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以身作則全朝上下提倡節儉，明代七品縣官月工資僅400元

廉政制度在中國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早在西周初年就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六廉考核實施體系：“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禮·天官·小宰》）到了秦朝，更進一步明確為“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喜為善行，五曰恭敬多讓。”（《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到了明代，中國古代的廉政制度建設發展到了頂峰。出身貧寒的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在全國的統治以后，依然非常節儉。在應天修建宮室，只求堅固耐用，不求奇巧華麗，還讓人在墻上畫了許多歷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朱元璋每天早飯，“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他命工人給他造車子造轎子時，按規定應該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銅代替。主管的官員報告說用不了很多黃金，朱元璋卻說，他不是吝惜這點黃金，而是提倡節儉，自己應作為典范。朱元璋還在宮中命人開了一片荒來種菜吃。

朱元璋不僅自己節儉，也要求手下大臣節儉。省一級別的官員每年的工資是576石大米（相當于月薪12000元人民幣）；州一級別的官員每年的工資是192石大米（相當于月薪4000元人民幣）；縣一級別的官員每年工資是90石大米（相當于月薪1800元人民幣）。這里我們要注意以下三點。第一，當時朝廷發的都是實物工資。官員領回家的不是大米，還有諸如布匹、胡椒、蘇木等，當然也有銀子，可這一切都要按大米折算。《典故記聞》中記載：明朝的戶部曾將市價三四錢銀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場上至少賣20兩銀子。倘若以此來折算，完全把布匹當成工資來發，一位縣太爺每年才能領3匹布，這樣的粗布拿到市場上只能換2石大米（將近200公斤），月薪也就合400多塊人民幣。算下來，明朝省一級別的官員，月工資也就1000至3000多塊錢左右。第二，明朝既沒有社會福利，更沒有公費醫療，一旦官員退休，生老病死無依靠。第三，中國人自古講究“多子多福”，喜歡兒孫滿堂，官員們要是有個三妻四妾十來口子人，指望這點兒薪水糊口度日，其狀況還不如現在的下崗職工。

明代反腐力度史上最大，朱元璋“大開殺戒”

朱元璋還制定了非常嚴格的法律防止貪腐。朱元璋下令設專人每天五更時在樵樓上吹起號角，并高唱：“為君難，為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更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為了防止功臣們居功自傲，朱元璋特令工部制造了一種申誡公侯鐵榜，對他們可能發生的各種不法行為逐項規定了處罰標準。朱元璋還頒布了許多勸勉官吏的文書和誥諭，如《祖訓錄》、《臣戒錄》、《醒貪簡要錄》、《彰善癉惡錄》等。洪武18年（公元1385年）前后，朱元璋親自組織編寫了《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四本誥書，印發給各位官員，讓他們認真學習，引以為戒。《大誥》選錄了當時全國刑事案件中的官民事例，共236個條目，其中有150個條目是屬于懲治貪官污吏的，因此《大誥》實際上就是以懲治貪污為主的法規匯編。《大誥》中的許多酷刑如族誅、凌遲、極刑、梟令、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剁指、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斬趾枷令、枷項游歷等30余種都為《大明律》所未設。同一犯罪，尤其是貪污罪，《大誥》的處罰規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

朱元璋要求全體臣民戶戶有此一本，如犯笞、杖、徒、流罪名，家有《大誥》則減一等，無者則加一等。歷時三十余年才定稿完成的《大明律》，對官員貪污腐敗的行為和所承擔的刑事責任有了更加詳細的規定。其中《明律·受臟》中，列有11條，此11條大部分是官員貪污之條目，并且內容規定尤為嚴密。懲處非常重。在《戶律》重增加了多收稅糧而定罪的條款，并且刑罰非常重，官員若觸犯都要計贓且以監守自盜論處。《大明律》還特意對官員的貪瀆、偷盜、收受賄賂全部以重罪論處。若發現朝廷之中大臣有貪腐和收受賄賂的，立即處置。地方基層官員有貪腐行為的，也一并嚴厲處罰。若地方基層官員貪污60兩以上的，不但要砍頭，還要被當眾剝皮實草。

明代反腐制度風行全國、人人不可懈怠

朱元璋還把《大明律》和《大誥》作為學生的必修課程，并把他們列為科舉考試內容，就連農村最基層的單位里也要“置塾師教之”。在朱元璋的倡導下，《大誥》風行全國，人人讀之，人人講之，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出現了“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193400余人”的空前景象。另外，朱元璋還規定每縣乃至里都要建“申明亭”，把貪官污吏的名字及其罪狀列于其上，讓人人皆知，以示警戒。朱元璋還對中央監察機構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改革：在中央，朱元璋廢除了元朝的御史臺，改設為正二品衙門的都察院，將紀檢、組織、公安、司法職能集于一身，與六部尚書衙門品秩相齊，左右都御史與六部尚書合稱“七卿”。在地方，朱元璋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名為巡按御史。這些官吏是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錢谷、治安、檔案、學校、農桑、水利、風俗、民隱都是其職責考察范圍。不僅如此，明朝還允許百姓扭送不法官吏。如果明朝官吏在征收稅糧以及攤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既可以向上級官吏舉報，也可以直接扭送。對于封建時代的百姓而言，完全打破了一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傳統慣例。賦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權力，是中國幾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創舉。獎廉與懲貪相輔相成。

明代反腐力度史上最大

朱元璋反腐獎罰兼并，最終卻是“人亡政息”

朱元璋對獎廉也給予了高度重視，大膽破格提拔了很多廉吏。朱元璋多次親自召見或旌表廉能卓異者，并予以褒獎。朱元璋的諸多獎廉懲貪措施，在一段時間內收到了比較良好的，“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吏治煥然丕變矣”。更為可喜的是，這種氣象一直延續到仁宗、宣宗時代，即所謂“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然而，朱元璋的諸多獎廉懲貪措施，所仗恃的僅僅是皇帝個人的權威、個人的意志、個人的品質，在沒有法治規范、沒有民主制度約束的情況下，遲早會“人亡政息”。的確，歷史同朱元璋開了一個大玩笑，過了五六代之后，他的子孫們個個驕奢淫逸，怠于朝政，再也沒有一個人去關注吏治了。失去嚴厲管束的官員們文恬武嬉，貪污受賄之風遍及朝野，正如《明史》所說：“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復追，而太祖之法蔑如矣。”這些不肖子孫“一蟹不如一蟹”了。（來自中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