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幫會公開化、合法化后，幫會開始向新型社團轉化。規模最大的當數杜月笙的恒社、黃金榮的忠信社、張仁奎的仁社，其成員遍布社會各階層。建社風起，為上海青幫勢力的空前發展搭建了一個平臺。其他的還有楊虎的興中社、金廷蓀的銘社、王曉籟的升社、鄭子良的俠義社等。

可以說，“四·一二”政變給上海幫會，尤其是青幫帶來的最大轉折，就是幫會由原先的秘密狀態走向公開化。既然公開化了，幫會分子當然也得講究公開的身份。好在這并不難，他們有的是錢，用斂到的干不凈的錢，投資工商企業。在這條道上，幫會中的大亨、聞人左右逢源，政局動蕩，社會不靖，給了他們機會。

杜月笙等大亨、聞人進入企業界，有些資本家為了生存和發展，就選擇他們做保護傘。據1934年杜月笙的恒社理事會印發的《恒社社員錄》記載，這年來自商界的社員有一百二十人，占總共二百二十三名社員的百分之五十四。

黃金榮與杜月笙有所不同，黃金榮的資金多投入了娛樂業，如經營共舞臺、大舞臺、黃金大戲院等。后來囿于身體和其他方面原因，黃金榮將這些娛樂實體分別租給張善琨、范恒德、金廷蓀經營。

此時，對于杜月笙在花錢上的另一番現象也應該一提，那就是賑災。如1931年國內遭受水災，已踏進仁濟善堂、中國紅十字會等機構，進入“慈善家”行列的杜月笙，也是身體力行，他的行為確實是具有號召力的。當時杜月笙每行善事，報紙上總會出現鳴謝“大善士杜月笙”的大幅廣告。

繼幫會公開化、合法化后，幫會開始向新型社團轉化。規模最大的當數杜月笙的恒社、黃金榮的忠信社、張仁奎的仁社，其成員遍布社會各階層。建社風起，為上海青幫勢力的空前發展搭建了一個平臺。其他的還有楊虎的興中社、金廷蓀的銘社、王曉籟的升社、鄭子良的俠義社等。

杜月笙的恒社是在陸京士（時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候補委員）等人的策劃下成立的。社址最初設在法租界愛多亞路息廬，后因租價昂貴遷至馬浪路39號。據朱學范回憶，這個社名是章士釗起的，取意于“如月之恒”，以稱頌杜月笙。郭蘭馨《杜月笙與恒社》中說，恒社之名系陳群所起（陳那時正在替杜辦正始中學），取之于“自強不息如日月之有恒”。恒社的社徽呈圓形，中間一口銅鐘，鐘外壁正中為一新月。朱學范說：“鐘表示為發聲之源，‘聲’字與‘笙’同音，加上月芽，就成為‘月笙’。”關于社徽，郭蘭馨說：“周圍十九顆星，繞成花邊，中間一個大笙，旁有斜月，寓‘月笙’名字。十九顆星暗示恒社理事人數，標志著眾星拱月。”

恒社的組織宗旨是“進德修業，崇道尚義，互信互助，服務社會，效忠國家”。設有常務理事、常務候補理事。恒社的成立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社會部的批準，在法租界注冊登記。1933年2月25日恒社舉行開幕典禮，法租界當局特派總監到場祝賀。當時恒社設定的入社門檻頗高，社章規定，入社“須經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填發社證”。所謂審查，就是審查申請者是否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在《恒社社員錄》中，有三星鐵廠經理張子廉，警務人員，上海市社會局科長張秉輝、許也夫，財政部視察員何紹芬，還有律師，軍界中人。工界中有上海市總工會主席朱學范，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陸機云，上海郵務工會委員張克昌，全國郵務工會委員趙樹聲。學界中有上海樂華女中校長陳亞夫，滬北中學校長馮一先。黨務中人除了陸京士，還有上海市黨部委員陳君毅，上海市黨部第六區委馮憲成，漢口市黨部委員吳紹澍。

接納這些人，杜月笙借以自重。杜月笙對這些人的控制欲也很強。恒社仍不乏幫會組織的色彩。如入社者得投帖拜杜月笙為老頭子，行拜師禮。先用紅帖子寫明自己祖宗三代，再寫上“愿拜門下聽從訓誨”，然后由介紹人和本人簽名，在約定日期備齊一份與本人身份、財產相對應的“入社禮”，往杜家行禮。杜月笙后來盡管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努力想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但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脫胎換骨。

郭蘭馨將恒社成員歸為三種類型：“（一）初期的小徒弟，是些小流氓、包打聽、巡捕、賭徒之類，為數不多。（二）當地富戶殷商的子弟，他們在租界里怕綁票，怕受欺侮，有時也想沾便宜，于是走門路，送重禮，進了杜門就有了保障，這類人人數也不很多。（三）自己在社會上有些活動能力，也有活動門路，但也有阻礙，未能暢所欲為，難以貫徹個人的志愿和企圖，認定杜月笙的社會地位和勢力正是本人名成利就的因素，這類的人最多，而且各色人等俱有。當時的上海灘是人吃人的世界，中外冒險家的樂園，有形形色色的人正在安排圈套損人利己，張牙舞爪，還有些人雖然不一定想吃別人，但也擔心吊膽防著被人吃掉。這許多人都急于找靠山，鉆門路，杜月笙既經成為此時此地最響亮的吃得開的人物，當然也就成為具備靠山條件的對象了。”

恒社有《恒社月刊》，該刊記載，1936年10月31日，為慶賀蔣介石五十歲生日，在黃家花園舉辦活動儀式前，恒社為“表示吾同人擁戴領袖愛護國家之意”，經第十一次理事會和第六次常務理事會議決，將此前6月29日晚起該社平劇組在新光大戲院演劇的籌款，所得票款扣除應需開銷外凈余2026.30元，于7月21日悉數解送中國航空協會，“捐作購機（為蔣介石）祝壽之用”。

繼恒社而起的是張仁奎的仁社，社名取自他名字中的仁。關于張仁奎，前文已有所交代，張仁奎于北伐軍到達南通時辭職，1928年10月，由黃金榮、高士奎、曹幼珊等人迎至上海居住。第二年，上海發生了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朱成章遭綁票案，當時曾哄動上海。

事情起因于朱成章與靜安寺和尚商定租借一塊地皮，準備建房，且已向地政局備了案，辦好了手續。偏偏這時候張嘯林也看中了這塊地皮，托人與靜安寺方面交涉。鑒于張嘯林的為人不正，靜安寺方面情愿以低價租給朱成章。張嘯林遂與朱成章商量，也遭到朱成章拒絕。

此后不久的一天，朱成章從愚園路寓所與護士鄧小姐及女兒乘車外出，車剛開到弄口，一旁突然閃出一個陌生人，邊開槍，邊讓停車。朱成章因此被綁架，并且被子彈擊中小腹。人于當晚贖回，即被送往海格路（今華山路）紅十字會醫院救治，終以傷重不治而死。

據國貨銀行庶務周子斌說，那天他到楊樹浦路底去贖朱成章時，朱躺臥在田塍內，已氣息奄奄。與何人接洽，贖票的鈔票是用麻袋裝的，外加火漆印，數目多少，他沒有點過。銀行界因為朱成章出事，人人自危，籌商應付的辦法。結果，由交通銀行錢新之請出了張仁奎，把張供養在海格路范園，以示鎮懾。

不少軍政官員及商界人士得知張仁奎系青幫大字輩，也前來拜師，一時間范園門庭若市。《中國幫會史》記載：“1933年西北軍二十五路總指揮軍官崔錫麟經張仁奎門徒杜鳳舉軍長、戴介屏師長的介紹赴滬向張仁奎送上門生帖子。1935年已在上海的時事新報、大晚報、英文大陸報、申時電訊社四社總管理處工作的崔錫麟，參加了張仁奎開的大香堂，由張的門生成為正式的門徒。張仁奎的門徒上海警備司令楊虎、黃金榮、四社總管理處負責人張竹平、汪禹丞之子時事新報總經理汪英賓、中國郵政儲金匯業總局主任秘書季自求及南京的韋作民、張競立等人參加了此次香堂。在外省的蔣鼎文、陳銘樞、韓復榘、孫桐萱、王修身、戴介屏、杜鳳舉等委托同參弟兄代表參加。”

香堂開過后，有人提議以社團法人的形式組建仁社。這一提議被張仁奎接納，遂由張竹平、韋作民、徐逸民、莊鑄九、季自求、陳守志、崔錫麟等七人為籌備委員，仁社社址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383號。

仁社性質和恒社如出一轍，雖然表面上是有民主制度章程的俱樂部，但實質上仍是受張仁奎掌控的幫會團體，甚至比恒社走得更遠，理事長、副理事長、各理事及二百多名會員，都由張仁奎一人指定。張仁奎有徒弟三四千人，但只有社會上層或有身份的人才能進入仁社。而愿意加入仁社的人也各懷目的，洪維清在《張仁奎與仁社》一文中說，這些人大致有五種：“一如陳光甫（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兼上海銀行業公會會長）、李桐村，喜歡玩弄女性，有了張仁奎的后盾，就不怕流氓敲竹杠；二如朱筱竹、陳香濤，吃的是江湖飯，有了張仁奎的靠山，跑碼頭可以吃得開；三如蔣鼎文、朱紹良、韓復榘，繼承了張仁奎的衣缽，可以借幫會為號召，加強他們的勢力；四如錢新之、韋敬周，扯了張仁奎的旗號，可以得到安全保障；五如張竹平、葛福田，有了張仁奎的關系，可以多軋幾個有錢有勢的朋友，在業務上得到便利。”

1935年5月，仁社經上海市社會局批準立案后舉行了成立大會。1936年，韓復榘在山東醞釀反蔣，蔣介石通過當時的上海市長吳鐵城、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用專列將張仁奎請到南京。蔣介石在召見張仁奎時，還以青幫規矩稱張仁奎“張老太爺”。蔣介石想請張仁奎赴山東，勸門生韓復榘摒除反蔣之念。張仁奎同意后，蔣介石即封張仁奎為軍委會高級顧問，并派專車送張仁奎赴山東見韓復榘。

張仁奎高大魁梧，目光炯炯有神，不茍言笑，也許正因如此，他說話不乏一定的號召力。韓復榘經張仁奎一番游說，加上張仁奎幾名擔任師長的徒弟的敦促，韓復榘答應不再反對蔣介石。

答應不再反對蔣介石的韓復榘，后來卻死于蔣介石之手，這怕是張仁奎和韓復榘都沒有想到的。

抗戰爆發后，蔣介石曾勸張仁奎離滬西遷，張仁奎沒有去。上海淪陷后，敵偽想讓張仁奎出山，張仁奎以病為托辭未出。抗戰末期張仁奎病逝于上海寓所。蔣介石不忘舊情，以重慶政府名義下令表彰張仁奎。

黃金榮的忠信社成立于1936年夏天，社名取自黃家花園內蔣介石題寫的“文行忠信”。其骨干成員有邱子嘉、丁永昌（法捕房探目）、陳培德（英美煙廠工會主席）、張善琨、龔天健、杭石君、黃振世等。比起恒社和仁社，忠信社似乎顯得松垮許多。首先入社的門檻低，沒有正式手續，由委員口頭通知聘定。忠信社成立也沒有開大會，黃金榮名為社長，多半是在幕后指揮，平時不參加社里的例行會議。

據黃振世回憶，黃金榮成立忠信社，是為了“專事對付杜黨，企圖制造杜門師生矛盾，搞垮恒社”。黃金榮在組社之前，曾召集黃振世等幾個親信門生吩咐道：“你們可以搜集一些關于杜月笙的確實資料，由我親自向委員長告發。”黃振世等人領會了黃金榮的意圖后，“即著手組織忠信社，起先在黃家花園聚會，每星期日以聚餐為名，秘密商量搞垮恒社的對策。后來感到杜黨勢大，乃聯絡楊虎的興中社，結成聯盟。大約在1936年夏秋之際，兩社主要分子每逢星期日，相約到半淞園聚餐，雙方湊滿一桌圓臺面，視為常例。當時所以擇定半淞園聚餐，因黃楊兩人對杜尚保持虛假情面，不愿被外人偵知內情，半淞園地處南市郊區，可以避人耳目。當時初步定策；第一步，拉攏恒社活躍分子脫離杜黨，制造杜門師生矛盾，預定拉攏的對象中有魚市場常務理事唐贊之和《大美晚報》發行部經理李駿英諸人。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跡，作為密告材料，好由黃金榮去向蔣介石告狀。這樣舉行了六七次秘密會議，搞垮恒社的陰謀仍不能實現，而搜集杜月笙劣跡又查無實據，接著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忠信社的秘密組織就在連天炮火聲中趨于癱瘓，遂即銷聲匿跡，無形解體了”。

上海“孤島”時期，杜月笙、金廷蓀已避走香港，日本特務機構盯上了留在上海的黃金榮，要黃出任維持會長。黃對此中利害還是看得清楚的，堅決不落水做漢奸。但是黃也知道，既不能附逆，又不能得罪日寇，得和他們玩點花招，就裝起了病。

果然，日本人上門來要挾了。“黃事前偽裝癱瘓，由兩個家人扶著他出來接談，聲稱他有病在身，本人不識字，不知國家大事，不配當維持會長等語，被他逃過了這一關。”

與此同時，幫會中的徐鐵珊、金鼎勛則落水當了漢奸，日寇利用他們組織“黃道會”，他們也想邀黃金榮出面主持，同樣為黃金榮托詞推卻。無論是與落水者，還是日寇，黃金榮與他們打交道都以禮相待，不去得罪。黃振世說：“抗戰八年中，日本特務機關時常有人到鈞培里訪談，黃禮待有加，其中偽黃浦分局長日人小林來往黃宅尤勤，關系更加密切。”可見黃金榮自我保護意識之強，狡猾。他的弟子盧英附敵，并居要職，到黃宅探望他，他把這個漢奸徒弟當作炫耀黃門的得意門生看待，恩寵有加。他對落水當漢奸的滬上三聞人聞蘭亭、林康侯、袁履登同樣友好如此。黃振世曾聽到黃金榮這樣說過：做維持會長，怕別人暗殺。

抗戰勝利，杜月笙回到上海，恒社被重新激活。此時楊虎擔任中華海員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主任，他所創立的興中社已改名興中學會，下有海員萬余人為會員；又有洪門鄭子良組織俠義社，社員也有上萬人。黃金榮因此也想激活停頓了八年的忠信社，經黃振世、邱子嘉建議，改名為榮社，社址設在嵩山路振聲里隔壁前法租界公董局買辦趙振聲家里。1945年11月，榮社正式舉行成立大會，黃金榮為社長，杜月笙、楊虎、王曉籟等以來賓身份前往觀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