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中期，漸漸有人將呆板的駢文變得靈活一些，但是不能完全脫離駢文的氣息。只在元和時代（第九世紀的開頭），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人重新提出改變文體的主張，白居易、元稹也以新的文體試行應用在朝廷的詔敕上，風氣才為之一變。韓愈尤其是大力的倡導者，他有他的鮮明具體主張，一貫不移地將他的主張貫徹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主張可以歸納為主要的兩點：一是以文章為手段達到重整儒家道統的目的，同時又借著“衛道”的旗幟來宣揚他的文章。二是不在形式上回復古文的面目，卻采取古文文法與當時習慣相結合的辦法來找出一種易于遵守的規律。按照他自己的話，前者就是所謂“文以載道”，后者就是所謂“文從字順”。這兩種主張，都是適合當時的要求而注定能成功的，因為重整儒家道統是堂堂正正的旗鼓，為統治者及中上層知識分子所一致贊同，而在文風委靡、語法混亂的環境中形成一種整齊畫一的格式，也是大眾所歡迎的。

韓愈的確領導了這一運動而成功。他的文章吸收了以往各種文章的優點，推陳出新，變化無窮。特別是吸收了《孟子》《左傳》，以及西漢人文章的特點，所以氣勢雄俊而流暢，詞句脫棄庸俗而又不流于艱澀。他又把漢以前可以采用的文法都采用了，不適用的就絕不混用，實際上他自己的文章就是文法的范例。按照韓文的文法作出來的句子是不會不通的，違反他的用法就會格格不入。他有承先啟后之功。他以前的經書、子書、史書，凡與他的文章格式相合的，后人讀起來都比較容易懂，他的文章所不用的那些不規則的格式，就都因后人不熟悉而成為過去了。在他以后所有的文言文，可以說都是以他所采用的文法為基礎的。

韓愈對后世文壇的影響非常深遠，然而在他的生前并不如在他的身后。他的著名作品之一《平淮西碑》是一篇極古雅的文章，贊許的人雖也不少，但是被人攻擊了以后，皇帝另外派段文昌改作一篇，依然是用駢體作的。可見他在當時，究竟還是敵不過相沿已久的駢文勢力。過了二百年之久，北宋初年又出現一些講古文的人，最后經歐陽修的大力提倡，韓愈的優勢地位才確定下來，他這種古文才被公認為正宗的文體。從此以后，古文的形式就再沒有大的變革了。

與韓愈同時以古文著名的柳宗元，雖然主張與韓愈沒有顯著的不同，卻仍然走著不同的路徑，在作品上，也表現了不同的面貌。柳不像韓那樣裝腔作勢，開口閉口總是一套空洞的大道理。他的思想深湛，不經鞭辟入里的話是不形于筆墨的。韓從《孟子》入手的成分多，而柳在先秦諸子中近于名家法家，又吸收了佛經的精華，表現高度的邏輯性。韓以廣大見長，柳以精微見長。他們兩人彼此都有自知之明，也不強求一致。但有一點是兩人共同的，文法都非常嚴格。而柳在用字上更加精審。

以韓柳為首，加上北宋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稱為唐宋八大家。這就成為一千年來所謂古文的中心人物。除韓柳已經說明以外，其余六人當然都是擁護韓的，不過文章風格仍然各有不同。王安石稍微傾向于柳，三蘇則近于韓的成分多些，歐曾二人雖然學韓，卻沒有韓從西漢人得來的那種雄直之氣，所追求的是姿態上的清微淡遠。

唐宋八大家這個名稱從明末的歸有光開始，大肆標榜。到了清代，以方苞為首，繼之以劉大櫆、姚鼐，更加大力鼓吹，把所謂古文定成相當狹隘的范圍，專以八大家為師法的對象。因為方苞以下都是安徽桐城人，就出現“桐城派”這個名稱。在近二百年左右在文壇上擁有不小的勢力。

桐城派的主張是什么呢？他們認為古文有一定的“義法”。什么叫“義法”？據說這是桐城派的始祖方苞從《史記》中找出來的兩個字，作為古文的準則。至于怎樣去理解這兩個字，也從沒有說明白過。大約可以這樣說吧：謀篇布局、命意遣詞，都要經過一番用心，而不是隨手拈來，平鋪直敘的；在結構上要有開闔擒縱、進退反正的種種變化；而在詞句上要符合韓柳以下的傳統習慣，不用華靡的字，也不用俗語中的字，要典雅，卻不要奧僻。總而言之，只有成篇的文章才算文章。著書立說的，以及隨筆小品或是應用文等等都不算。所以義法之說只能適用于狹義的文章。而且真正古代的文章倒未必符合他們所謂義法的。

再講得透徹一點，古文家所謂義法，大約有幾種禁令。比如俗語是不能寫入文章的，一篇之中是不能沒有前后照應的，多余的話多余的字是要避免的。太直率的話也是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