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死后皇位人選抉擇

公元1655年，是為大清順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長庚評價多爾袞說：“太宗創業盛京，同事諸王俱樹勛勞，而睿王之功為冠。”(蔣良騏《東華錄》卷五，順治十二年正月。)當時，正值多爾袞死后遭到清算之際，這番話對多爾袞來說，應該是公正的。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多爾袞才被推到了皇太極死后至關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時，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國，聲勢浩大的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還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國大地上，已經接近最后大決戰的前夜。致使皇太極身后的權力繼承變得格外敏感而關系重大。倘若處置不當，為爭奪皇位而發生內斗的話，這個政權的前途就誰都不知道會怎么樣了。

多爾袞不能繼位的幾大理由

本來，按照推舉制原則，就能力、威望、地位與實力而言，多爾袞最應該被推舉為最高權力繼承人。偏偏此時的情形已經與努爾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經過皇太極十七年經營，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當年的后金。從人性的層面考察，當年，當所有大小貝勒在代善的帶領下，擁戴皇太極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體匍匐在他腳下三跪九叩首時，這一切改變就已經行進在不可逆轉的過程之中了。

此刻，在組織結構、決策與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觀念上，大清政權已經深深地漢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國的縮微版。為此，皇太極生前親自統領的兩黃旗大臣，堅定主張必須由皇太極的兒子繼位。他們之中有八個人，聚集到三官廟盟誓，為達此目的，他們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還有人指名擁戴豪格。這就使事情變得異常棘手。

皇太極有十一個兒子，除夭折的三個之外，豪格是最為出色的一個。豪格是皇太極的長子，比他的十四叔多爾袞還大三歲。從努爾哈赤的時代起，就開始在戰場上沖鋒陷陣了。天聰三年，皇太極第一次繞道入關伐明時，在廣渠門外，與袁崇煥的寧錦援兵發生激戰，豪格勇悍異常，一直沖殺到了護城壕邊上，令明軍大潰。

豪格也不僅僅是個武夫。在對待大明、朝鮮與蒙古察哈爾的戰略關系上，他眼光獨到，認為大明是需要首先對付的主要矛盾，并頗有創見地建議，應該想辦法聯合農民軍，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傳六，諸王五。)在當時，能夠看到這一點的，在王公貝勒中幾乎絕無僅有。

豪格與多爾袞多次并肩作戰，經常是多爾袞為主帥，豪格為副帥。譬如，那顆傳國玉璽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過，叔侄之間似乎并沒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與共的情誼。豪格對多爾袞好像也并不服氣，或許和他年齡比多爾袞大有關。在圍困錦州被處罰時，多爾袞自請死罪，豪格的表態就很有意思。他說：“多爾袞是親王，我也是親王，因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為主帥。既然他失策犯了錯，我跟著他，自然也該死。”(《清太宗實錄》卷五十五)這其中，很是別有一番滋味。

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皇太極對豪格有什么特別的關照。豪格曾經三次被降職和罰款處分，有一次是因為和岳托兩個人在一起發牢騷，泄漏了皇太極的談話機密，被皇太極抓住;第二次是因為有個家伙想拍他馬屁，強迫一個蒙古部落酋長把女兒嫁給他，他不治那個馬屁精的罪，結果，被父親皇太極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為錦州戰役，和多爾袞一起被處分。三次被處罰之后，他和多爾袞一樣，又憑借戰功或出色表現恢復了原來的爵位。

到皇太極去世時，豪格作為四大親王之一，已經成為大清國位高權重的人物。而皇長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諸王包括多爾袞在內都不具備的優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爾袞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為皇位繼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經成為多爾袞不得不顧忌的力量。

另外一個因素肯定也在兩大政治勢力的角逐中發揮著潛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極生前自領的兩黃旗將士和多爾袞三兄弟所屬的兩白旗之間，關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兩黃旗的八位重臣特別不愿意看到多爾袞繼位。史書記載說，兩黃旗八大臣的中堅人物、精兵護軍首領“圖爾格等人與白旗諸王素有釁隙”，遂調動三個牛錄的精兵，全副武裝“保護”住了宮門，致使形勢變得劍拔弩張。(《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八，順治五年四月癸酉。)

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爾袞離開三官廟時所看到的情形。

當情緒、情感性因素充分發酵、膨脹到爆炸的臨界點時，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這時，只有那些真正偉大的人物，方才可能運用理性，化解危機。多爾袞一生之中吊詭之處甚多。但在此時，他的確表現出了這種品質。

應該由誰來繼位

兩年后，當多爾袞已經成為攝政王時，曾經對滿清親貴講述了當時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時，沒有確立繼承者，諸王、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們跪著請求我來繼位，我說：你們要是這樣說，我就要自刎，誓死不從，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二，順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爾袞在此所說的，可能大體是事實。幾年以后的順治九年，清算多爾袞時，那些擁戴他的人談到了當時的情景：多爾袞的哥哥英王阿濟格、弟弟豫王多鐸和一批王公貝勒、高級將領確曾跪在多爾袞面前，請求他當機立斷繼承大位。他們分析形勢，認為死心塌地擁戴皇子的就是兩黃旗那些人，而甚至在兩黃旗中，也有重臣擁戴多爾袞。因此，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多爾袞，不必畏懼兩黃旗。(《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三，順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實上，精明強干的多爾袞不可能沒有注意到雙方的實力對比：兩白旗全部擁戴多爾袞，兩黃旗中，也有兩位重臣支持多爾袞。而豪格雖然號稱和碩貝勒，實際上真正屬于他的兵力卻只有七個牛錄，尚不足半個旗，加上誓死擁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隊仍然不到兩個整旗。(《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戊午。)有兩紅旗擁戴的代善態度曖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繼承，被皇太極從莽古爾泰兄弟手中奪來的正藍旗情況不明，鑲藍旗的濟爾哈朗則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繼位，一面又說需要和多爾袞商量。

在這種實力分布中，雙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勢禁，都產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爾袞若欲令智昏，強行繼位，勢必遭到激烈反彈。其后果無法預料。很有可能像我國歷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漁獵部族國家一樣，經過反復自相殘殺之后，飛快地煙消云散在那廣闊無邊的山野大漠之中。

擁立年僅6歲順治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極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國后繼皇帝的推舉會議上，出現了一個事先誰也沒有預料到的結局。應該說，上述情形是這個結局的重要原因，這個結局則是上述情形的邏輯后果——會議在今日沈陽故宮的崇政殿舉行，諸王大臣們列坐于大殿的東西兩門房。會議一開始，兩黃旗八大臣中的索尼與鰲拜便率先提出，應立皇子繼位。多爾袞厲聲叱責他們沒有資格先說話，勒令他們退出會場。

隨后，英王阿濟格與豫王多鐸提議多爾袞繼位，多爾袞沉吟不語，未置可否。多鐸即聲稱：“你若不愿意，就立我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遺詔里的。”

多爾袞迅即反駁道：“太祖遺詔里也提到了肅親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個人。”這種情形表明，努爾哈赤死前，可能至少在口頭上確曾有過遺詔。多爾袞的厲害之處在于，他在反駁多鐸的同時，順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選人之列。

于是，多鐸提議：“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長，當立禮親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親王多爾袞如果同意繼位，當然是國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應該立皇子。豪格是皇長子，應該立他。”代善也夠狠，仿佛不經意之間，便堵死了多爾袞的路。

豪格說：“我福小德薄，不配擔當大任。”然后，豪格離開了會場。

這時，兩黃旗擁戴皇子的大臣們佩劍上前，說：“我們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對我們的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兒子，我們寧愿跟隨皇帝于地下。”

見此情形，代善說：“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時，我都不參與國家大事，現在哪里還能過問這么大的事？”隨即起身離開了會場。阿濟格見多爾袞已經繼位無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會場中的多鐸不再講話，一直在觀望中的濟爾哈朗更是一言不發。多爾袞則當機立斷地表態說：“你們說的有道理，我贊成由皇子繼位，現在，豪格既然沒有這個意思，就應該立皇九子福臨為帝。他年紀小，由我和鄭親王濟爾哈朗輔政，等他成年之后，我們即行歸政。”

多爾袞的提議，顯然滿足了多數人的意愿，立即獲得通過。大家按照慣例共同盟誓，內容大同小異，無非效忠皇帝，絕無異心云云。

這一段過程，在清代官方史書上失載，所以在《清實錄》、《清史稿》中均無從查考。有一位朝鮮人質寫的秘密報告留下了這次推舉會議的記載。這位人質是朝鮮國王的世子，他在滯留沈陽期間，頗受滿清王公貝勒們的禮遇，交游十分廣泛，了解許多大清朝高層的秘辛，并不定期地撰寫“秘密狀啟”報告給本國政府。其作用類似我們今天密級很高的內參、情況簡報或間諜收集的情報。他曾經參加了皇太極的喪禮，上述事跡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館錄》一書卷六“沈陽狀啟”中，應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有一種說法，認定當時推舉福臨的人是濟爾哈朗，而不是多爾袞。不知此說從何而來，想必不是信口一說。

多爾袞出人意料地推舉出一個六歲的孩子繼承皇位，顯然與游牧漁獵部族國家政治權力傳承中的深層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貝勒們盟誓之前，鎮國公艾度禮便表示“二王強迫我們盟誓，我心里實在不服，不過是表面順從，主人年紀太小，我覺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權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寫下來焚告上天。(《清世祖實錄》卷五，順治元年五月癸未。)

另外兩個人也對這一結果感到不滿，開始出來活動，試圖推翻既成事實。這兩個人一個是代善的兒子碩托，一個是薩哈廉的兒子即代善的孫子阿達禮。他們二人在諸王公貝勒已經對天盟誓，但小皇帝福臨還沒有舉行儀式登基之時，動員大家推翻成議，擁戴多爾袞。結果，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代善出面，告發自己的一子一孫違反誓約，最后，二人被毫不容情地處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無奈還是大義滅親，代善在付出慘痛代價的情況下，又一次發揮了安全閥與穩定器的作用，其凜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應該是巨大的。

歷史上，在我國古代游牧漁獵部族中，許多分裂、仇殺與消亡都是在此種情形之下發生的。后來的事實發展表明，在幾大政治勢力的形格勢禁之下，特別是在漢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響之下，多爾袞的做法可能是顧全大局、防止內亂發生的唯一有效途徑。此時，堅定擁護皇子繼位的兩黃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來到三官廟聚會，他們發誓要“六人如同一體，輔佐幼主”。(《清史稿》列傳三十六，索尼。)福臨繼位后，他們中的幾位迅速向多爾袞靠攏，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極度郁悶。此種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時的大清國，已經在精神層面上潛移默化地發生了深刻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