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方伯謙，看過電影《甲午風云》和電視劇《北洋水師》的觀眾，應該不會陌生。那是一個貪生怕死的艦長，先是在豐島海戰時臨陣脫逃，致使運兵船高升號被日本軍艦擊沉，一千多中國官兵壯烈殉國;后來是大東溝海戰，與“撞沉吉野”的鄧世昌形成鮮明對比，方伯謙再次逃跑，致使艦隊陣型大亂，中國再一次敗于日本。而這場海戰的失利，直接導致了整場甲午戰爭的失敗。由此看來，方伯謙罪莫大焉，堪比琦善和汪精衛。他臨戰脫逃的罪惡形象，已然板上釘釘。

然而，在歷史學家的眼中，事情卻沒有這么簡單。

自從方伯謙被清廷以“牽亂船伍”、“臨陣退縮”罪處斬后，為他鳴冤的人代代不絕，先是他的夫人進京告御狀。1896年，一名知情者以筆名“冤海述聞客”撰寫回憶錄《冤海述聞》。這名知情者爆出了鮮為人知的方伯謙戰斗細節，經專家考證，作者極有可能是北洋水師“濟遠”艦上的海員，并且親身經歷了海戰。此外，北洋水師中“廣甲”號軍艦的管輪盧毓英，也詳細記載了他在甲午戰爭中的親身經歷。他的手稿被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所藏，命名為《盧氏甲午前后雜記》。這兩部作品都在文中披露了方伯謙的“冤情”。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清宮檔案公諸于世，甲午戰爭時的大量電報流入研究者手中，于是，一個前所未見的方伯謙，引出一個前所未見的甲午海戰。

掛白旗為詐降

首先說說方伯謙其人。

方家祖居福建省侯官縣，兄弟四人，方伯謙居長，自幼聰敏過人，他的父親是個私塾教師，因此他從小便知書識禮。1867年，十五歲的方伯謙考取福建船政局學堂，為福建船政學堂第一屆駕駛專業學生，從此開始學習海軍。1871年畢業后，方伯謙與劉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葉祖等人，登建威練習船實習，進行了中國近代海軍史上的第一次遠航。航行北至天津，南至新加坡、檳榔嶼等口岸。

1877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歐學生出國深造海軍專業。方伯謙奉派，偕同嚴宗光(后改名嚴復)、薩鎮冰、葉祖、劉步蟾等，前往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深造駕駛專業;先學理論，后上軍艦實習，一年半后畢業。畢業以后，方伯謙先被派到英國猶太拉軍艦赴印度洋實習，爾后又經歷了全球各大洋的航行。李鴻章在嘉獎令里寫道“(方)于行軍布陣及一切戰守之法，無不諳練”，可以說，方伯謙是地道科班出身的海軍人才。

這樣一個訓練有素的方伯謙，在豐島海戰中是如何“跑路”的呢？

圖為濟遠號巡洋艦管帶(艦長)方伯謙畫像。黃海海戰中，他因為臨陣脫逃罪，被斬首軍前，但是，不斷有學者對這個判罰提出質疑。

據《中國近代史叢刊·中日戰爭》記載，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領導的農民起義，清廷作為宗主國，派兵幫助朝鮮平亂。1894年7月22日，北洋水師提督(海軍司令)丁汝昌派濟遠艦率領威遠、廣乙兩艘軍艦護送愛仁、飛鯨等運兵船去朝鮮牙山。24日，北洋軍艦先后抵達，濟遠艦管帶(艦長)方伯謙指揮水陸兵丁用小火輪把馬匹、大米等軍用物資運上岸。寅刻(上午35時)，他又派威遠艦送軍情電報往仁川拍發。

威遠艦到仁川后，突然獲悉7月23日，日軍破壞與中國一起平叛的約定，私自攻入朝鮮王宮，武力侵占了漢城，中朝之間的電報中斷。威遠艦管帶林穎啟拜訪了停泊在仁川港的英國某軍艦艦長羅哲士，獲悉了一個重要情報——日本艦隊將于明日來牙山襲擊中國軍艦。

威遠號立即趕回牙山報告。方伯謙感到形勢嚴重，有爆發中日戰爭的可能。他知道運兵船高升號明天就要到牙山，自己兵力單薄，必須搶在日軍之前撤退。

這里需要交代一下，甲午戰爭初期，李鴻章一直主張“不可釁自我開”、“避戰保船”的策略。由此看來，方伯謙要從牙山撤退，無論從服從命令還是戰場機動來講，都無可厚非。方遂下令軍艦上的水手也下船幫忙，火速卸載軍資。

25日凌晨4時，卸載完畢，方伯謙下令起錨回國，擬于途中遇高升號后，令其掉頭西歸回威海。7時許，船隊駛近豐島海域，忽然發現有軍艦快速駛來，那是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旗艦“吉野”居前，“浪速”殿后，“秋津洲”居中。方伯謙即向濟遠、廣乙下令備戰。約7時55分，雙方相距3000米左右，吉野首先向中國軍艦開炮，打響了豐島海戰。

這3艘日本軍艦噸位大，共計1.1萬噸;時速高，最高22.5海里，最低18海里;炮數多，73門炮中，120毫米以上的，吉野有12門，浪速8門，秋津洲10門，而且多為新式快炮。而中國濟遠僅2355噸，時速設計為15海里，實際僅12.5海里，艦載12門炮中，120毫米以上僅有3門。

敵強我弱，且實力懸殊。廣乙開戰后不久，因為受到浪速艦左舷大炮高速射擊，自知不敵，遂退出戰場，途中不幸擱淺。追擊廣乙的日艦秋津洲，便掉頭與吉野、浪速一齊圍攻濟遠，濟遠以一敵三。

據《冤海述聞》記載，激戰中，日艦炮火擊中濟遠艦指揮臺，大副都司沈壽昌頭部中炮：“方伯謙與之并立，腦漿尚濺及其衣”，又一炮擊中前炮臺，二副守備柯建章被洞穿胸部而亡，三副守備黃承勛中炮斷臂，六品軍功王錫山、管旗頭目劉均中炮陣亡。”指揮臺和炮臺共犧牲13人，受傷40余人。而此時，方伯謙仍屹立指揮臺，發號施令，連發40余彈，大多打在了浪速號上。據吉野艦航海日志記載，浪速艦中彈進水，船體傾斜，行駛漸緩。

酣戰正激時，濟遠艦忽見西南洋面有一縷黑煙，知道是高升號運兵船正由操江艦護送駛往牙山。濟遠立即升旗語告知操江：“我已開仗，爾須速回。”遺憾的是，當時烽煙彌天，濟遠與操江相向而過，高升和操江號竟沒看到，總之它們沒有答復。日本軍艦跑得快，高升和操江猝不及避，被敵人趕上。

日艦轉而追擊高升號。趁此喘息之機，濟遠收拾前炮臺，搬出尸體，調試各炮。炮手發現，前炮的旋轉底座被打壞了，無法瞄準，后炮還能輕微動。方伯謙下令測量官、槍炮官節約炮彈，必須看定瞄準，聽令才能開炮。他要求大家冒死等敵人離近了再開炮，不準輕放。

午刻時分，吉野追上濟遠。方伯謙冷靜沉著，后主炮手靜待艦長命令。

令官兵不解的是，忽然，方伯謙命令升起白旗和日本軍旗，但不停船。這種舉動，使吉野以為濟遠投降了，便停船下錨。誰知方伯謙忽然又令船頭向右轉，同時突然用后炮連發四彈。

據吉野艦長河原要一回憶，這4發炮彈，都來自濟遠150毫米口徑的后主炮，第一發打毀了船頭，第二發打壞了指揮臺，第三發最厲害，中了吉野艦右舷，穿透鋼甲，擊穿發電機，然后又穿入機艙里，所幸的是，彈頭里面未裝炸藥，使吉野僥幸免于報廢。

圖為濟遠艦上克虜伯造150毫米后主炮。1894年7月25日中午，豐島海戰中，方伯謙就是指揮這門炮，打傷了日本軍艦吉野號。

由于開炮時，濟遠始終未停船，而吉野已經停下來，所以兩船距離漸行漸遠，最后一發炮彈，因為距離過遠，沒有打中。著名的甲午戰爭專家戚其章認為：“吉野若非傷重，以其航速及戰斗力均較濟遠為高，何故不追？方伯謙若非詐敵，則可停船不必逃遁，更不必發炮擊之”。然而電影《甲午戰爭》中，把這筆功勞歸于愛國水兵們的自發舉動。殊不知，軍隊乃是最講究等級與命令的群體，沒有長官的命令，士兵怎敢擅自行動？即便是士兵抗命，難道連發四炮，艦長都無動于衷嗎？

掛白旗顯然是方伯謙的“智取”。

濟遠艦就這樣駛回了威海。據清朝官方的《甲午戰爭紀》記載，“船中血肉狼藉，三軍望之駭然”。方伯謙立即將戰斗經過稟報丁汝昌，然而，丁汝昌不僅不予理解，反而嚴厲責備方伯謙“懸掛白旗辱國”。由于濟遠艦以一敵三，保船成功。不久，清廷仍然電諭，“管駕濟遠之方伯謙于牙山接仗時，鏖戰甚久，炮傷敵船，尚屬得力，著李鴻章傳旨嘉獎”。

方伯謙的詭詐戰術，連敵人也很欽佩。1895年2月12日，北洋艦隊向日軍投降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始知方伯謙已死，他遺憾地說：“牙山之役(指豐島海戰)，方伯謙甚諳海戰，何故殺之？”

不拋出方伯謙無法自保

豐島海戰后，日艦在朝鮮西海岸一帶頻頻活動，增援陸軍，為攻打平壤做準備。同時，為了加強平壤守軍的力量，清政府派兵增援平壤，由丁汝昌率北洋艦隊護送劉盛休所部8營陸軍赴朝鮮大東溝。方伯謙亦率濟遠全體官兵，跟隨艦隊于9月16日凌晨2時左右，由大連灣起錨，護送招商局運兵船，于午后抵達大東溝，鎮遠等10艘艦停泊在港口外。平遠、廣丙泊港口里。陸軍趁著夜色登陸朝鮮。

9月17日，丁汝昌催促陸軍迅速卸載裝備，并令各艦于午刻起錨，回旅順。不料，北洋艦隊的行蹤為日本海軍偵得，此時平壤城已被日軍攻下，協同步軍作戰的日本聯合艦隊12艘戰艦得以騰出手來，在統帥伊東佑亨的率領下，殺氣騰騰地撲向北洋艦隊。當天12時50分，游弋黃海的日軍在大東溝洋面上截住了北洋艦隊，著名的黃海海戰拉開序幕。

戰斗中，致遠艦一馬當先，殺入敵艦重圍，不幸于午后3點30分沉沒。孰料，在此關鍵時刻，濟遠艦再一次逃跑。

吉野等艦見濟遠西駛，“鑒于牙山之役，恐誘敵，不敢窮追”。而此時，濟遠艦實際上是已戰無可戰。據《冤海述聞》記載：“濟遠前火炮炮盤熔化、鋼餅、鋼環壞不堪用，全船各處通語管亦被擊壞。二副守備楊建洛、把總王宗墀陣亡，戰死7人，重傷10余人，輕傷無算。”根據李鴻章的保船精神，“無可戰，只得保船西駛”。

據《甲午戰爭紀》記載，自上午12時50分開始，至下午3時30分致遠沉沒之后，濟遠參戰過程將近3小時。在此之前，約開戰后一個半小時至兩小時，輕型戰艦超勇、揚威號遭日艦猛撲，起火燃燒，已先后離陣，駛向朝鮮大鹿島附近。這說明，最先離隊的是超勇、揚威2艦。而在超、揚起火，致遠艦沉沒之后，據廣甲艦管輪盧毓英的《盧氏甲午前后雜記》記載，“廣甲尤膽落，急返而逃”。盧毓英是廣甲的管輪，理應維護廣甲，但是。他在文中揭露廣甲管帶吳敬榮“開戰之后，舉止失措大東溝之役，廣甲以廁所受炮望風而逃”。這說明作者的立場還是比較客觀的。

圖為北洋水師定遠鐵甲艦上官兵的合影，軍裝還是中國水勇的古典打扮，與現代化軍艦頗不協調。

這些珍貴的史料都說明，最先離隊的絕非濟遠。

次日凌晨，方伯謙率濟遠回到旅順，天亮以后，除廣甲擱淺外，北洋艦隊各艦也陸續回到旅順。

《清末海軍史料》記載，查黃海一戰，戰斗5個小時，定遠、鎮遠兩船共中大小彈200余處，陣亡共10余人;靖遠中彈數十處，陣亡2人;來遠中彈100余處，自后魚雷艙至前煙筒座被焚殆盡，陣亡10余人;平遠中彈20余處;廣丙中彈數處;濟遠中彈70余處，陣亡7人，傷者13人。由此可見，濟遠艦是在奮戰后，帶著重傷撤離的戰場。

方伯謙回到旅順港后，向船塢總辦龔照敘述了海戰的大致情況。龔照急電李鴻章。李鴻章據方伯謙所言，向軍機處如實報告了海戰戰況。

艦隊回港后，丁汝昌亦將更具體的戰況電告李鴻章，其內容與方伯謙所言大致相同。但李鴻章在給丁汝昌的回電中卻明知故問，拋出了一個“何以方伯謙先回”的問題，注意：這里不是問濟遠何以先回，而是直指方伯謙何以先回。

由此，方伯謙臨陣怯逃的說法在軍中傳開。但方伯謙問心無愧，并不以為然。

可既然有人猜疑，方伯謙就堅持請丁汝昌查驗濟遠的損毀狀況，可丁汝昌并不同意上船查看，丁汝昌因為戰傷告假，劉步蟾代其行令，于是“球”被踢給劉步蟾。方伯謙以為劉步蟾既是同鄉也是老同學，能夠主持公道。不料，劉步蟾也不理他。方伯謙不免生氣地說：“軍無令，隊不整，是誰之過？”此話一出，丁汝昌與劉步蟾不免心虛。黃海海戰失利，指揮不當，他們應負首要責任，為避免方伯謙辯白事實，劉步蟾急令方伯謙率濟遠艦于9月19日晨，前往三山島拖回擱淺的廣甲艦。

方伯謙無話可說，即令升火起錨。但濟遠總車(輪機長)洋員哈富門認為船炮俱壞，萬一遇上日軍無以御敵，他向德籍洋員漢納根(北洋水師的德國籍總教習，李鴻章的副官)力爭。漢納根不聽，哈富門便辭去總車之職，堅決不出海。

濟遠艦冒著巨大風險，找到了廣甲。由于廣甲觸礁極其嚴重，濟遠費九牛二虎之力，仍拖拽不動，只好在9月23日早晨將廣甲官兵運至旅順口。

就在濟遠艦官兵營救廣甲艦之際，丁汝昌與李鴻章之間卻在密切聯系，往來電報，羅列了方伯謙首先逃脫，牽亂隊伍等諸項罪名。

這是因為，李鴻章和他的淮軍親信們，面臨著來自北京的巨大壓力。

早在牙山失守時，主戰派大臣就已出離憤怒。9月11日，光緒皇帝的近臣、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上奏，揭露李鴻章包庇丁汝昌，斥責丁汝昌“置葉志超的陸軍生死于不顧，任其孤軍無援。”

與此同時，在李鴻章掌管的天津軍械局，抓到了日本間諜石川五一，石川就住在官員劉芬家，而劉芬又是李鴻章的外甥——軍械局總辦張士珩的“書辦”(秘書)。甲午戰爭期間，朝廷時常把官員罵李鴻章的奏章抄給他看。這次，在自己身邊竟出了奸細，李鴻章氣急敗壞，為了洗清身上的污濁，他遵旨親自組織處決，石川按西法槍斃，劉芬依中法斬首。

可是言官還不滿足，繼續發動攻勢，大有不搬倒李鴻章決不罷休的樣子。光緒帝終于在9月16日、黃海海戰的前一天，給李鴻章下了圣旨，以“總未能迅赴戎機，以致日久無功”為由，“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薄懲”。

這個所謂的“薄懲”，對于李鴻章來說，意味著朝廷對他失去信任與倚重，日后一旦真的出事，從重懲治就要變成現實。因此，當黃海海戰失利消息通過丁汝昌的電報傳到他的手中時，他立即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驚恐慌亂之中，他不得不和丁汝昌合演一場“借刀殺人”的戲，找個替罪羊，以加固丁汝昌這道防線，保自己過關。

問題是，為什么是方伯謙。

前面說過，方伯謙從小聰穎過人，讀書甚多，對于戰略戰術及海軍各種技術均有很深的造詣。當上管帶后，又屢受褒揚，曾經連升三級，引起同行妒嫉在所難免。而且，根據方伯謙的夫人的御狀，方伯謙為人性情耿直，不善溜須拍馬，說話直言不諱，在同僚中關系緊張。比如：與丁汝昌結下私怨。

圖為1894年英國《The Graphic》畫報上，在黃海海戰中致遠號即將沉沒的想象畫。方伯謙所指揮的濟遠艦也遭受重創，但方伯謙下令脫離艦隊，使濟遠成為第一個回到軍港的艦支。他的自作主張，導致了“臨戰脫逃”罪。

北洋水師的衙門劉公島風景優美，眾將佐紛紛在此搞房地產開發——建別墅，方伯謙出過洋，別墅建的洋氣，租他房的人多。丁汝昌也學著建，但他建的房子土氣，沒有人租。丁汝昌是安徽叫花子出身，15歲時，才扔掉打狗棍加入了太平軍的程學啟部，后來隨程學啟叛變太平軍，加入淮軍。不要說高技術的海軍，連近代陸軍他也不甚了解。僅僅因為是李鴻章的親信，才得此高官。與此相對，方伯謙學貫中西，看不慣丁汝昌又外行又專橫的作風。《冤海述聞》記載，“丁每與方言事，欲用統領壓力制人。方每不讓，侃侃爭論，丁每為之屈”。因此，方與丁積怨日深。此外，1884年，方伯謙和漢納根建造旅順口炮臺時，每座炮臺方伯謙只花銀幾千兩，漢納根花了幾萬兩，財務曝光后，漢納根無法中飽私囊，也和方結下了“梁子”。

9月24日凌晨，正當軍中官兵酣睡之際，號炮一響，方伯謙被斬首于旅順黃金山腳下，時年42歲。

方伯謙被斬后，濟遠官兵聞訊伏尸痛哭，軍中憤憤不平者大有人在。文廷式作《哀遼東賦》，抨擊李鴻章假公濟私，加害方伯謙，認為“指三字(莫須有)而成冤，壞長城而失傍”。

方伯謙的才干和個性，使之成為同僚中的“出頭椽子”。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而這種人，在以后的中國歷史中，仍屢見不鮮。而且，歷史總有一種傳統——在面臨集體性的失敗時，總能挖出一小撮“叛徒”，以文過飾非，不敢直面體制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