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歷史和其他各國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異，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統一全國。隨著青銅時代的終止，全國立即完成政治的統一，這種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創造了一個驚人的紀錄，在此后千百年間樹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傳統。”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這樣說。

時隔2000多年后，秦帝國的崛起依舊是一個充滿神秘感的東方政治奇跡。美國著名漢學家顧立雅說，中國在公元之前，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幾千萬人民征兵抽稅受理訴訟及刑事案件，已擁有20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而春秋戰國至秦統一之間的200多年，為中國歷史上思想火山大噴發時期，士人、智者在政治、文化舞臺上最為活躍。縱橫捭闔的時代，西漢人劉向所輯《戰國策》33卷中，出場人物多達600余人，諸侯、學者、隱士、縱橫家、游士、俠客、兵家、名將，無不形象鮮活生動，飽滿濃艷。原因就在于周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層卿士視改換門庭、權力嬗代為尋常事，各國戰事外交改革變法之頻繁，刺激了志向高遠的雄主輩出，士人們有了千載難逢的廣闊舞臺。

我國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曾經說過，國家本為精神的產物，每個民族在自我身份認同遭遇迷茫與惶惑的時候，追溯過去的偉大與傳統是一種近乎本能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無論小說《大秦帝國》還是電視劇《大秦帝國》，其意義都超越了小說與電視劇本身。小說與電視劇在重述這段遙遠的歷史中做出的嘗試和探索，使我們更看重它的精神理念——它要喚醒我們靈魂中失去的東西。“很多讀者通過《大秦帝國》驀然發現，我們還有過那樣一個輝煌壯麗的時代，還有過那樣高尚、樸實、壯勇的祖先。”小說《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這樣說。而在《大秦帝國之縱橫》電視劇總導演丁黑看來，秦帝國崛起與形成的年代，就是中華民族充滿朝氣、熱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時代。在今天，重溫我們這個民族的青少年時代，可能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這是《大秦帝國》電視劇第一部《大秦帝國之裂變》播出后反響熱烈，第二部播出令人期待，也是我們關注這部小說、關注這部電視劇的原因。

秦人的命運，其實從一開始就被歷史所注定。顧頡剛在《秦與西戎》中說，由于長期與戎狄為鄰，導致“秦人剽悍，《詩·秦風》多田獵戰伐之事”。《漢書·地理下》也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的說法。宗法、封建制淡薄，國君子弟和貴族都無寸土之封，以及野蠻的人殉長期留存，秦國的落后與野蠻，反而讓其在大變局中擁有了某些先天優勢。長期酷烈的戰爭，使秦國“較早就發展出了相當高的政治控制和社會動員能力”。芝加哥大學社會歷史學專家趙鼎新稱戰國變法運動為“戰爭驅動型改革”，稱各國變法動力為“戰爭驅動型理性化”，各諸侯國頻繁的兼并與摧毀性戰爭，成為各國“變法”，瓦解世襲貴族制度、建立官僚科層化集權國家的肇因。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以“富國強兵，獎勵耕戰”，出于相鄰地區三晉的法家政治思想與具備濃烈軍國主義色彩秦國的結合，就顯得順理成章。《荀子·強國篇》也說，秦地百姓樸實剽悍又馴順畏官，士大夫官吏終日忙于公事無暇謀私，實在是尋求富強，致力“法治”者的天賜。

法家不過是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中的一顆星辰。按照著名歷史學家杜正勝的觀點，戰國時代諸子百家思想爭鳴時代的興旺，正是西周封建制度下“官學”瓦解的結果。一方面，隨著人口增長，有資格享受“官學”教育的“國人”數量不斷增加;另一方面，世襲貴族社會的瓦解卻使得這種教育結構一并衰落，取而代之就是教育主張相對活躍自由的“私學”，出現了所謂“受教育權與智識的下移”。春秋末期大變局中，傳統把持各諸侯國政權的世家大族紛紛陵夷，以商鞅、張儀、公孫衍為代表的“布衣將相”在變法和日后的縱橫捭闔中大顯身手。許倬云曾經對有關戰國時代各國主政宰相的出身略作統計，在其所列的81位宰相中，出身非世族者占到總數的58%。世家分封制解體后，俸祿制度則與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政相適應，只有祿而無封土，使得職業官僚文吏逐漸取代春秋前期的卿大夫世家貴族，成為戰國時代各諸侯國政治舞臺上的主力。

“那時候的人，是帶著朝氣，凜然站在歷史舞臺上的。”丁黑說。而孫皓暉則制造了一個詞匯叫“強勢生存”，認為這批人“體現了中國前3000年累積和爆發的精神力量……變法的難度和曲折、法家的犧牲精神、危亡時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以及他們的命運。這種強勢生存精神就是《大秦帝國》最重要的靈魂”。各國為了在形勢瞬息萬變的“爭霸”中搶得先機，無不爭相延攬他國客卿。與世襲貴族政治氣息濃厚的六國不同，秦國世襲公族的勢力非常之弱，在春秋經傳中，秦國九世以上世襲貴族世家不過兩家，五代以及三至四代世襲貴族居然為零，遠遜于周室，以及齊、楚、晉等東方諸侯國，長期的人殉制度也從某種程度上打擊了世家大族通過嬗代繼承政治權力的方式，從而使得秦國變法遇到的阻力較小，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一旦建立，幾乎無可挑戰。

秦國之所以最終力壓群雄，一統天下，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這些布衣之士，他們能夠在秦、這個阻力最小的空間里最大限度發揮其才智與勇氣。秦帝國霸業的奠基者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登基伊始，即發布“求賢令”，提出“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自此，各國客卿就源源不斷涌入秦境，出自三晉或與三晉之學有淵源者眾多。除了大秦帝國制度的“總設計師”、孝公初年入秦的商鞅，其他秦代“四世而霸勝”前來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韓非是韓國貴族，尉繚來自魏國。黃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簡論》中做過統計：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國君統治期間，“先后擔任秦國相國要職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薦的客卿，張儀、公孫衍、范雎、李斯……秦國遂成為戰國時代外籍布衣將相最為密集的國家，其中出身低微者眾多”。商鞅為“衛之庶公子”，范雎“家貧，無以自資”，姚賈更是出身低賤的“世監門子”。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戰國七雄爭奪天下，爭相任用四方游士，然而在相國這個手握實權的高位上，六國都只授予諸侯宗族與本國人，只有秦國例外，且用人不疑。洪邁由此得出結論——秦國“之所以并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今天之我們，重讀那段歷史，對大秦所影響長久的制度利弊的思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那個群雄崛起的年代，如何就造就了那樣波瀾起伏的思想革命，由此思想革命，又如何造就了那樣一種群體的精神氣質？這樣的思想革命與精神氣質，其實更是我們討論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