應該調任閑曹。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沒有人敢于非議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卻成了眾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淵閣和吏部還因為海瑞的抗議，對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們卻建議皇帝讓他去重新擔任不負實際責任的官職。憤憤不平的海瑞終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辭職回鄉，在提出辭職的奏疏中，他痛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這種一概罵倒的狷介之氣，使他在文官集團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兩年之后，萬歷皇帝登極，張居正出任首輔。這位文淵閣的首腦和海瑞一樣，尊重法紀而討厭蘇松地區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經和張居正作過接觸，希望他主持公道。張居正給他的復信中說：

“三尺之法不行于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仆謬忝鈞軸，得參與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為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這種以委婉的語句陽作同情、陰為責備的修辭方式，正是我們的文人所擅長的技巧。張居正認為海瑞輕率躁進而拒絕援之以手，使海瑞賦閑家居達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為南京右金都御史。

對于張居正，批評者認為他峭刻、矯飾而自奉奢侈；對于海瑞，則稱之為奇特、怪僻而執拗。批評者沒有看到他們那種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尋找出一種適當的方式，使帝國能納入他們所設計的政治規范之內。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張居正的措施多少帶有變法的意味，那么海瑞的做法卻是力圖恢復洪武皇帝擬定的制度，這些看來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憲和理論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