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先生在其《論正統》中說，歷代最高封建統治者皆以正統自居，擁有至高無上的獨裁專制權。“統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蠻野而不得謂之不義。而人民之稍強立不撓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無道諸惡名，以鋤之摧之。”而一般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則“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后人之奴隸根性而已。”正統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到了清代已達到了高度完備、登峰造極的頂點，與之相適應的封建正統皇權思想、忠君思想等政治倫理觀念，更是根深蒂固，緊緊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

既然皇帝乃“受命于天”的“真龍天子”，因此君主的權力，決不能有任何人分享。否則，即是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誅之。在震驚中外的“辛酉政變”中，清廷決定從熱河回鑾北京之時，肅順等人自恃為贊襄政務王大臣，顯然輕估了皇權思想對朝臣的巨大影響力量。而慈禧太后與小皇帝回鑾北京后。則竭力利用滿朝文武的正統皇權思想和忠君意識，將自己打扮成長久受人欺侮的孤兒寡母，肅順等人則是欺君藐上、專權謀逆的亂臣賊子，直如西漢王莽之于漢平帝及孺子嬰，東漢董卓、曹操之于漢獻帝等。慈禧與小皇帝剛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對循例前來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藐之狀”，爭取眾多大臣的同情。大學士周祖培奏稱：“何不重治其罪？”其實早在熱河之時，慈禧即密令醇郡王奕謀起草上諭，羅列了肅順等人“不能盡心和議”，反對清帝回鑾等罪名。她正是利用彌漫于朝野上下的正統皇權主義思想，發動了朝局之變，開兩宮垂簾聽政，這是咸豐帝萬萬始料未及的。

1861年11月2日，奕沂與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載垣、端華等阻止說：“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訴等人立于宮門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將肅順、載垣等人治罪。載垣、端華厲聲喝斥道：“我輩未入，詔從何來？”贊襄政務王大臣與慈禧、奕訴的斗爭已經公開白熱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衛面臨著是忠于“王事”，維護皇權，還是倒向贊襄政務王大臣一邊的抉擇。奕沂緊緊抓住人們的正統皇權和忠君思想，大聲喝道：有王命在此，“誰敢者？”遂有“侍衛數人來前，褫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薛福成：《記咸豐季年載垣、端華、肅順之伏誅》)另據王閆運的《祺祥故事》記載，當奕訴向載垣、端華出示將其治罪的上諭時，兩人面對赫赫皇權、皇命“皆相顧無語”。奕訴問其是否遵旨？載垣等只得向皇權低頭稱：“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由此可見，慈禧等人掌握著小皇帝及頒布詔旨之權，雖奉有咸豐帝遺詔的贊襄政務王大臣，也實在無可奈皇權者何，正統皇權思想在政變中的巨大影響作用充分顯示出來，誠如臺灣學者莊練先生所說：“死的皇帝敵不過活的太后。”

就慈禧個人而言，她的確善于玩弄政治權術。但人們切不可忘記的另一點是，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權力數十年之久，并非僅僅是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測的政治本領或手段，而是其特殊的地位和身分。她占有新帝生母的有利地位，更便于“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正統皇權代表者的政治優勢，在以后對恭親王奕沂的多次貶抑打擊中，在其維護個人權力的諸次斗爭中，都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

而反過來，嚴酷的封建專制讓舉國上下一潭死水，長夜無歌。臣關系變而為一種絕對的服從依附關系，后來則發展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死節愚忠觀念。在這種國家政權之下，當權者人人噤若寒蟬，誰敢輕易發表不同的聲音？不但大多數人“不說話”，少數人說了，留下白紙黑字，會招致更大麻煩。焚書坑儒，以言賈禍，史不絕書。即使偶爾有正直之士敢于發出一點稱世之音，虛驕自大的最高統治者又何能聽得進去？例如，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八個總督中只有一個搖擺觀望，其他都反對依靠這些愚民的騙術“扶清滅洋”;還有一大批巡撫持同樣的態度。在決定和還是戰的關鍵時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徐用儀、袁昶、許景澄，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緒皇帝面前直言，堅決反對向各國宣戰。他們義正辭嚴地指出：“圍攻使館，實背公法。”“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國乎？”(《清史稿》卷466)可是，在專制制度下，獨栽者不但聽不進去這些常識，還把他們的腦袋砍掉！這樣的專橫殘暴，在一些有法治傳統的西方國家，即使在中世紀也是不容許的。例如，1215年的英國《自由大憲章》的第39條就明確規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審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而在中國，時至19、20世紀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為基礎的民主、法治，這些現代社會的基本運作機制，在慈禧一類宗法專制者的頭腦中仍沒有任何位置。這當然不是某些人的認識問題。認可專制權威的文化傳統根深蒂固;加上民間社會力量尚不足牽制這些專制統治者，使他們無法為所欲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結構也就難以建立了。

中國人造出世界第一張紙，卻沒有確立書寫自由的制度。“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我們決不能低估，更不可無視正統皇權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辛亥革命勝利，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國的國體問題，從字面上看，應該說已經解決了。可是，除了袁世凱、張勛之流想公開掛出“帝國”招牌外，眾多武人、政客和御用文人心里想的、實際干的仍然是獨裁專制的勾當。

歷史經驗已經一再證明，中國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礙不在民智未開，而是官智未開。他們不是不懂得建立現代文明法制的好處，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權依法受到嚴格的監督和限制。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不應再揭的舊瘡疤，請再看看兩年前的景象：幾個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狹隘民族主義，《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書籍的大行其道。另一本《中國沒有榜樣》更聲稱是“一本從全球視野看待中國崛起模式”的普及性讀物，他們的口號是：“西方不是上帝，美國不是救世主”;“終結資本主義制度的激情之書;澄清中國觀念謬誤的清醒之作”。他們似乎忘記了，當年的中國帝王只知道當別國的“榜樣”，卻不知道吸納外國的先進經驗，他們從來不屑于“蠻夷之術”，以致當八國聯軍的堅船利炮在國門耀武揚威時，還有人沉浸在“刀槍不入”的幻覺中難以自拔。《論語·述而》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認同其他國家的社會準則是包容，取之所長棄之所短天經地義。換句話說，以先進國家為榜樣并不等于維護他國利益，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本國的尊嚴。

光緒時期，慈禧太后以瓷胎琺瑯瓶一對，贈與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維多利亞女王感到十分高興，于是大開酒筵，招待皇親和大臣來欣賞瓷瓶。從此，我國琺瑯彩瓷轟動了歐洲。能否在真正先進的文明成果面前放下身段，汲取其長，也許這正是慈禧太后與維多利亞女王的區別所在吧。前人尚能如此，后人想必不會再倒退罷？