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炸彈聲中，清帝國的立憲運動，儼然成了哀兵，得到朝野上下紛紛支持，“維穩”的呼聲前所未有地成為社會主旋律。

而就在這時，依然在抵制美貨的南方，卻接連發生了幾起惡性涉外群體性命案，矛頭針對西方傳教士。

義和團式的民粹火山，似乎正被重新點燃，國際社會在驚疑之外，因此而對正在列國訪問的大清國憲政考察團，寄予了更大的期望、給予了更大的幫助。

禍起連州

最惡性的一起命案，發生在廣東連州，史稱“連州教案”。西方史學界一般稱為“連州事件”，或者“連州屠殺”。

在中國的主流歷史敘述中，這一事件是被當做人民群眾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案例。在這起“人民群眾的英勇反抗”中，被籠統地稱為“美國傳教士”的5名死者，4位是女性，其中包括一名11歲的女孩。他們是：

車以綸，女，37歲，醫生、傳教士；

裴約翰，男，26歲，醫生、牧師；

裴約翰之妻，女，27歲，醫生、傳教士；

麻林氏，女，46歲，醫生。她是教堂負責人之妻，因此，被中國人按中國特色命名為“麻林氏”，“麻”是夫姓Machle的音譯，而“林”則是父姓Wood的意譯；

愛妹，女，11歲，麻義士和麻林氏之女，她是這群“帝國主義者”中最為年輕的。

這5人，包括11歲的愛妹，在沖突中被村民亂刀砍死，尸體被扔進了河里。而教堂負責人、牧師麻義士(醫生，有的中文史料也稱為“麻醫師”)及另一女傳教士“扒姑娘”，在教民掩護下幸免于難。

這個教堂，嚴格地說其實是醫院。經過近30年的努力，美國長老會的醫療宣教士們，已經在連州菜園壩建設了男醫局(后稱惠愛醫院)、女醫局(后稱博慈醫院)、禮拜堂，由麻義士負責全局，車以綸則輔助他管理女醫局。

慘案發生在1905年10月29日，起因則是小小的噪聲紛爭。

菜園壩當地村民舉行打醮儀式，需要不斷鳴放信炮，傳教士們前往抗議，說是信炮噪聲太大，妨礙了醫院的寧靜，不利于病人，村民們則爭辯說，教堂的鐘聲也會不時響起，為什么就不會影響病人健康呢？

當天，麻義士將村民的信炮強行收走，激起眾怒，釀成沖突。這是各方的文獻都認可的，區別在于，作為傳統文獻的資料，重點描繪了傳教士們的無禮、甚至動手打當地孩子，而在沖入醫院后更是發現了解剖用的尸體，激起更大的沖突。

而教會在1906年出版的英文報告《連州殉難：十字架依然聳立在連州》，則說經當地鄉紳溝通，雙方已經解決了糾紛，鄉民們答應打醮只做最后一天，傳教士也歸還了信炮，但此時大批年輕人卻失控，不顧鄉紳勸阻，開始攻擊傳教士。各方記載都認可的是，兩所醫院和教堂被村民們付之一炬，5名美國人也被亂刀砍死——但一方的記載中，只字未提其中4人是女性，且有一個孩子。

官方的行動還是相當迅速的。得到報告后，連州知州沈麟書立即調動軍警，連夜趕往菜園壩，保護逃得性命的教士，同時大舉搜捕嫌疑人。

麻義士在官兵保護下轉移到廣州，美國駐廣州領事立即向兩廣總督岑春煊提出“嚴重交涉”。負責交涉的道臺溫宗堯，一方面要抓捕和懲辦兇手，另一方面要應對美國官方甚至美國軍方的巨大壓力。

危機應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美兩國就連州教案進行交涉之時，福建廈門和江西南昌也爆發了類似事件，矛頭針對天主教會。

廈門事件發生于3個月后的1906年2月。漳浦縣的“仙拳會”與當地天主教徒發生沖突，部分“仙拳會”成員被教徒拘禁，仙拳會首蔡禧遂率眾攻打天主教堂，并順勢攻入縣城，搗毀和焚燒其他教堂、醫院等。官兵緊急出動，捕獲蔡禧等人，用極刑處決15人，這就是“漳浦教案”。

數天后(2月22日)，南昌也發生了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南昌知縣江召棠，在與法國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討論擴大傳教權時，突然在會場暴斃——教會方面堅稱江用剪刀自盡，以期造成群體事件，阻礙天主教會擴大傳教權；而南昌的民眾則指責，教會悍然殺害江知縣。江的死亡點燃了南昌民間對教會的怒火，2月25日，數萬人攻擊各處教堂、學校，打死了王安之等9名傳教士，此即“南昌教案”。

教案頻發，美國人認為是中國政府放任民間抵制美貨的惡果。在“漳浦教案”與“南昌教案”之間(2月14日)，美國國務卿路特(此人在1912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照會駐美公使梁誠，指責中國政府未能對抵制美貨“稍示實力嚴行禁遏”，正在激起大規模的排外事件。

南昌教案發生后，路特致電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指出：“自中國每一個角落傳來不安的消息，顯示了暴風雨的降臨。而對這些事，中國政府并無自動積極的表示，它顯然已忘了義和團之亂的教訓……美國政府覺得，我們有充分權利去要求：第一，采取有效措施，以阻止1900年暴行的重演；第二，凡同情排外運動者，不論其地位高低，嚴厲處置之；第三，采有效步驟取締蔓延中的阻礙合法貿易的組織。”

美國海軍開始向中國沿海集結，而英法兩國則把軍艦開進了鄱陽湖。各種跡象都顯示，1900年義和團-八國聯軍般的噩夢，或許會再度上演。

在巨大的內外壓力下，清政府終于喊停了抵制美貨的運動，并對三起教案做了從重從快的判決。連州教案，5名被指控殺害傳教士的鄉民被斬首，中國賠償教會損失費和撫恤金共4萬多兩白銀，知州沈麟書等官員被問責革職；漳浦教案，中國賠款8萬多兩白銀；南昌教案，中國賠償“恤銀”5萬兩、教堂銀25萬兩、醫院銀10萬兩。

各方都在反思：為什么義和團運動過去了5年，中國特色的“民教沖突”(民眾與教會的沖突)依然如此嚴峻和血腥？

其實，義和團運動之后，導致“民教沖突”的本質都沒改變：那就是在“民教沖突”的表象下，并非信仰之爭，而是鄉村社會傳統的、赤裸裸的利益沖突，被披上了宗教及反宗教的外衣。

西方傳教士、尤其是天主教，為了吸引信徒、壯大教會，往往采取利益輸送的方式，比如幫教民減免租稅、幫打官司等。教會壓外交官、外交官壓清政府，這一生態鏈成為教會擴張的法寶。在利益驅動下，常常某村集體入教，而與其有沖突的鄰村，則集體加入反教陣線。教會已經作為一種現實的政治力量，深深地介入了中國傳統鄉村治理，這正是當年刺激義和團大規模興起的主要原因。

在利益“鴉片”誘導下，華人入教更多的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利益，給自己弄一身趨利避害的“洋皮”。入教在很多地方被稱為“吃教”，19世紀70年代的民諺，赤裸裸地道出了其中的利益訴求：“天主我的主，雞蛋大白薯”；“一十字，圣加號，真吃干飯假奉教”……

同樣的，反教也并非出于民族救亡的覺悟，而是基于同樣的利益考量和不同的路徑依賴。有學者統計了1860年11月到1898年10月之間直隸發生的94起教案，大多數都是口角爭毆、戶婚田產、攤派錢文等民事糾紛，其中，與經濟因素直接相關的有53起，占半數以上，而基于宗教信仰的沖突則幾乎沒有。

所謂的“民教沖突”，其實是中國式實用主義與投機取向的典型產物，魯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吃教)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這種東西，我們為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為‘上天梯’罷。”當然，在這種沖突中，教會因為有列強的武力作為后盾，往往是強勢的、占上風的一方。

至于有關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人眼睛制藥等傳言，雖然無稽，卻因為教會的傲慢與不屑，不加解釋，往往成為引爆民粹的導火線。無論從中方文獻還是外方文獻，從教會進入中國之后，似乎對這些廣泛存在的疑慮，并沒有采取過任何公關措施。而他們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斷向可憐的地方官施加壓力，加劇自己在輿論中的“被妖魔化”程度。如收容棄嬰的善舉，由于華人很少愿意把孩子送到洋教堂，天津的修女們甚至訂出辦法，為每名收養兒童付出一筆獎金，這就間接鼓勵了兒童拐賣行為。這種“收購”行為加上嬰兒的高死亡率(不少棄嬰本是有病的)，再加上不屑于解釋溝通的傲慢，自然引來猜疑。

一方面是“天主我的主，雞蛋大白薯”的現實利益沖突，另一方面是“收購棄嬰”之類的怪異舉動，教會迅速地成為民眾心理的第一假想敵。

而在1905/06年的憲政元年，所發生的慘烈“民教沖突”，似乎給列強們一個強烈的信號：要防止中國的民粹火山被點燃，不能只依靠對中國政府保持壓力，那樣反而更容易激化民粹。最佳的辦法，似乎是應當推動中國走向憲政。大清憲政考察團在歐美各國受到極為熱情的接待，或許正是體現了國際社會在防止中國民粹噴發上的“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