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蘇武傳》里“蘇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國人感動，蘇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著對后來很多封建王朝對待“北狄”蠻族的垂范作用——對單于和酋長們“以禮諭之”、“以節斥之”，這樣的大漢使者們雖然不一定能夠完成外交使命，但在“聲名”上總會有加分，至少可以達到“立言”的效果。

《蘇武傳》里，大漢的使節蘇武、張勝、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邊都是惡棍和奸賊。這是讀課文《蘇武傳》很容易達到的感情效果。《漢書》的編纂者班固，也正是帶著這個目的而對關于蘇武、匈奴的史料加以處理的。

現代人看歷史，最要不得的是傲慢與偏見，因為讀史的目的，即在于加深對世界與現實的認識，并增益智能。總之，我們的讀史，終于可以不像古人那樣“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了——請讓我們翻開中國與外國史書對這段歷史的記載，比照看看“蘇武牧羊”的真實歷史背景。

蘇武到匈奴出使時，正值漢匈戰爭最激烈的第一階段剛剛結束。新即位的匈奴單于想用緩兵之計改善與漢朝的關系，爭取時間鞏固內部，所以，主動提出雙方互相釋放扣押在己處的外交使節(間諜)。當時，漢武帝很痛快地就答應了。為什么呢？這里邊就有玄機。而且，這個派蘇武出使的時機，從后來的結果看，是非常險惡的，也是蘇武被扣押在匈奴長達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為，漢武帝當時正在策劃一次對于匈奴的攻擊，而且是規模空前的一次攻擊，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徹底消滅。

而這次攻擊的大的背景，則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戰爭——漢匈百年戰爭。

匈奴是漠北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戰國時代，匈奴還沒有成大氣候，與中原國家也沒有大的交手紀錄。那時，北方的晉(后來是趙)、燕等國，主要對手是山戎;西方的秦國，面對的西戎也呈一盤散沙的狀態。

秦朝統一天下后，著力擴張，四面出擊。其中，對北面用兵最狠，派蒙恬帶精兵30萬，攜當時最先進的復合兵器——弩機，把匈奴的部落驅趕出了其世代棲息的河套-鄂爾多斯地區，并在那里設郡筑城鎮守。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園，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里漂泊流浪，混了些年。然而后來，匈奴出現了輕騎兵大軍團戰術，這種戰術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馬(速度)、弓箭(遠程殺傷)合一，呈現出強大的機動性和殺傷力。本來，那時候沒有馬鐙，騎手很難長時間駕馭馬匹，但匈奴乘用的戰馬很特別，這種馬身量矮、耐力強、跑起來非常平穩。匈奴騎兵使用的戰弓，大多數還是骨質箭頭，對冶煉技術依賴不大。至于匈奴人的戰術，更是非常狠惡：利用旗號和誘擊，牽引出你的主力，等你在追擊中累得差不多了，也被他們的游騎騷擾得心煩意亂的時候，他們利用天氣、地形和箭力，突然把你擠進一個預先設置好的“窩子”(屠宰場)，然后就是匈奴主力的出擊和宰殺。注意，此戰術的精髓，不只是騎射，而是成千上萬人組成的騎射兵團的組合運用，和與地形、天候的密切配合。

這套戰術和裝備，從匈奴人一直延用到蒙古人，都非常有效，常把漢軍的車騎混合部隊玩得找不著北，讓歐洲的重甲騎士有勁使不出。漢族人索性修筑長城，步步為營蠶食土地，就是針對這一戰術的。

后來，我在一本當代人寫的暢銷故事集里，發現了這種戰法的靈感來源：原來，北方的戰士們，是從一種狡猾、強悍而且有點哲學味道的食肉動物身上得到靈感的，那本書名叫《狼圖騰》。

靠著這一當時世上最強的戰術，匈奴的大英雄冒頓單于統一了北方所有的騎射民族，并組建了多達30萬人騎箭的主力兵團。

就此，匈奴迅速重新占據了河套故地，并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國，將當時占據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趕到中亞養駱駝去了;伸出“左臂”，消滅東胡，一直打到興安嶺以南。

然后，匈奴雙臂合攏，準備擁抱中原，卻發現新興的漢朝十分難纏。

漢初，因為打楚漢戰爭而民窮財盡，所以，高呂文景四朝，都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滿足匈奴上層，延緩戰端，同時，在國內不斷積極備戰。匈奴多次犯邊擄掠，漢軍都只是嚴防要塞，堅壁清野而已。

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到武帝時，漢朝已經可以一戰了，兩國迅速進入戰爭狀態。本來，因為多年的和親，匈奴已經開始逐漸習慣了和平的局面(當然，這種和平是以漢朝的憋屈為代價的)。當時很多名將，如韓安國、李廣，都不主張以徹底滅掉匈奴為戰略目標，而主張占據其南下中原、威脅長安的跳板——河套地區就行了。可是，漢武帝是一個性格很極端的人，力排眾議，干脆任用了自己的國舅和家奴，像衛青、霍去病這樣的人為統帥，給他們最精銳的軍隊和無限制補給——就像有錢人玩網絡游戲，用重金買最好的裝備，以“無敵模式”進入游戲界面一樣——衛青、霍去病連續對匈奴發動了不計成本和傷亡的攻擊。衛青奪取河套-鄂爾多斯，霍去病占據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門。而且，從霍去病開始，漢軍開始對匈奴境內的人口采取了“犁庭掃穴”式的攻擊，也就是開始了對非戰斗人員的滅絕式殺掠。匈奴沒有辦法在漠南立足，于是，全部避往漠北，等待反撲時機。

因為，匈奴已經沒有實力威脅漢朝了：戰斗人口銳減，河套和河西走廊丟失，西域各國紛紛倒向漢朝。匈奴在軍事、經濟上都已經失去了戰爭潛力。而漢軍要與匈奴開戰，必須將幾十萬軍隊和民夫開到大漠以北，靡費巨大，并且即使漢軍勝了，也沒法在漠北立足，還得退回來。

漢武帝幾次派兵到漠北，連匈奴的人影都沒見到，于是，開始用外交手段，以派使節交涉的方式，偵察匈奴的虛實，搜集北方的氣候與地理情報。

到蘇武出使前夜，武帝已經掌握了匈奴的虛實和位置，已經準備動手了。

還有一個微觀的背景，就是那時漢不光在打擊匈奴，促使匈奴人大批來降，像昆邪王、休屠王，以及后來武帝的托孤重臣金日磾，其實，還有大批的漢人混雜在匈奴中間。漢初，北方幾個諸侯作亂，失敗后逃入匈奴。漢使到匈奴，被扣押后投降成了“漢奸”的也不少：出身胡人的大將趙信，投降匈奴后非常受寵信;衛律投降后成為單于心腹，被封“丁令王”;宦官中行說被強迫做了文帝朝和親公主的陪嫁奴仆，到了匈奴立即被“重用”，成為單于的作戰高參。

在這樣的背景下，蘇武出使到了匈奴，而且，其副使張勝等還要策劃綁架單于的母親，導致兩國外交形勢急劇惡化。在屠刀面前，張勝投降，蘇武不屈被扣。兩國就此事件展開激烈交涉。

而正在這時，不按牌理出牌的武帝，卻突然發動了對匈奴的新一輪攻勢。當時，霍去病已經早殤，武帝就任命了新統帥李廣利。此人是武帝新寵李夫人的哥哥，新得勢的國舅。衛青當時還健在，但因為衛子夫已經失寵，大將軍衛青只能負責對東、西、南三面的戰線，不再參與對匈奴的作戰了。李廣利的軍事水平并不次于衛青，但為什么他的戰績不如后者呢？因為，當時漢的軍事潛力和后勤供給能力，都已經遠遠不如衛霍的時候了。

新的一輪攻勢兵分兩路：主力由李廣利率領西進，出河西走廊，直撲匈奴與西域的結合地帶，意圖要掃清匈奴對漢朝準備占據的西域地區的威脅;李廣之孫李陵，率領一支步兵(所有好馬都已經撥李廣利使用)，北上進入匈奴境內牽制單于主力。

這一戰漢朝失敗，李廣利先告敗績，李陵也基本全軍覆沒。李陵本人投降后，成了匈奴的大將。

蘇武因此更不可能回到漢朝。漢朝接下來連年進攻失利，匈奴失去西域的大部分，也感覺疲憊，于是，兩國較量的核心環節開始從直接軍事對抗，改為主要在西域各國做外交對抗。武帝晚年，國內民窮財盡，上層禍起蕭墻，內耗不斷，國家陷入深重危機。主帥李廣利的家眷，因為國內的“巫蠱之禍”被滅，廣利本人投降匈奴，被單于當作了祭天的犧牲。而匈奴內部也同樣還是天災人禍不斷，并沒有因為李廣利作了“犧牲”就有了改善，反而天災更劇烈。

古人云，大戰之后，必有兇年。窮兵黷武的漢匈雙方，也逃不脫這個規律。

直到武帝駕崩，昭帝即位后，漢才改善了與匈奴的關系，兩國開始外交談判。但，匈奴一直拒絕承認蘇武還活著。當時，匈奴的單于已經換了好幾茬，兩國和議也達成了，為什么還不愿釋放蘇武？

因為，蘇武在北海(貝加爾湖地區)牧羊，那里正是匈奴與丁令(即后來的鐵勒)的邊界。我們慣常的認識，是蘇武牧羊的地方非常荒涼，沒有人跡，兔子都不拉屎。其實不然。那里有包括丁令在內的很多游牧民族，水草肥美，鳥語花香，草原上歌來歌往，熱鬧得很。后來，蒙古的數次西征，出發點都離那里不遠。

蘇武在北海生活多年，當然就非常了解匈奴的生態、氣候與虛實。匈奴給蘇武娶了媳婦(當然是匈奴人)，蘇武在那里還有了小孩，其中有個孩子名叫蘇通國，后來隨漢使回國，為蘇武延續了香火。在匈奴看來，男丁就是戰士，生育人口當然也就是國防建設的一部分，從這一角度上說，也算是蘇武變相給匈奴做出了“貢獻”。

這時的匈奴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掌握了匈奴虛實與規律的漢使們，回到漢朝，再帶著漢軍來攻打他們。尤其是蘇武這樣的杰出人物，回到漢朝，他就是又一個博望侯張騫了。

但是，蘇武的部下，小年輕常惠，偷偷把蘇武的情況通報給了漢使(這次會面竟然能實現，說明了漢在匈奴安插了有效的“內鬼”)，這樣單于不得不放歸了蘇武。

蘇武、常惠回國以后，理所當然成為漢制定對匈戰略的高參。常惠后來搞了一個“匈奴包圍網”，包括匈奴西邊的烏孫、東邊的鮮卑、北面的丁令、南邊的漢朝，都趁一次匈奴內部衰落而發起了對匈聯合軍事動作。其中，常惠本人作為烏孫軍的參謀長，指揮烏孫軍重創匈奴。這一戰直接導致匈奴內亂分裂，呼韓邪單于南下投降(王昭君嫁的就是此人)。常惠因此功被升為右將軍，厲害吧。

這就是蘇武一行在匈奴的后期，繼續被扣的主要原因，兩國的前仇倒成了其次了。

幾乎同一時代，在亞歐大陸的另一端，羅馬帝國不擇手段，終于滅了迦太基并屠城。相比之下，匈奴人的命運稍微還能好一些。

還有一個疑問：漢匈之間真的不能和解嗎？也不是。

西漢與匈奴和議達成后，兩國間實現了多年的和平。曾經的殺場變成了共同開發的樂土，直到王莽篡漢。王莽機械地依照儒家經典中的“華夷之別”，錯誤地在外交上打壓匈奴(將人家的國名改為“降奴”)，而且因為匈奴是親漢室的，所以匈奴與莽新政權的關系也全面破裂，直到東漢中后期才開始修復。

到東漢末期，匈奴衰敗，一分為二，北匈奴西遷，南匈奴入塞投漢。霍去病曾聲稱“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按照霍生的理念，這應該算是匈奴的“滅”了。可是，結果又如何呢？內遷的匈奴等部被安置在內地與當地人混居，漢人始終將其列為“劣等人”。壓迫、奴役、歧視、販賣，這些苦難都落在了內遷胡人的頭上。而霍去病這個階層的后人們，卻過起了驕奢淫逸的生活。當時執政的司馬氏，內戰不斷，西晉王朝從內部崩潰。原先被壓迫的各種異族紛紜起事，造成了中原“五胡亂華”、北方衣冠大部南渡的亂局。

那么，北方呢？匈奴之后還有鮮卑，鮮卑之后還有柔然，柔然之后還有突厥，突厥之后還有回鶻，回鶻之后有契丹，有女真，有蒙古……只要中原王朝守著“華夷之別”的文化成見，不能平等對待之，不能與之同存，而始終以敵視、蔑視的套路來對立北方，那么北方的所謂“邊患”問題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決。直到清朝建立，統治者使用多元共存的思路彌合“長城裂痕”，才真正構成了今天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國家鞏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