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的后人：在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保存著一副金銀線繡制的盔甲，外有鉚釘，內無甲片。據專家查考有關資料，這種盔甲系皇帝國所賜武官上朝時穿戴的禮服。這副盔甲的主人是清雍正皇帝之心腹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盔甲的出處又與金塔連姓人有關。

年羹堯(1679—1726)，清漢軍鑲黃旗人，字亮工，號雙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進士，任瀚林院庶吉士，在國史館修撰功臣傳，后任檢討;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705—1708)歷任四川、廣東鄉試正考官，侍讀學士;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任內閣學士;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任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任定西將軍;康熙六十年(1721年)任川陜總督;雍正元年(1723年)任撫遠大將軍，率部平定青海羅卜藏丹津之亂，素為雍正心腹。后因功高權重，為雍正所猜忌，于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二十二日被貶為杭州將軍，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被下獄治罪，十二月十日賜其自盡，時年47歲。皇帝詔“令年羹堯自裁，其父年遐齡，兄年希堯革職，子年富，斬立決，其余十五歲以上之子發遣廣西、云南、貴州極邊煙瘴之地充軍，嫡系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皆次弟照例發遣，永不赦免。”

封建時代，刑罰極其殘酷，發配極邊之地看似一條活路，其實生不如死。年羹堯給兒子們聘請的教書先生叫岳鐘舉，為人剛正講義氣，極受年羹堯信賴。年羹堯及長子年富被處死后，岳鐘舉冒著被朝庭通輯殺頭的危險，帶上年氏鐘愛的小兒子年忠和年羹堯的一副盔甲倉惶出逃。他們首先逃到岳的山西老家，此時山西正遭水患，百姓流離失所兩人無依無靠。無奈之下，岳鐘舉想到年的五個老婆中有一個是甘肅武威一帶的人，年在們時對其家看顧頗多，且河西地曠人稀，遠離京城，易于避難，于是就帶著年忠來到了甘肅鎮番(今民勤)。逃難途中，為了應付官府的盤查，將“年”姓謊稱為“連”，自此年忠就成了“連忠”。岳鐘舉的連忠在鎮番以做小買賣維持生計。乾隆元年(1735年)由鎮番懋遷(邊做生意邊遷移)到金塔落腳。最先來金塔的連姓祖先是連忠(其后人大多居住金塔鄉紅光村三、四組)。他們在金塔繁衍生息至今已有266年，總產數約30余戶，共9代傳人。

岳鐘舉冒著生命危險救下了年羹堯的一個兒子。他在金塔為連忠娶妻蓋房，維持生活多年，自己一生沒有留下后人。他去世后，連忠將他埋葬在自己的田地邊。每逢年頭節下，連家子孫都要先給他燒紙，這個習慣一直延續至今，“先有岳家墳，后有連家人”的歌謠也在紅光村世代流傳下來。岳家墳在二十世紀70年代“農業學大寨”時被平整成耕地，這塊地的名字現在仍叫“岳家墳地”，由紅光四組村民連成富承包耕種。岳鐘舉和連忠帶來的年羹堯盔甲，被連家視為傳家寶，代代承襲下來。解放初期，因各種政治運動頻繁，連家后代恐保存盔甲招致不測，決定將其交由政府保管。因當時金塔尚無文物管理部門，他們也不愿在當地張揚此事，就把盔甲交給了酒泉縣文化館。

據郭儀先生(原酒泉市文化館副館長，已去世)講，盔甲確實是一個30多歲的金塔男子送來的，用一個木制箱子盛放著，是他親自接收的，來人不愿透露姓名。確切時間是1955年，地點是鐘鼓樓。據高正剛先生(原酒泉市文化館館長、文化局副局長，現已退休)講，1955年他剛參加工作，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往鐘鼓樓上搬送文物，他親眼見到了那副裝在箱子里的盔甲，因出于新鮮好奇還試穿過。金塔鄉紅光村連步春保管的家譜證實，他們的祖先連忠確實是從鎮番遷到金塔安家落戶的。

金塔縣縣志辦干部趙發理(現已退休)講，過去，“連”就讀作“年”，金塔連氏是年羹堯后代這一說法，在他剛寫縣志時就聽說了。當時很多人證明，早在民國初期，連家供桌上就供著年羹堯和岳鐘舉二人的畫像。還有人見到連家有半截劍，半截玉帶，據稱都是年羹堯用過的舊物。紅光村村民連步勤家珍藏的象牙筷子、象牙碗、玉帶扣、眼鏡盒子等，也是年羹堯留給后人的遺物。紅光村四組村民連得元稱：他們連家祖墳內有昭穆碑一個，上書“年羹堯”三字。早年歸并墳時，他見到的昭穆碑原來是一塊用城磚大小的東西做成的，用紅布包裹后裝在谷草筐里埋入墳內。高永花證實她見過一塊昭穆碑。筆者查了連步春保管的連氏家譜，內中也有“昭穆”一詞。

現年73歲的紅光村三組村民連步芳說，她小時候家里有一個用樹皮做成的盒子，盒內放著一頂紅纓大帽，大人不在家時她還戴在頭上玩耍過，帽子的樣式就跟電視劇《雍正王朝》中的官員戴的一樣，以后她嫁人，這頂帽子的去向就不清楚了。至于把盔甲送交酒泉的人到底是誰，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據金塔鄉中學教師連成軍(54歲)說：“送交盔甲的人十有八九是連中杰(已去世)，因為解放初期他是大隊干部，又當過兵，政治嗅覺靈敏，選擇交盔甲而不露姓名的做法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