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首都長安，每晚“執金吾”以鼓聲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將開始;次日晨，鐘樓響鐘，代表禁夜結束。試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間，民眾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從事任何活動，當代人讀至此，大概無不一身冷汗。

《太平廣記》的《李娃傳》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滎陽公之子自打見了李娃一面后，念念不忘，經打聽，知道這位女郎乃倡家，遂攜重金造訪。小婢急告李娃，說上次假裝丟失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門來了。李娃亦鐘情于這位來京應試的舉子，可想而知，這對青年男女的見面，該是多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談笑間不覺“天色日暮”而街坊“鼓聲四動”——所謂“禁夜”的時辰已到。李娃之母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李娃也愿意他留下來，說：“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于是，男子得以留宿。

在唐朝首都長安，每晚“執金吾”(類似警察或城管的執法人員)以鼓聲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將開始;次日晨，鐘樓響鐘，代表禁夜結束。唐代韋述的《西都雜記》稱：“西都禁城街衢，有執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許馳禁前后各一日，謂之放夜。”試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間，民眾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從事任何活動，當代人讀至此，大概無不一身冷汗。

據說北京前門大街的宵禁，晚清還在斷續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徹底去除。可見禁夜令在中國，至少有3000年歷史。犯夜的處罰，據《大清律例？夜禁》稱：“凡京城夜禁，一更三點，鐘聲已靜之后，五更三點，鐘聲未動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鎮，各減一等。”在《太平廣記》的《溫庭筠》中，這位晚唐知名詩人就曾因“醉而犯夜，為虞侯所系，敗面折齒”。

說“禁夜”乃第一惡政，實不為過，以治安為名，冠冕堂皇地限制人身自由，它是封建統治者最樂用，也是最常用的專制手段。為何會有“禁夜令”？至今尚未有人考證出來。我認為，這種精神折磨的始作俑者幾乎是御用文人無疑，因為文人巴結上統治者后，為了得以在權力的盛宴中啖到一點殘羹剩飯，馬上會從“幫閑”的說嘴階段過渡到“幫兇”的動手階段，以半個主子自居。先是琢磨出一個“牧”字，來描寫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以討好統治者，麻醉被統治者。何謂“牧”？牧牛牧羊之牧也，于是帝王也好，官員也好，便堂而皇之地按照牧養牲畜的辦法，白天趕出去自行覓食，晚上攆回來關進圈舍，以統治百姓。

法國啟蒙主義者盧梭說過：“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他有思想，有人格，有靈魂，有尊嚴。被剝奪了自由——哪怕只是一天的1/2或1/3，哪怕只是呆在自己家里，也與坐牢無異。所以，對老百姓的殘害似乎不大的禁夜，其束縛手腳、桎梏心靈、鉗制精神的副作用不可謂不小。

在中國歷史上，實施禁夜令最堅決的莫過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徹底的莫過于宋朝。一般而言，對唐朝，人必稱盛唐;對宋朝，人必稱弱宋。唐朝之盛，盛在其武功雄偉，軍威將強，征服藩屬，拓土開疆的光榮上;宋朝之弱，弱在其國土仄狹，強鄰壓境，納貢求存，茍且偷活的猥瑣上。盛唐，是收保護費的，弱宋，則是交保護費的。不過，從治和亂的角度來評價，唐朝的亂世之長，治世之短，適與宋朝的治世之長，亂世之短相反。

“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弒械起于宮闈，則叛臣訌于肘腋，自開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亂日也”。所以，唐詩人元稹的《行宮》詩，才有“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語。而宋朝“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麻，田野日辟”。當神宗朝發動對西夏的戰事，大宋臣民已過了百十年的和平歲月，根本不知兵戈為何物。

北宋的首都開封，人口過百萬，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的首都長安，占地面積大于開封，人口也過百萬，但“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坊和市分開，實施封閉式管理。日暮鼓動，坊市禁閉，路人絕跡，唯有邏卒。宋朝的首都開封和杭州，則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沒有營業時間和營業地點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開場，間有鬼市，甚至還有跳蚤市場。

人來客往，買賣興旺。“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鲞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買見成飲食，此為快便耳”。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你看不到唐時長安那堂皇氣派的王者風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競競營營，店鋪之財源滾滾，車馬之喧囂過市，仕女之豐彩都麗，文士之風流神韻，建筑之鱗次櫛比，街衢之熱鬧非凡，絕對是唐朝的長安、洛陽見不到的繁榮發達景象。

兩相比較，宋朝經濟之繁榮，物資之豐富，商業之發達，遠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帶來了天壤之別——后者可說是開啟了全日制的中國。一個實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給精神帶上了枷鎖，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無從談起。

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飛猛進的姿態，創造出比其前朝和后代都要巨大的財富，應該說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還給老百姓的結果。某種程度上，這有點類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不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調動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現的改革奇跡一樣。人心齊，泰山移。人的能動性要是激發出來，確實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難怪日本歷史學家內滕虎次郎的“唐宋變革論”認為，唐朝是中世紀的結束，宋朝是近世的開始。

因此，宋朝絕非是積貧積弱、恥辱蒙羞的王朝。積弱是事實，恥辱蒙羞也是事實，北宋最后兩個皇帝被敵國捉走當了俘虜，死在異國他鄉;南宋第一個皇帝被打敗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數第三個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個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負著跳海。在中國封建王朝中，再沒有比兩宋王朝更讓人泄氣的了。然而在強敵壓境，戰亂頻仍，俯首服低，花錢買和平的三百年間，宋朝人卻創造出經濟上的極大豐足，文化上的極度輝煌，這是他朝難以望其項背的。

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個——羅盤、火藥、印刷術，就是這個王朝對歷史作出的偉大貢獻。人稱盛唐的李氏王朝，卻在這方面交了白卷。美國歷史學家墨菲說：“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激動的年代。后來的世世代代歷史學家批評它，是因為它未能頂住異族入侵，而終于被他們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卻從960年存在到1279年，長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壽命。”他認為宋朝“完全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高和最發達的國家”。

日本學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中也談到：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墻把坊圍起來，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許向街路開門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加藤繁所說的“北宋末年”，準確地說應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于形式，漸漸式微，民眾也不太在乎了。《花間集》中張泌那首《浣溪紗》就是一個例證，其首句“晚逐香車進鳳城”，明顯犯了夜禁。同為晚唐詩人的張泌，要比溫庭筠幸運得多，究竟小30歲，加之又逢亂世，顯然已不大堅持夜禁，他這才敢放心大膽地尋歡作樂，不必擔心受到“敗面折齒”的笞責。

從前人的一些記錄中，我們可以約略領略北宋鼎盛時期的汴京夜晚。如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時已南宋，對于他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況還是魂牽夢縈：“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朱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據宋代吳自牧的《夢粱錄》和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南宋的都城臨安，其城郭之美，物品之豐，人煙之盛，商賈之富，娛樂之盛，并不亞于汴京。而“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的夜市規模，也遠超開封。

汴京鼎盛時擁有100萬人口，而杭州的常駐人口為150萬，加上流動人口和不斷從北方逃奔故國的遺民，當超過此數，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諷刺了醉生夢死的杭城人，但生于斯死于斯的百姓，卻用雙手和智慧，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然而，這個好的開端，卻被身后的遼、金、元，以及西夏、黨項等強鄰扼殺。正如古希臘亡于古羅馬，古羅馬亡于日耳曼一樣，文明永遠屈服于野蠻。滿腹詩書，體單力薄的文弱書生，打不過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赳赳武夫。這也是漢化得多一點的遼國，敗于漢化得少一點的金國;而漢化得少一點的女真人，卻敗于完全沒有漢化的蒙古人的道理。但生活在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的宋人，卻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時，不視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約。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義遠不止此，嚴復曾說過：“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這才是我們認識宋朝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