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被稱為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安祿山是直接把大唐帝國從拖入衰敗深淵的元兇。多年來，人們對于唐玄宗時代之“盛世”的解說傾注了很高的熱情。如果考察安祿山的一步步發跡到走上叛亂之路，對于透析天寶盛世的景況尤其是唐玄宗時期的政治現狀，會很有意義。

安祿山，是“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舊唐書·安祿山傳附子慶緒傳》謂“祿山父子僭逆三年而滅”，到宋人歐陽修等編《新唐書》則把安祿山列入《逆臣傳》中。史學家從來把“安史之亂”稱為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安祿山是直接把大唐帝國從太平盛世拖入衰敗深淵的元兇。多年來，人們對于唐玄宗時代之“盛世”的解說傾注了很高的熱情。如果考察安祿山的一步步發跡到走上叛亂之路，對于透析天寶盛世的景況尤其是唐玄宗時期的政治現狀，會很有意義。

安祿山自武則天長安三年（703）出生，在唐肅宗至德二年（757）55歲時被自己信任的部下和兒子安慶緒合謀殺死。縱觀他的一生，在13歲以前是一個漂泊的孤兒。大約從15歲開始到30歲，他混跡在邊疆地區，是一個不太安分的商人。他從30歲步入軍旅，僅僅在不到4年的時間就做到平盧將軍。在進入軍隊最初的十年當中，即安祿山39歲前，他的仕途與人生道路也有過波折起伏。他曾兩次死里逃生，卻最終東山再起。剛剛步入40歲門檻的那年（天寶元年）正月初一，一躍成為駐守邊疆的藩鎮最高軍事統帥——平盧軍節度使。在此后的十幾年中，他飛黃騰達。在唐朝嚴格按照“循資格”的任官體制下，創造了在和平年代中邊疆番帥仕途騰達的神話。他42歲時又兼任了范陽節度使（治今北京）;45歲，加兼御史大夫；46歲，即天寶七年（748），朝廷賜之鐵券，加實封三百戶，柳城郡開國公；48歲（天寶九年五月）賜爵東平郡王，此舉開創唐朝將帥封王的先例。天寶十年二月，也就是他49歲的時候，又兼河東節度使。同時兼領平盧、河北轉運使、管內度支、營田、采訪處置使。自40到49歲，安祿山從一方節帥到身兼三鎮，所獲得的榮耀與君寵達到頂峰。從50歲開始，有跡象表明他開始一步步策劃變亂。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起兵叛亂，第二年稱大燕雄武皇帝，55歲的那年的春節被殺。

安祿山在政治上的一步步崛起以及他在邊疆的卓絕“戰功”，無疑是建構唐玄宗盛世的重要內容。即使是安祿山在唐玄宗時期發動的叛亂，長期以來也被史家視為天寶盛世敗落的標桿。歷史從來無法接受假設，但是，如果安祿山的叛亂沒有發生或者這場叛亂不是由安祿山發動，后人在解讀天寶盛世時，又該從何處著墨，又該因何人落筆呢？這里，我們不妨重新粗線條地梳理安祿山一生的幾個階段，對無法假設的歷史軌跡做一個摹寫，至于按照歷史的邏輯和理性探究安祿山的政治發跡，就留待歷史研究者作為一個重要課題吧。

軍旅生涯與人生的第二次轉折步入軍旅以后，安祿山成為一名捉生將。善于洞察局勢的安祿山也許看清了，捉生將要比他互市牙郎的營生更有利可圖。捉生就是活捉兩番的人口。同他一起做捉生的還有一個同鄉叫史思明。他們以活捉的兩番人口作為戰績。由于他對地形和山川十分了解，常常以三五人騎馬出去，會抓回數十人。節度使很驚奇，給他增加人手，而他也常常更加成倍地完成任務。很快，因為行必克獲，安祿山做到了偏將軍。安祿山的驍勇贏得了節度使張守的賞識，遂養為義子，以軍功任衙前討擊使，并被授以員外左騎衛將軍的職銜。張守把他當成了養子，表明他們之間的關系更親近了一層。

安祿山一如既往地倚靠對付契丹、奚的功勞作為他進身的資本。有時為了邀功，他不惜用欺騙手段誘殺兩番人眾，“常誘熟番奚、契丹因會，酒中實毒，鴆殺之，動數十人，斬大首領。函以獻捷。”（《安祿山事跡》卷上）同樣，為了獲得更多邀功請賞的資本，安祿山也有時會主動出擊，但這往往會冒很大風險。開元二十四年（736），已經擔任平盧將軍的安祿山出討契丹失利，就險些丟了腦袋。本來可以處置他的節度使張守卻給朝廷上奏，請對他處以斬刑，實際上心存僥幸，將球踢給了朝廷。宰相張九齡看得明白：“守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也認為不應免死，堅持殺他。還是唐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效”，沒有殺他（《安祿山事跡》卷上）。這第二次死里逃生，使安祿山有驚無險，得以重整旗鼓。到開元二十八年（740），也就是他38歲的時候，重新擔任了平盧軍兵馬使，再次成為藩鎮之中的高級將領。從此以后，他不僅知道了如何創造功績，而且深深體會到了皇帝生殺予奪的無上權威。經歷了這次死里逃生以后，安祿山才真正開始走上了發跡的快車道。

皇帝寵遇和個人經營安祿山38歲以后的個人發展，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如何能夠得到皇帝的恩遇上。為了能夠準確得到朝廷動態，安祿山按照慣例派親信在京城的進奏院（類似辦事處）探聽消息。事實證明，這一思路確保了他的步步發跡。他是如何做的呢？概括說，至少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賄賂朝廷官員、攀附宰相，依靠眾人的贊譽推美，營造個人發跡的政治環境。

開元二十九年（741），河北采訪處置使張利貞到營州考察，任平盧軍兵馬使的安祿山對張利貞及其隨員厚贈金帛，結果使張利貞回朝復命之時對他大加稱贊，第二年，40歲的安祿山就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過了兩年，又兼任了范陽節度使。天寶五年（746），吏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監察河北，安祿山又如法炮制，和當年“厚賂往來者，乞為好言”一樣，結果席建侯在向朝廷的報告中力稱安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這些皇帝的親信大臣“并言其美”，皇帝對安祿山的寵信就“意益堅不搖矣”。尤其是他后來媚事宰相李林甫，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獲取到更多的政治利益。所謂：“右相李林甫與祿山交通，復屢言于玄宗，由是特加寵遇。”（《舊唐書·安祿山傳》、《資治通鑒》）實際上，在這一時期，大量胡人成為唐朝邊防軍戰士，對擔任邊帥長官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軍將及節度使能有效統馭番兵；另一方面，則要勝任守土安邊之職。盛世之下內地不聞金鼓，不習攻戰，漢族將帥數量相對減少，能夠為朝廷所用的將領更是寥若晨星，番兵番將成為邊地唐軍的重要構成，統領邊軍的節度使多由胡人擔任，遂勢不可擋。安祿山身兼三鎮節度使，也正是這樣一種形勢之下的必然結果。舊史中把安祿山之叛歸罪于李林甫重用番將的建議，實際上天寶年間重用番將乃是天寶軍事體制變動的結果，是邊疆防御局勢的要求。李林甫即使首先動議重用番將守邊，也是由于這一客觀形勢所迫。只是安祿山這一胡人能夠得到重用，與李林甫等人的推美是有直接關系的。

第二，利用掌握的權力進一步創造政績。

安祿山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作用和價值就是要讓朝廷確信他可以確保唐朝東北邊防的安全。為了“以邊功市寵”，他常常利用欺騙手段誘殺“兩番”。如歷史記載：安祿山前后十余度欺誘契丹，酒宴之時酒中放莨菪子，預掘一坑，待其昏醉，斬首埋之，皆不覺死，每度數十人。甚至不惜有意侵掠兩番，制造事端，惡化邊境形勢。天寶四年（745）三月，唐以宗室之女賜公主名嫁于契丹、奚，實行和親，雙方關系趨于緩和。但因兩番不堪安祿山屢事侵掠，遂于當年九月“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安祿山事跡》卷上）。這樣，安祿山有了出兵的理由，也就有了立功的機會。本來，東北邊帥身兼“押兩番使”，綏靖兩番、確保東北邊境安謐乃其職守，安祿山卻借之成為他仕途騰達的階梯，其陰毒殘忍與狼子野心可見一斑。更可悲者，唐朝廷卻把安祿山視為東北的“萬里長城”，在封賞詔書中盛贊他“聲威振于絕漠，捍御比于長城”。直到叛亂前夕，唐玄宗還對他寄予厚望，說“東北二虜，藉其鎮遏”（《資治通鑒》）云云。安祿山正是利用東北邊防之勢，挾兩番以邀其功，一步一步博得了朝廷的信任、玄宗的恩寵。從安祿山天寶元年（742）正月擔任平盧節度使之后官職勛爵的晉升遷轉，就可領略到這一概況。從這層意義上說，是唐朝的國策造就了安祿山。當安祿山揚起東北的煙塵時，皇帝所倚賴的“萬里長城”反而成了推倒“長城”的人。

第三，利用進京朝覲的條件，極力贏得皇帝的歡心。

安祿山看準了唐玄宗對東北形勢的態度，明白自己身當守邊重任，向皇帝表達忠心十分必要。因此，安祿山總不失時機地以個人的方式向唐玄宗傳達這種信號，除了時常地進獻貢物、俘虜以表明東北的安定外，安祿山很會利用一切有利條件表忠售奸。進京覲見時，他總是會用很肉麻的話表達忠心。在宴會上，安祿山進奏：“臣生番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愿以身為陛下死。”唐玄宗以為“誠”，甚是憐愛。在唐玄宗面前，安祿山反應敏銳，回答皇上的提問，有時還不乏詼諧。安祿山長得很胖，晚年益肥，腹垂過膝，自秤得350斤。安祿山每行，必有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有次朝見，唐玄宗指著他的大肚子開玩笑：“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詼諧中很確切地表達出自己對皇上的赤誠忠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安祿山贏得皇帝的歡心，最著名的有三件事可說。

第一件是他當庭跳“胡旋舞”。胡旋舞是唐朝時西域傳入的一種樂舞。據說舞者要在一小圓上“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于子上”，舞姿十分奇妙、引人入勝。有人描繪說，舞者在鼓樂的伴奏下，舉展雙袖，翩翩起舞，若回雪飄飄，左旋右轉，令人目不暇接，其速度之快就如車輪飛奔、旋風狂吹。精通音樂的唐玄宗對此十分喜愛，安祿山也練就一副好身手，每當玄宗興起，令其作胡旋舞，都能得心應手，“其疾如風”，令許多專門的伎人都為之汗顏。要知道，安祿山身體肥胖，行走都不甚方便，為了討得皇帝的歡心，竟能一絲不茍地完成難度極大的胡旋舞，其心可知。詩人白居易《胡旋女》還曾借事詠懷：“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團圓。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第二件是天寶六年（747）初春的朝會上，安祿山不拜太子。當時，唐玄宗把太子李亨向安祿山作了引見，他卻沒有以禮拜見。眾人都覺驚訝，勸促他趕快行禮，安祿山拱手而立，根本不正眼看太子，還說：“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唐玄宗曰：“吾百歲后付以位。”他答以：“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行禮再拜。其實，這是安祿山借口不知皇太子而向皇帝表達忠心。

第三件是天寶六年安祿山請做楊貴妃養兒，此舉得到皇帝的準許。這一年他45歲，比楊貴妃年長十六七歲。安祿山朝見，必先向貴妃行禮而后再拜見皇帝，唐玄宗很奇怪，他答曰：“番人先母后父。”時楊貴妃得寵，宮中稱為“娘子”。楊貴妃以安祿山為子，宮中稱之為“祿兒”。安祿山每次入京朝圣，遂可自由出入禁中，有時與宮人調笑，也毫無避諱，有時與貴妃對食，甚至通宵不出，以至于有許多緋聞傳播。安祿山請做貴妃養兒，博得了唐玄宗的更大恩寵。當時，唐玄宗對他出入禁中從不生疑。天寶十年正月，楊貴妃為安祿山做洗兒禮時，他還興致勃勃地前往觀看，并高興地按照宮中洗兒禮的規矩賞賜他們。

安祿山起兵反叛之前，不僅身兼三鎮節度使，有親王的封爵，還兼領河北、河東地方行政長官，同時兼群牧使、閑廄使，能夠控制邊地牧場和馬匹，職權滲透到隴右（西北）地區。妻子為命婦、兒子得恩賞，京城之內賜豪宅，平日美饌珍饈，更是無以復加。安祿山所得封賞、爵位、官職、恩寵、身份，在當時的國家體制下，是任何一個胡人都無法與之比肩的。

概括安祿山的發跡之路，我們注意到他具備幾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基于種族出身和經商的本性，他在唐朝邊疆地區找到了發展的土壤。安祿山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的才智，在唐朝的東北地區獲得了巨大成功。二是洞悉仕途之上的游戲規則，把個人才華和皇帝的需要有機結合起來，使皇帝信任自己是一個可以倚賴的“萬里長城”。三是巧妙地利用中央朝廷的關系尋求代言人，積極營造個人發展的政治環境和條件，善于把握機遇，順利進入高層視野并成為皇帝的“寵兒”。四是緊緊抓住皇帝對自己的信任，充分利用了與楊貴妃的“母子關系”討得皇帝的歡心，鞏固自己的地位。在他沒有叛亂之前，安祿山一直是唐玄宗信任的邊疆守將，那些奏稱安祿山有不臣之心的人，唐玄宗都下令押送給他處理。

安祿山從唐朝的邊疆守將走上叛亂進而與皇帝分庭抗禮，不是朝夕之事。這與安祿山自身的經營有關，也與唐朝國家政治、軍事、經濟形勢有關，不可一言以蔽之。在安祿山的行動還能遵循帝國政治體制的基本準則時，即使朝廷施加的恩寵再深，似乎也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他最終走上了叛亂，后世評論他的步步高升，就視同為盛世的“怪胎”、“妖魔”。無論如何，是當時的歷史條件給安祿山這樣的野心家和投機者提供了舞臺，這樣的人能夠發跡并且能夠紅透北部邊疆乃至映照到唐朝中央朝廷，正給我們思索大唐帝國從太平盛世走向動亂和衰敗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