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代長安到北宋開封，中國的大都會從坊市制演變為街市制。在這背后，是官府的禁街與百姓的侵街，是官與民爭奪城市空間的一幕幕大戲。總的來說，官府對街市的管理漸趨寬松。禁街與侵街，是自唐朝以來官府與百姓在大都市爭奪空間、反復博弈的重要內容。唐朝的長安城是中國古代城市坊市制的典范和頂峰。宮城是皇帝起居和辦公之所，皇城是中央各官署集中區域，外郭城則主要是居民區、商業區和寺觀等建筑區。外郭城的主干街道南北十一條，東西十四條，最寬的是南北向的中央御街——朱雀大街，寬155米;最窄的順城街，約20米;與外郭城各城門相通的街道寬都在50米以上，將外郭城分隔成一百多個坊區和兩個市區。坊有坊墻，市有市墻，出入各有坊門和市門。除官署、寺廟和三品以上官員的住宅外，坊內住宅一律不得臨街開門，商業活動也必須在指定的市場進行。

每到晚上，鼓聲響過后，城門、坊門、市門按規定都要關閉，全城實行宵禁，沒有官府的特殊證明，一律不得在街上行走，違者將受到拘捕和處罰。街道也不允許私搭亂建。每次皇帝出行，盛陳儀仗，沿途靜街，禁止行人，所過旗亭、市樓垂簾外蔽，更不允許普通百姓居高臨下觀望。由于長安城比較大，有的居民從城外回家，進了城門后，晚鼓擂動，城門、坊門、市門都紛紛關閉，不敢違反官府的禁令，只好躲在橋下蜷縮一夜，待天明晨鼓擂響后，再上街返回家中。這種封閉的管理體制，給居民的生活和商品交易活動都帶來極大的不便，唐朝中葉，隨著都城人口的膨脹和商業的繁榮，出現了各種“侵街”之舉。有的居民違反不得臨街開門的規定，住宅大門朝街開;有的居民鑿墻破洞，將屋舍擴建至街道;有的居民和軍將占用原來警衛部隊在街道執勤的房舍，并且大肆修造和擴建。在街道上，小商小販日益活躍，賣胡餅的、賣鮮魚的，都出現了。更有甚者，晨鼓未響，坊門已經先開;晚鼓已擂，坊門、市門仍不關閉，街道上行人來來往往、熙熙攘攘。還有的居民，置禁令于不顧，在道路上穿坑取土。

當時負責街道管理和治安的官員主要是左右街使和御史臺。有關官員曾經多次上書，反映情況，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下達了多次拆遷令，強行拆除私搭亂建的房舍，對涉案官吏予以處罰，違法向街開啟的門一律填塞。但由于人手有限，很難全面禁止。而京城以外的大城市，侵街現象更為嚴重。如揚州，地處水陸交通沖要，各地工商業者云集于此，侵街造舍極為普遍，以致街衢擁堵，難以行車。在禁街與侵街的博弈中，北宋的開封從坊市制演變為街市制，禁街的條令已經大為寬松。

《清明上河圖》是描繪北宋東京(開封)的畫卷，生動展示了從封閉的坊市演變為開放的街市后，帝都的繁華與勃勃生機。從畫面上看，因臨街不得開門的禁令已經廢止，街道兩旁店鋪林立;不再有固定的市場，街旁、橋上、巷內，都可以經商和交易。街鼓制度和宵禁制度也都被廢除，夜市、早市接踵，商品品種豐富多樣，尤其是食品種類繁多，少男少女沿著大街一路走一路吃，從早上吃到半夜，可以不重樣，夜市才撤，早市又開。正如在北宋開封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孟元老所撰《東京夢華錄》中的描述：“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樂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不欲繁碎。”

街道的管理寬松后，侵街的現象也日益加劇。與唐朝長安的寬闊街道相比，北宋開封的街道狹促了許多。按規定，主要街道大約寬三十米，道路兩旁還有排水溝和綠化樹木。街道兩邊林立的店鋪，因招徠顧客和商業經營的需求，常常將經營范圍向道路中間“挺進”，加上市民、游人如織，道路的擁堵可想而知。皇帝出行，因不再禁街，從而也失去了往日的威嚴，隨行的上至侍從百司官屬下至廝役都“雜行道中”，“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

“侵街”的日趨嚴重，給城市的管理和居民的生活帶來很多問題。一是引起交通擁堵，給出行帶來不便;二是臨街店鋪侵占街道，也侵占了排水溝、綠化帶，造成城市生態環境的惡化;三是違章建筑多為木構材料，容易引發火災，開封城多次大火，臨街店鋪往往一燒就連成片，損失慘重;四是侵街的違章建筑不易管理，人員混雜，導致治安案件增加。面對著日益加劇的“侵街”現象，北宋朝廷采取了分別酌情的處理辦法。首先是皇帝的出行儀仗隊主動減少隨行人員，縮小規模;其次謹慎對待違章建筑，關系到基本民生則不強行拆除;而對貴族、官吏、商人非法侵街的行為，或強行拆撤，或對商人因“侵街”而增加的商業利潤征稅。城市在擴大，人口在增加，“侵街”屢禁不止。對城管和流動攤販之間的博弈如何評價、如何協調，仍然是中國大城市目前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