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胡適是中國近代兩個著名的人物，他們是不同領域的佼佼者，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袖、政治威權者與軍事強人，胡適是學者、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旗手，他們的關系為人所樂道，也被賦予諸多的歷史蘊意。有些小故事，也常被拿出來一再解讀。如1948年南京召開“行憲國大”時，蔣介石是否曾建議胡適出來競選“總統”，其誠意如何，胡適又是如何反應？對此，學者們提供了不同的解釋，其背后的“史觀”頗耐人尋味。

近年來，胡適與蔣介石兩人的日記先后公之于世，使我們有了借助當事人的記載再次審視此事的可能。

有無此事？

對于蔣介石是否確曾建議胡適競選“總統”？過去的解釋是不可能。理由很簡單：蔣介石嗜權如命，怎么可能會將要到手的“總統”寶座拱手相讓，何況還是讓給一個連國民黨員都不是的胡適呢？此事是蔣介石的一個政治手腕與騙局。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與胡適有過頗多交往，他在《為胡適說幾句話》中有一段話，可以說是此種解釋的代表。季羨林寫道：

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沒有脫掉流氓習氣。他實際上是玩胡適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適對于這一點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傳言，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連我這個政治幼兒園的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騙局。(載《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108頁)

然而，事實是，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胡適，在其日記中都有提議胡適競選“總統”的記載，而且均記述頗詳細，并非一筆帶過。

據蔣介石的日記，最早提議胡適選“總統”的是蔣在國民黨內的政敵李宗仁。他在1948年1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

李宗仁自動競選副總統，而要求胡適競選大總統，其用心可知。而余反而自慰，引為無上之佳音，只要有人愿負責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協助其成功，務使我國人民與部下皆能安心服務，而勿為共匪乘機擴大叛亂，則幸矣。(《蔣介石日記》，1948年1月15日)

此時，任北平行轅主任的李宗仁對“副總統”一職孜孜以求，他還拉北京大學校長胡適選“總統”，要與蔣介石一爭。不料，蔣反而有將計就計之心。2月初，蔣偕宋美齡去廬山過農歷春節(當年2月11日為正月初一)，其間思考軍政大計和他個人面對巨大內外壓力之下的進退之策。蔣后來當面告訴胡適，推舉他出而競選“總統”的設想，就是在廬山時“考慮的結果”。蔣從廬山回到南京，國民大會召開在即，誰來當“總統”成為蔣那一段時間考慮的重點，他在日記中常將對此事的思考記錄下來：

3月27日，蔣介石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分別列了“不任總統之影響與國家利害之研究”與“胡適任總統之利弊”兩條。29日，國民大會開幕。次日，他讓王世杰向胡適轉達如下意思：蔣將在國民黨內提議胡適為“總統候選人”來競選“總統”，而自己愿出任“行政院長”，“負責輔佐”。(《蔣介石日記》，1948年3月30日)。因此事關系甚大，蔣在31日的日記中記載，他在告訴胡適后，仍在思考利弊得失，并將此決定告訴了宋美齡。4月1日，王世杰帶回胡適接受蔣建議的消息，蔣很高興，他寫道：

昨晚胡適博士接受推選總統之意，此心為之大慰。乃即召布雷(陳布雷——引者)詳述余之旨意與決心。此乃為黨國最大事件，余之決定必多人反對，但自信其非貫徹此一主張，無法建國，而且剿匪亦難成功也。(《蔣介石日記》，1948年4月1日)

4月4日，國民黨召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專門討論“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問題。蔣在會上發表事先精心準備的講話，明確表示自己不參加“總統”競選，建議國民黨最好推舉一黨外人士參選。蔣的建議無異是重磅炸彈，在國民黨內引起激烈爭論，反對者居多。最后，蔣無奈地改變主意，同意自己選“總統”。4月5日中午，他囑王世杰再去見胡適，轉告國民黨內的情況，不能再提議胡適。蔣對此深感愧疚，當天日記中記道：

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為余對一生對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王世杰字——引者)之外，無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為總統候選人之經過也，故于其并無所損耳。(《蔣介石日記》，1948年4月5日)。

幾天后，蔣介石專邀胡適吃飯，當面致歉說：“不幸黨內沒有紀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適則不以為意，對蔣稱，“黨的最高干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狀，不是壞現狀。”蔣轉而要求胡適組織政黨，胡適稱“我不配組黨”，建議蔣把國民黨分化成兩三個政黨。(《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第356頁)

以上蔣、胡二人的日記互證表明，蔣介石確實在1948年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時，有過支持讓胡適出來競選的想法，并一度為此努力，胡適對此過程十分清楚。至于蔣介石為什么要這樣做，是“真心”還是“欺騙”？筆者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蔣介石本是真心讓胡適出來選的，沒有“玩弄”或“欺騙”的意思。當然，蔣的動機挺復雜，是需要另外討論的問題。

胡適的態度

其實，蔣介石希望胡適出來選“總統”的事，雖然知者不多，但在蔣、胡二人日記公布之前，還是有人陸續披露。對這類“揭秘性”史料，相當多的人是“寧信其無，不信其有”，根據他們的史觀推理，蔣介石根本不會“放權”，即使蔣“放權”，胡適也不會接受。筆者的研究經歷中就遇到這類人的指責與批判。

1997年臺灣出版了老報人陸鏗的《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其中有一節的標題為《奉命通知胡適博士做“總統”候選人》，專談時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的他在1948年奉蔣介石“文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圣之命與胡適見面，通知他國民黨將推其為“總統候選人”，而胡適欲迎還拒的故事。筆者以此事切入寫了篇短文，刊在1999年第3期的《讀書》上，發表時編輯將標題改為《智者千慮》，非常傳神，意在說胡適長期愛惜羽毛，拒絕到國民黨政府里做官，但最后面對“總統”的誘惑，還是動了心。不料，此短文發表后，竟引來討伐，謝泳與程巢夫分別寫了《不能這樣理解胡適》、《關于<智者千慮>所涉史實的辯證兼及文風》(二文均收入《胡適，還是魯迅》一書)，對筆者進行批評。謝文與程文的基本意思是有三點：1、陸鏗的回憶是“孤證”，胡適不可能是那個樣子; 2、胡適保持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獨立性，長期以來拒絕進入政府做官，所以他絕對不會對“總統”動心的;3、筆者不了解歷史事實，且根本不能理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情懷。程文中有如下的話：

試問陳紅民君：一個滿腦子裝著這些計劃的人，一個如此胸襟的學者和教育家，他會舍得去實現這些目標的校長位置，去就那個名義上尊榮而干不成多少實事的總統高位嗎？所以我說你是“以陳君之心，度胡適之腹”，一點也沒有冤枉你。(見《胡適，還是魯迅》，第163頁)

陸鏗涉及到胡適對出來選“總統”一事的回憶不是孤證。在此之前大陸出版的《胡適年譜》與臺灣出版《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李宗仁政治秘書程思遠的《政壇回憶》等，均已有相關內容。2004年，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了10冊一套的《胡適日記全集》(曹伯言整理)，在此就依胡適日記的記載，看他當時的態度：

1948年3月30日

下午三點，王雪艇傳來蔣主席的話，使我感覺百分不安。

蔣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我為總統候選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長。

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

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

但我實無此勇氣。

1948年3月31日

八點，約周鯁生來談，把昨天的話告訴他。請他替我想想。

午后與雪艇、鯁生談了三點多鐘。我不敢接受，因為我真沒有信心。

1948年4月，胡適在南京國民代表大會上發言。

晚上八點一刻，雪艇來討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個很偉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沒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說：第一，請他考慮更適當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他立即取消。“他對我完全沒有諾言的責任。”

1948年4月1日

我今晚去看雪艇，告以我仔細想過，最后還是決定不干。

“昨天是責任心逼我接受。今天還是責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1948年4月4日

今天國民黨開臨時中全會，蔣君用一篇預備好的演說辭，聲明他不候選，并且提議國民黨提一個無黨派的人出來候選，此人須備五種條件：(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對中國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愛護國家，反對叛亂，(5)對世界局勢，國際關系，有明白的了解。

他始終沒有說出姓名，但在場與不在場的人都猜是我。

這會下午開了六點多鐘，絕大多數人不了解，也不贊成蔣君的話。

1948年4月5日

我的事情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兩點前，雪艇來，代蔣公說明他的歉意。

1948年4月6日

發一電給鄭天挺兄：

“連日外間有關于我的許多流言，北平想亦有聞。此種風波幸已平靜，乞告舍間及同人。”

上述日記，引自《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第354、第355頁，它表明了胡適面對“總統”誘惑的心路歷程：從拒絕，到動心，再到反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前述那些一廂情愿地幫著胡適說話，認為他絕對不會動心的人，讀到他的這些日記，不知會作何感想？

有段往事需要提起，胡適在1930年代就將自傳、日記公開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記等文字必被人所關注，在下筆時可能會“有選擇地”記載，這是讀其日記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我們可以從中了解他做了什么，而對其所說的背后動機則要保持適當的警惕。如前引胡適4月6日所記給鄭天挺的電報中稱，“連日外間有關于我的許多流言”，他是當事人，知道確有其事，不該用“流言”二字的。

并非多余的話

所謂“事實勝于雄辯”。面對蔣、胡二人的日記及其它史料，我們無論對蔣介石、胡適有何種評價，卻不能否認蔣介石曾有讓胡適出來競選“總統”，胡也一度答應的事實。

堅決否認胡適一度動心的人，有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心結。他們認為，民國時期有一個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這個群體堅守自由主義原則，操守好，人品高尚。相比之下，當今的知識分子只能用“淪喪”來形容。因此，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美化(如果不是“神化”的話)胡適等人，愛之甚深。筆者《智者千慮》中在說完“總統候選人”的風波后，曾有一段對胡適相當肯定的話：“胡適到底是胡適，他對天上掉下的大陷餅，大抵上還算得上不卑不亢，雖未達到心止如水、物我兩忘的最高境界，仍能稱得上‘其來不喜，其去不怒’，不失尊嚴與人格，也是一種風范。與那時代以‘學術’為官場資本，賣身求官的‘學者’相比，高下立現。”但即使這樣，仍不免惹怒胡適“粉絲”們。

其實，胡適之所以成為胡適，在于他的聰明，其思想與行為遠比我們所能理解的復雜得多，他有七情六欲，并非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筆者在研究胡適與蔣介石關系時，發現胡并非是被動的，如季羨林所說，是蔣在玩胡適于股掌之上。換個角度，說胡適在“利用”蔣介石也不為過。蔣介石對此深有體會，他到臺灣之后在日記中直斥胡適“可恥”：

對于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民主社會黨領袖——引者)等于騙錢，左舜生(青年黨領袖——引者)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總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清廉不茍之態度。甚嘆士風墮落，人心卑污。(《蔣介石日記》，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適等無道義，無人格，只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達其私欲，對國家前途與事實概置不顧，令人悲嘆。……可恥。(《蔣介石日記》，1958年5月30日)

蔣介石此時內心對胡適恨之入骨，表面上卻不能不維持著對胡的“尊崇”與“禮遇”，是因為胡的特殊地位，蔣要利用。在另一方面，胡適對蔣長期抱持“有限度的”批評立場，但卻也注意巧妙地維持與蔣的密切關系，是因為他也需要蔣。當然，這是需要深究的另一段故事。對于蔣、胡之間的這種微妙關系，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似乎不是絕無僅有的特例，熟知歷史的人，大概可以舉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