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支那”，舉國皆知這是一個被日本侵略者污名化的詞匯，用來作為對我國的蔑稱。之所以說這個詞是“被”污名化，是因為一開始它并不含有貶義成分。孫中山先生的書信、文牘中屢見“支那”一詞，梁啟超早年曾取一筆名“支那少年”——我們當然不能說，孫總理和梁任公是漢奸。那么，“支那”這一稱謂有怎樣的來源？日本人何以要將其污名化？這興許是個有趣的問題。

拉丁文、梵文將中國稱作“Cina”，音譯作“支那”。它的起源非常古老，可以追溯至世界文明的軸心時代。在古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中、在古希伯來圣經《舊約》中、在早期漢譯佛經中，均可見到“支那”一詞。蘇曼殊大師說，《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王朝記事詩，婆羅多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舊約？以賽亞書》說：“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希尼國來”，“希尼”即“支那”之異譯;《佛說灌頂經》《佛說德護長者經》《八十華嚴》等佛典中，或稱“脂那”、或稱“震旦”，皆為“支那”之異譯。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這些古老的記載都表明，華夏文明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很早就與世界各大文明體系發生了或多或少的關系。

需要注意的是，“支那”是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稱謂，我國本土典籍中從來沒有這個詞匯。這樣一來問題就產生了：為什么他國會以“支那”來稱呼我國？東西方古老語言中的“Cina”一詞究竟是怎么來的？對于該詞之起源的解釋，也存在著“古今之爭”。近代以來的論證多從語音角度入手，有“諸華”音譯說、“秦”之音譯說、“荊”之音譯說、“絲”之音譯說、“昌南”音譯說等。因論證繁密，囿于篇幅，此處不便詳述。要而言之，現代論說的目的主要是“追本探源”，卻往往忽略了文明比較的視野，沒有考慮到除音譯之外，“支那”一詞所承載的其他意義。

古人的解釋則不然，如果說今人的解釋重在“釋音”，那么古人則重在“釋義”。唐代高僧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稱玄奘法師向印度國王解釋支那國時說：“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唐代另一位高僧慧苑《華嚴經音義》曰：“支那，此翻為思維，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制作，故以為名，即今漢國是也。”可見，支那代表著中國的文化昌盛與智識發達，體現了我國展示給外部世界的禮儀文教之邦的面貌。南宋僧人法云《翻譯名義集》曰：“脂那，婆沙二音，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國，即贊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二云‘指難’，此云邊鄙，即貶挫此方，非中國也。西域記云：摩訶至那，此曰大唐。”這里開始出現不同的解釋，相對于另一個以“中心”自居的文明共同體而言，中國自然成了“邊地”。馮承鈞《西域地名》亦采納后一種說法：“支那者，梵文邊鄙之稱，原為雪山以北諸種之名，后以為中國之號。”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對“支那”一詞予以污名化所依據的，也恰恰是這種邏輯。日本舊稱中國為“中土”或“唐土”，這無疑是個帶有仰慕意味的尊稱。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為了從根本上割斷與中國文明的傳承關系，便轉而選擇一個古老的外部稱謂來指代中國。與此同時，日本欲與中國爭奪東亞的主導地位，試圖占據東方文明的“正統”，故而將中國斥為“邊鄙之地”而將自身視作文明中心，于是“支那”一詞正符合其所需。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對“支那”前后名義和價值色彩的梳理，或許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何以是“中國”——畢竟，從外部看中國，可以更好地體現中國文明的獨特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