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和溥杰從北京故宮中盜運出的奇珍異寶，雖然曾在醇親王府內集中存放了一段時間，但他們慶幸的是已全部轉移到天津日租界那個安全所在，這就足以保證他一生的榮華富貴。那么他們是怎么把這么多的奇珍異寶運到天津的呢？

溥儀

七八十口大木箱的書畫運往天津如何躲避檢查？

關于事情的經過，我們還是聽聽當事人溥佳對此的回憶：“這批古玩運往天津時，又費了一番周折。這些書籍、字畫，共裝了七八十口大木箱，體積既大、數目又多。在出入火車站時，不但要上稅，最害怕的是還要接受檢查。恰巧當時的全國稅務督辦孫寶琦是載掄(慶親王載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載掄，說是醇親王府和我們家的東西本要運往天津，請他轉托孫寶琦辦一張免驗、免稅的護照。果然很順利地把護照辦妥，就由我把這批古物護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號路一六六號樓內。有了這批稀世之珍來做溥儀將來生活和留學的雄厚資本，所以認為去天津居住最為相宜，可以說是有恃而無恐。”

在日本公使館的三個月中，溥儀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日夜滋長著。我想到這樣待下去是不行的，我應該為我的未來進行準備了”。1925年2月23日，溥儀在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從北京前門車站上了一輛三等兵車;溥儀把平素絕不輕易摘下的眼鏡摘了下來，把他那頂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這節車廂每到一站都要上來幾個穿青色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時，一車廂幾乎全是穿青色衣服的人;出站時，溥儀被他們包圍著裹了出去。就這樣，溥儀在日本人的特殊保護下來到了天津。

正如溥儀曾對他的親信隨侍李國雄所說：“那天經化裝后乘馬車離開公使館，鄭孝胥、羅振玉以及隨侍祁繼忠、趙蔭茂扈從，到前門老火車站以后，為縮小目標，幾人暗中相隨，明面上各走各的。不知怎么，登車時還上錯了車廂，跑到兵車上，因內心害怕不敢再動。車過豐臺，他才由暗中保護者引導進入預定車廂。車到廊坊，從站臺跳上兩三名身穿青色衣服的人，就坐在他附近。再向前走，每到一站都會跳上幾名穿青色衣服的人，互相之間都板著面孔，誰也不說話，擺出嚴陣以待的樣子。等到了天津老龍頭車站，車廂里百分之七十都是穿青色衣服的人了。下車時，這些人都盡心盡力護衛他，對旁邊的旅客卻連踢帶打，一點兒都不客氣。出站口當時人太多，只見穿青色衣服的人蜂擁而上，把他裹在中間護送出站，若有敢擋者都要遭受拳腳之苦。出站之后早有汽車迎候，他便一溜煙地進了日租界大和旅館，第二天移住張園。

溥儀心里很明白：那些穿青色衣服的人，都是日本秘密警察，他的這次出行，完全由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策劃、安排，為了尚未到來的某種歷史契機，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早已決定喂養溥儀這只籠中之鳥了。

溥儀秘密潛往天津后，開始了他長達七年的“寓公”生活。

剛安頓下，便急忙將存放的珍寶秘密轉移過來

溥儀為了講究遜帝的排場，購置了大量高檔消費品。首先，他買進了三輛高級轎車，一輛是淡青色的轎車，專供出游兜風使用;一輛是藍色的大轎車，專供冬、春兩季使用;一輛是黃色的轎車，專供夏季出訪迎賓使用。其次，“像鋼琴、鐘表、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

溥儀在天津過著似乎是十分悠閑的“寓公”生活，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溥儀的心中始終被兩大心愿繚繞著。其一為政治心愿。歲月的推移不但沒能泯滅溥儀“敬天法祖”、“恢復祖業”的幻想，他的復辟之心反而與日俱增，變得更為迫切，行動上表現得更為積極，他加速了與國內封建復辟勢力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勾結。

其二也可稱之為經濟心愿。溥儀魂牽夢繞的還是他從北京故宮中盜運出的那批國寶的安危。溥儀在張園剛剛安頓下，便急忙將存放在戈登路的那些字畫珍寶秘密地轉移過來。其中包括歷代的書畫手卷30箱近1300件，冊頁2箱70件，掛軸1箱21件。裝這些寶物的箱子是統一尺寸、樣式，箱長1米、寬40厘米、高50厘米，均為松木制成的中間立柱開兩扇門的普通木箱。而那500多函的宋元善本書也分別裝入35個箱長70厘米、箱高70厘米、箱寬40厘米的長方形松木箱內。還有裝古玩珍寶的大金庫2個以及裝300余件皮張的大躺箱8個。

這批字畫珍寶安全順利地轉移到了溥儀的身邊，令他欣喜萬分、興奮異常，自從被趕出北京故宮后這是一件最讓他開心的事情了。雖然溥儀早已在外國人辦的華比銀行以“浩然堂”的名義存入了大批的款項，同時在關內外還擁有大量的土地，也就是清朝入關后“跑馬圈地”弄來的所謂“皇產”，僅當時直隸省的皇產，不算八旗的就有12萬坰。這些土地租賃出去變相剝削成千上萬的農民，使他們終身用勞動所得向其獻納貢租。溥儀的房產收入也是一筆可觀的數字。但這些溥儀認為只是一種不穩定、保障系數不高的浮產，成為不了一生的依靠。而由京盜運來的大批歷代法書名畫珍寶，才是真正的無價之寶。

在北京故宮時擁有的奇珍異寶，取之不盡、用之不完，溥儀對民間的珍品是不屑一顧的。可在天津過他“寓公”生活時的情況則不同，一方面要滿足他的占有之嗜好，另一方面又要滿足他的揮霍之欲望，所以他購買了大量古物和名貴的金銀首飾。如在天津仿衣街的同泰祥瓷器店購買了一批仿古瓷瓶和乾隆年間制造的五彩瓷瓶，精選了各國的金幣60多枚收藏。

一個失意的小軍閥為何敢在溥儀面前指名要這要那？

為了實現復辟的迷夢，溥儀就如同“病急亂投醫”一樣，不論是軍閥，還是解甲的軍人，或是窮途政客，溥儀和他們交往的親疏，決定于他們對復辟的態度，對于他們也不再過分端“皇帝”的架子。

此時溥儀對他所做的復辟夢，不但是朝思暮想，而且是近乎神經質，只要有人口頭上對他表示支持，愿意為他效勞，他的心里就會得到滿足，就會答應對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只要是拿著聯系軍人、擁護復辟這張門票，便可走進張園。一批批的光桿司令和失意政客涌進了租界。他們的眼睛不是來看這位無權無勢的“遜位皇帝”的，而是盯在溥儀手中的文物珍寶、金錢古玩上。一個叫劉鳳池的失意小軍閥，小有計謀，人稱之為“小諸葛”，有人向溥儀吹其為“現代的諸葛亮，得此一人，勝于臥龍鳳雛，復辟大業，已有九成把握”。劉鳳池見了溥儀，在吹噓了自己的通天眼之后，建議溥儀拿出些古玩字畫和金表、玉器給他。他可以拿這些東西出去給溥儀聯絡軍界人物，以便使他們共同“贊襄復辟大業”，這樣的“香餌”溥儀怎能不吞？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錢的東西。后來劉鳳池竟指名要這要那。有一次他說去活動張作霖的部下鄒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動其心也，應送其珍珠、好寶石或鉆石，按萬元左右貴重物予之，當有幾十倍大利在也”。為了拉攏奉系的榮臻、馬占山、張作相，劉鳳池指明要各送十顆朝珠;為了拉攏一個姓穆的軍閥，他指明要珠頂冠上的那顆珠子。這些人從來沒有拿出什么實際成績給溥儀，只是無止境地伸手，既要東西又要錢，溥儀抱著少有的耐心，對他們寄予深深的期望。

溥儀對奉系將領中最早發生好感的是畢庶澄，因為他比別人更熱心于溥儀的復辟事業，什么“人心思舊”、“將來唯有帝制才能救中國，現在是群龍無首”，說的話和遺老遺少差不了多少。畢庶澄是張宗昌手下的一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曾請溥儀到他的軍艦參觀過，溥儀對他抱有較大的希望，所以賞給他的古玩珍寶和活動經費也不在少數。后來當畢庶澄被褚玉璞槍斃后，還流傳著一個關于“漢玉”的故事。

所謂的“漢玉”，并非漢朝的玉，其實就是“舊玉”的一個總稱。就是曾經被裝入棺材中，經過多年的土蝕、血浸以及其他的侵蝕作用，而成為紅色、土色或黑色的舊玉。達官顯赫和有錢的人差不多都喜歡用高價購買“漢玉”，當作古董來收藏。

溥儀在北京故宮盜運出的“漢玉”相當多，不論是從年代、玉質、色澤等方面來講都是世上罕見的珍品。溥儀十分喜歡“漢玉”，平時不論穿長袍馬褂、朝服還是西裝，照例都要掛上幾塊“漢玉”。這主要是因為“漢玉”有這樣一種傳說：“如果人在身上掛有真正‘漢玉’，萬一跌倒，或是遇到什么危險的事情，那么在‘漢玉’上便會發生一條裂痕，而人便可安然無恙。”畢庶澄也十分喜歡“漢玉”，多次向溥儀討要。溥儀為了拉攏他曾賞給他幾塊成色相當不錯的“漢玉”，畢庶澄也總是把“漢玉”掛在身上。據傳當畢庶澄被槍斃中彈倒地后，多時尚未斷氣。有人發現他身上掛有“漢玉”，方悟出他沒有斷氣的原因，等到把他身上的“漢玉”取下之后，他才瞑目而逝。當然，這只是好事者所杜撰的傳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