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倒了，辮子割了。”這八個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對當時社會變化的體驗之辭，它形象地說明了辛亥革命的兩大歷史功績：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一是革了辮子的命。

在中國，不懂得皇帝的權威，就不會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偉大歷史意義。從秦始皇到宣統，在2132年的時間里，中國的歷史是同皇帝聯系在一起的。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也。”因而力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的古典史學，倡導“史界革命”，重建近代新史學。“五四”以后，更多的人看到這一點，并予以抨擊。但在“天下者主一人之天下”的中世紀中國，在皇權觀

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與“皇帝倒了”相提并論的是“辮子割了”。辮子本是女人的一種風俗習慣，而非“漢官威儀”的應有之物。但隨著滿族的興起和努爾哈赤的向外拓展，留辮與不留辮，遂由風習問題一變而為滿漢民族間的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1621年，努爾哈赤攻下遼沈后，即大規模地強迫漢人剃發留辮。1644年，清兵入關，在攻占北京尤其是攻占南京之后，厲行剃發令，“叫官民盡皆剃頭”，違抗者“殺無赦”。當時不但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令，而且還有“一個不剃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之令。中原漢人自古注重冠服，“披發左衽”是最不能忍受的奇恥大辱，更何況“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剃發留辮違背了漢民族多年來的歷史傳統和思想感情，也因此演化成了滿、漢之間的一種激烈對抗，于是便有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民族慘劇。清朝統一后，剃發留辮憑借政權的力量由滿族的風俗變成了滿漢民族共同的風習。

既然是一種風習，也就有相當大的穩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變。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進呈《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以辮子不利于打仗、不便于用機器、不利于衛生，且為外人恥笑為言，力主“斷發”(即剪辮)，認為不如此不足以“易視聽”，不利于變法維新。辮子是一束頭發，然而它又維系著家家戶戶同王朝和傳統的一種歷史聯系，因此剪辮子與否不啻是一種嚴肅的政治抉擇。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主思想勃興，留辮成了效忠清王朝的標志，剪辮則往往與反清革命相系結，帶有鮮明的排滿革命意識，是革命的標志。

武昌起義后，各地革命黨人即動員群眾剪辮。1912年3月，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致電內務部：“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已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凡來去辮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以行政的命令推行剪辮，具有非同尋常的意味。

在此之前，社會上對沒有辮子的人，“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大則指為‘里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在此之后，剪辮非但是正當的，而且是一個必須執行的命令。于是，剪辮漸成一種新風尚，留辮者則為社會輿論所不齒，“非譏之為豚尾，即詈之曰滿奴，甚欲削奪其選舉權，以實行強迫手段”。魯迅曾不止一次地說過，他感謝辛亥革命，就是因為從此可以不帶辮子而自由自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兩種迥然不同的情形說明，辮子比皇帝更直接地使每個普通老百姓感受到革命浪潮的沖擊。

剪辮與否本身不會給社會生活帶來多大影響，但在近代中國它顯然又帶有觀念變革的意義。各個階層的中國人曾在辮子面前展現過各式各樣的面目。孫中山于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之后割掉辮子，表明了一個革命先行者同舊王朝的決裂。黎元洪于武昌起義軍逼迫下割掉辮子，顯示了一個舊官僚在威逼之下的政治轉折。袁世凱于就任民國大總統的前夕割掉辮子，驗證了一個“名義上是共和主義者，但內心卻是專制君主”的人舍魚而取熊掌的內心權衡。

而梁啟超的一個廚子由于被人割了辮子，大哭了幾天，這是一種生活習慣，一種說不清剪不斷的戀舊之情。而喝過洋墨水的辜鴻銘在辛亥革命很久以后還拖著辮子，還自詡“殘雪猶有傲霜枝”，并傲然走上北京大學的講臺。這是一種植根于內心深處的自覺的遺老意識。形象雖然如此眾多，但社會觀念的變化畢竟已成為時代潮流。誰敢保衛帝制誰就成了人人討伐的對象;誰還留著辮子，抱著老皇歷自居于潮流之外就成了封建余孽。“封建余孽”四個字出現于辛亥革命后，鮮明地反映了這場革命矛頭所向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