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世紀的某一天，在西漢都城長安，一個男孩連同他正在做的一場游戲，被歷史永遠地記錄下來。男孩的游戲是審理一起盜竊案，一只被拴住的老鼠是賊，一塊被撕咬過的干肉是贓證。按照漢代堂審規則，經過一番起訴、具書保證、訊問、筆錄、宣讀和判決等復雜程序，并使用了那時特有的酷刑逼供，最終人證物證俱全，判處鼠賊磔刑(分尸)立即執行。這個男孩就是童年張湯，因家里丟失干肉挨了父親的打，于是“掘窟得盜鼠及余肉”，為自己申冤報仇。這份沾滿老鼠鮮血的“判決書”隨后“上報”，他的身為長安丞的父親“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在“大驚”之余，竟“遂使書獄”，讓他書寫決獄文書以示獎掖。

轉眼到了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漢武帝后宮暴發陳皇后巫蠱案，“上遂窮治之”。此案承辦人正是張湯，此時他已身為御史，奉武帝欽命查案。最終，陳皇后以“惑于巫蠱，不可以承天命”被罷退長門宮;幫陳皇后“祠祭祝詛” 蠱害衛夫人的女子楚服等人，以“大逆無道”被梟首于市。張湯還拿出兒時掘穴得鼠和虐刑逼訊的“酷”勁，“深竟黨與”，此案有罪和株連者共計三百余人被殺，一時血流成河。與童年那次游戲相比，這次同樣沾滿鮮血的戰果，為他博來的則是帝王的青睞：“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

從當年一介“酷少”，成長為一代酷吏，張湯的一生仿佛注定要“冷酷到底”。而身逢鐵血時代，相伴強悍的武帝，又使張湯備受重用，步步高升：

巫蠱案后，張湯受命與中大夫趙禹共同修訂法律，“論定諸律令。”趙禹也是武帝時代著名酷吏之一，兩“酷”相加，二人合作相當愉快。按照武帝意欲從嚴律治、“務在深文”的立法原則，他們搜檢漢興以來幾十年廢棄不用的秦代苛法，“發揚光大”，還制定《沈命法》和《見知故縱法》，規定“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以及“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盜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從而加重對地方官員的督責。兩位酷吏都被武帝加官晉爵：“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他們的“成果”，卻是導致此后一系列惡法的出臺，“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西漢元狩年間，接連出現了淮南王、衡山王和江都王叛亂的政治事件。時已位列九卿、掌管全國刑獄的廷尉張湯，更是大顯身手，對這三起大案每案“皆窮根本”，三王家族近戚、左右官屬有罪無罪都被株連，大量無辜的人被殺。其中僅淮南王劉安謀反一案被殺者就有數千人之眾。劉安的謀士伍被多次不贊成謀反，以吳楚之亂教訓勸諫劉安，并在最后關頭告發劉安，已獲得武帝原諒，卻終因張湯的一句話被殺。朝臣嚴助長于辭賦深得武帝欣賞，只因與愛好風雅的劉安有文墨之交，也被張湯以“交私諸侯”、“弗誅，后不可治”為由處死。踏著這條鮮血染成的“紅地毯”，張湯最終登上御史大夫高位，列次朝堂三公。

酷吏打的都是冠冕堂皇的旗號，但在張湯苛急酷烈的從政形象后面，卻也有巧佞的心機和媚上的嘴臉。據《史記·酷吏列傳》載，在武帝繼位前，剛剛出道在長安當地方官的張湯，看準了太子的兩位娘舅：田蚡和田勝。當時田勝在長安落難，“湯傾身為之”。武帝繼位，田氏外戚封侯，周陽侯田勝因感恩而“大與湯交，遍見湯貴人”，使張湯得以由一名刀筆小吏進入上流社會視野。其后，田勝又與他的哥哥武安侯田蚡聯手，征調張湯入朝，“補御史，使案”，才有了他在“巫蠱案”中的表現機會。借此案一舉成名后，為獲得更多表現機會，張湯便經常以一些疑難案件“上請”。在皇上面前，他為自己巧妙設計了一副奇特的憨相：皇上批評他，他就說“我真蠢！其實屬下某某早就勸告過我。”皇上表揚他，他也說：“多虧聽了某某的主張，這都歸功于他們！”武帝覺得這人還挺實誠、蠻可愛。

張湯攀著法律職業之路迅速躥升，但與其兒時一脈相承之處則在于，法律仍是他手中兒戲。很快，他又發明了幾種新的玩法——

玩法之一：玩“AB劇”。張湯在自己的手下，布置了一嚴一寬的A、B兩套監史班子。每請示一案，看皇上的意圖：“上意所欲罪”，就交給A班辦案，其結果自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上意所欲釋”，就交給B班辦理，結果也就不了了之。

玩法之二：扮御前“鷹犬”。漢武帝大舉興兵伐匈奴，又兼各地災荒，國中財用緊張，便采取收回造幣權大量造幣，征收鹽鐵稅等政策充實國庫。張湯積極配合有關詔令立法出臺，對于官家與民爭利引發的民變騷動，一律“痛繩以罪”，為苛政“保駕護航”。

玩法之三：發明“春秋決獄”。武帝一朝一改漢初至文景二帝奉行的道家理念，轉而獨尊儒術，張湯對此極力逢迎。他招請儒生介入辦案，用《尚書》、《春秋》經義牽強附會，使法律標準更加混亂，裁量更加隨意，法制史上“論心定罪”惡潮從此蔓延。

張湯倚仗皇威弄權瀆法，害了很多人，自己的仕途也終于四面楚歌，危機爆發：

張湯表面道貌岸然，卻早在作長安小吏時就搞“權力尋租”，與富商田甲、魚翁叔等“交私”。張湯成為皇帝身邊重臣后，又將一些重要經濟情報私告商人田信，田信“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后因張湯意欲彈劾丞相青翟，此事遂被相府內朱買臣、王朝、邊通“三長史”揭出。武帝曾就此當面盤問張湯，被他以巧言騙過;

張湯閣僚中有個叫李文的御史中丞，因夙有舊隙，時常與張湯作對。張湯就串通一個叫魯謁居的屬吏捏造罪名，制造冤案，最終“做”掉了這個死對頭。武帝當時就對這起冤案有疑，被張湯用假話混過。后來張湯因鹽鐵稅案排擠趙王，引起趙王反撲，又將此事告發。在較多證據面前，張湯又拒不承認。武帝聯想起博士狄山曾當朝大罵張湯是“詐忠”，料定自己到底是被這個信任已久的“忠臣”給騙了，一怒將其下獄。不久，張湯就在獄中自殺。

《史記·酷吏列傳》載：“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又說，張湯的老母堅持認為張湯是“被污惡言而死”，死得冤，不愿對他厚葬。武帝感嘆“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于是殺了揭發張湯的“三長吏”，并重用了張湯的兒子張安世。但有人據此認為張湯生前廉潔，死得冤枉，又未免證據不足：張湯弄法一世，在處理罪贓上不會沒有一兩手反偵查手段;何況他還面臨徇私枉法等多罪指證，自己也認為申辯無望了。至于其身后所蒙種種厚待，只能算作武帝對這位鷹犬愛臣的“君臣情誼”吧。

兩千多年后，張湯墓在西北政法大學基建工地出土，這樣的“巧合”，冥冥中似有深長意味。這個以斷案兒戲“入門”，又終生以法律為兒戲的漢代首席大法官，應被世代法律人引為永遠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