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30日，溥儀和胡適在養心殿會面，溥儀稱胡適為先生，而胡適則稱他為皇上，兩人談了不到半個小時。

清朝的最后一個皇帝溥儀，1906年出生，3歲登基，1911年退位時不過5歲。他在“九一八”事變后受土肥原賢二煽動，出走東北，成為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因此，1931年后日方對溥儀的報道多半帶有粉飾的意味。

不過，上世紀20年代初，溥儀尚在紫禁城中，個人對英美文化極是醉心，還給自己起了個英文名，叫亨利（Henry）。他剛剛大婚，忙著練習騎自行車和打網球，并沒放多少心思在復辟這種沒前途的事情上。當時，馮玉祥尚未逼宮，遜清皇室的生活相對安寧，“東北王”張作霖與日本的關系正如膠似漆。如果此時有人說溥儀將來會變成關東軍的傀儡，去建立什么“滿洲國”，多半會被當成天方夜譚——最有想象力的政治家，也猜不到溥儀未來的命運。所以，那時日本記者對溥儀的報道尚存在一定的客觀性，并帶有一種旁觀者的好奇。而作為外國記者，文章又是寫給外國人看，他們的報道更少禁忌，視角也比較獨特，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更為生動的溥儀。

兩派師傅的矛盾

民國期間曾有一則新聞——小皇帝溥儀電話約見大教授胡適。至于為何要約見胡教授，當時普遍流傳的說法是：因為電話剛引進中國不久，溥儀對這種新鮮玩意著迷而又不知道該給誰打，窮極無聊之下，順著電話簿一位一位地撥號，這才找上了剛剛裝上電話的胡教授。

一位化名秉均學人的日本記者，在《大陸》雜志1923年第十一期上發表了名為《清帝復位說和袁氏帝制》的文章，其中也饒有興味地提到了這件事，他認為，溥儀約見胡適并非心血來潮，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請教。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更有邏輯、更可信的解釋。

此時的溥儀，剛剛17歲，正處在一個人生觀形成的時期。他身邊有一位英國籍教師莊士敦（原名ReginaldFlemingJohnston，1874年出生，畢業于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曾任英國駐威海衛總督），為他打開了接觸外界的窗口。這對長在深宮中的溥儀來說，頗有吸引力。然而，溥儀身邊還有一批由清廷舊臣充當的“師傅”，這些老學究對洋鬼子莊士敦并不怎么喜歡，一有機會便想方設法向溥儀灌輸儒家學說，用四書五經教導這個小皇帝。

這給溥儀帶來了相當大的煩惱。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在紫禁城中過著封閉的生活，師傅們的教導不會因為莊士敦的出現而被推翻，然而莊士敦帶來的西方文化也給了皇帝很大沖擊。約見胡適，便是在這種矛盾的背景下產生的。

約見的直接導火索是一次探病經歷。秉均學人寫道：盡管覺得師傅們的看法多少有些脫離時代，但受儒家“天地君親師”思想的影響，同時也體會到師傅們對自己期望殷切而又愛護備至，溥儀對這些師傅們有著深厚的感情，其中最親近的是一位姓陳的師傅。一次，這位師傅生病，溥儀便前去探望。

筆者根據中方史料考證，此事并非日本記者信口開河。這位姓陳的師傅應當是陳寶琛，根據《釣魚臺備忘錄》記載，陳寶琛有一次生病，溥儀的確前去探視，時間是1922年。

陳寶琛，字伯潛，號弢庵，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進士，早年入翰林，因直言敢諫而聞名。1911年，陳寶琛開始擔任溥儀的老師。他在溥儀的師傅中任職最早，時間最長，感情最深。多年后，溥儀去偽滿洲國當傀儡皇帝的時候，陳寶琛不顧老病之身趕去勸諫，可惜這時他昔日的學生已經不聽他的了。溥儀后來回憶道：“在我身邊的遺老中，他是最穩健謹慎的一個。當時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實于我、最忠實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謹慎已經妨礙了我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智囊。事無巨細，咸待一言決焉。”

日本記者秉均學人推測，可能由于長期不能與生父生活在一起，讓溥儀對陳寶琛有了類似于父親的感情。溥儀去探望生病的師傅，也是基于這樣的私人感情。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這次探望在陳家引起的卻是軒然大波——陳家上下數十口跪在門前阻止溥儀入內，理由是皇帝探視臣下違背禮法。

其實，這樣的事情清朝早期的一些皇帝也不是沒干過，以此表達對臣子的寵信，臣子家人一般會受寵若驚。不過陳家的舉動更像是一種特殊的施壓——老臣們看到小皇帝總是親近洋鬼子及其西洋學問，在用一切手法和機會進行勸諫，以逼迫其回到“正道”上來。

無奈的溥儀悶悶不樂地回到了紫禁城，不明白為何自己的真情變成了勸諫的籌碼，而且他又不能和任何一方的師傅談，后來總算想到了一個辦法：他聽說胡適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而胡適又不是莊士敦這樣的洋鬼子，于是決定打電話給這位大教授。

日本記者對此事的描述到此為止，并沒有說明胡適先生面對溥儀的問題給出了怎樣的答案。

胡適日記里的秘密

1922年5月30日，溥儀和胡適在養心殿會面，溥儀稱胡適為先生，而胡適則稱他為皇上，兩人談了不到半個小時。有意思的是，胡適后來在談到這次約見時，只字未提日本記者所說的那個煩惱，他說當時與溥儀談的主要是文學。

那么，是日本記者無中生有制造了假新聞，還是胡適對此顧左右而言他呢？由于當事人已過世，無從核查。

不過，以胡適一貫謹慎的個性，其故意避而不談的可能性很大。胡適是新文化領袖，溥儀則是遜清廢帝，兩人的見面在當時很敏感。人們更多地關心他們身上所攜帶的政治符號。會見結束后，胡適因稱溥儀為“皇上”，還在輿論中頗遭責難。批評者認為他的叫法是“奴性”的體現。與此同時，清宮的師傅們也對皇上召見胡適這樣的新派人物大表不滿，擔心溥儀會被胡適“蠱惑”，不再努力去當他們期待的“明君”。

這種情況下，如果傳出溥儀是因為不知如何面對師傅們而請教胡適，無論對誰，都會帶來更大的麻煩。筆者倒是認為，日本記者的說法極有可能是個合理解釋，并非假新聞。

胡適后來曾隱約表達了對溥儀的同情，他形容溥儀是“有個性”的少年，并寫了一首詩來表達心中的無奈：“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里的一點生意；百尺的宮墻，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這首詩，胡適沒敢發表，把它藏在自己1922年6月22日的日記中。從詩里的文字看，見面時溥儀似乎真的曾向胡適傾訴過某種煩惱。

每天用英文寫情書

與胡適見面后，溥儀怎樣解決自己的煩惱不得而知。至少對陳寶琛，他如同一個合格的皇帝那樣，沒有去較真地和師傅說明這次探病的本心，而是很快給陳寶琛加封了“太傅”的頭銜，并將養源齋作為私產賜給他的老師。陳寶琛后來為此高興得大宴數日，可能是為學生開始懂得怎樣做一名皇帝而得意。

然而，日本記者的記載以及今天流傳下來的清宮舊影，卻清晰地給我們展示出了另一個和“皇帝”這個稱號很不相近的溥儀——他既有青春期的煩惱，也會在宮中打太極拳，甚至給婉容點煙。

或許因為馮玉祥逼宮時撤離倉促，在清宮的檔案中可以找到相當多來不及處理的英文書信，大多是溥儀和婉容之間的，他們彼此用“亨利”和“伊麗莎白”（Elizabeth）相稱。當時，清宮的“第一家庭”只有3個成員：遜帝溥儀、皇后婉容、淑妃文繡。三人天天見面，溥儀和婉容卻依然用英文通信。在那個時代，就算在西方，這也是很浪漫的事。檔案中甚至記載了婉容如何手把手地教溥儀吃西餐……很難想象這是后來只會板著臉照標準照的那個皇帝。

看來，即便是在宮廷這樣極端泯滅人性的地方，只要有種子，人性仍然會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